自清末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歷了數次驟變，此一時期的中國年畫順應了時代的變遷，也呈現出新的發展趨態。上海地區的年畫可以看作其中的典型，創造了別具一格的文化現象，以直觀而生動的方式詮釋了在社會轉型時期，城市風貌和市民精神生活的變化。正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展出的“承古萌新 瑞靄迎祥——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年畫展”的最後一部分“新象：時代新年畫”，通過展示兩地館藏年畫，以上海地區年畫發展爲主脈，勾畫出近代社會風雲變幻之際，中國年畫的嬗變軌跡。

木版年畫的絕唱——上海舊校場年畫

上海本地年畫興起於晚清，因畫師和作坊集中於上海縣城舊校場一帶而發展起來。舊校場街靠近城隍廟，因廟興市，舊時爲香燭紙馬鋪肆集中之地，又是上海舉行節日慶典的場所。因此，這一帶的商戶多以經營箋扇、筆墨、書籍等文化產品以及與廟會民俗活動相關的商品爲主，許多店鋪也代銷蘇州桃花塢年畫以及桃花塢年畫的仿冒品。1860年太平軍攻陷蘇州，山塘至楓橋一帶被大火摧毀，數十家年畫作坊和所藏畫版幾乎被焚燒成灰燼。大批桃花塢年畫業主和工匠爲躲避戰亂帶着木版逃入上海。迫於生計，他們在舊校場地區重操舊業。據不完全統計，在長僅二百餘米的舊校場路上，年畫作坊已有數十家，舊校場成了老上海著名的“年畫一條街”。現存年畫上有名稱可考的有青雲齋、陸新昌、久和齋、愛蓮堂、吳長興、吳文藝齋、陳茂記、異馨齋、沈文稚、筠香閣、韓菁華齋、吳錦增、彩雲閣、義盛齋、趙一大、甘德盛、泰興、老文儀諸家。

清末上海老城廂街景

起初的舊校場年畫，或是承襲蘇州年畫創作套路，或是利用舊版直接翻印。有些年畫雖然在上海印製，但沿用了蘇州的商號，幾乎與桃花塢年畫一致。有些爲蘇州年畫的翻版，主畫面雷同，同時也融入了上海年畫的特點。2004年中國郵政推出《桃花塢木版年畫》一套四枚，其中80分的《琵琶有情》和2元的《十美踢球圖》在上海舊校場年畫中都有翻版。以《琵琶有情》爲例，郵票選用的是蘇州“王榮興”版的局部。蘇州“陳同盛”版的《玉堂富貴》主圖與《琵琶有情》相似，最明顯的區別在於《玉堂富貴》圖畫中間有一花架，上有插着牡丹的大花瓶，這也是蘇州桃花塢年畫的常見題材“花開富貴”。而《琵琶有情》的兩盆花卉卻置於畫面兩邊，畫上有題詩“琵琶亦是尋常韻，纖指揮來便有情”，落款“王榮興印”。而上海舊校場版的《琵琶有情》與王榮興版更加接近，僅在設色和人物衣着及擺設上的紋飾略有區別。舊校場版有與王榮興版題同樣的畫詩，但落款爲“庚子仲秋夢蕉”並有鈐印。此三個版本的年畫作品的筆觸和細節處理各不相同，可見商號之間的模仿痕跡。

蘇州陳同盛版《玉堂富貴》（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蘇州王榮興版《琵琶有情》（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上海舊校場版《琵琶有情》（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蘇州王榮興版《十美踢球圖》（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上海舊校場孫文雅印《京都妓院十美踢球圖》（上海圖書館藏）

值得一提的是，現存上海舊校場年畫中“古吳夢蕉”（夢樵）的作品非常多。夢蕉，即當時滬上著名畫家周慕橋。在過去的全國各地的傳統年畫中，通常只印有年畫商號，作畫者落款並不常見。但在舊校場年畫中，年畫作者落款卻很多。除了周慕橋外，還有何元俊、田子琳等。他們都曾爲《點石齋畫報》作畫，是滬上炙手可熱的畫師。另一位因《點石齋畫報》名聲大噪的畫家吳友如的名字也出現在舊校場年畫作品中，如《鬧元宵》《豫園把戲圖》《法人求和》《日本求和》等。不過，對吳友如是否從事過年畫創作一事，一直來都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點石齋畫報》等石印新聞畫報在上海的興起，對舊校場年畫的風格形成是顯而易見的。尤其體現在年畫題材的突破上。

上海舊校場年畫《日本求和》

受租界文化及城市化的影響，舊校場年畫中湧現出許多反映城市風貌、新鮮事物、時政新聞的題材，最具上海地方特色。而這些年畫創作與以《點石齋畫報》爲主的石印新聞畫報之間有莫大的關聯。例如，文儀齋制《西國車利尼大馬戲空中懸繩大戰》，描繪的是意大利車利尼馬戲團在上海租界演出的情景。據學者考證，車裏尼馬戲團曾在1882年、1886年、1889年三次來滬演出。1889年6月的《點石齋畫報》登出吳友如繪《直上幹霄》，畫面中間的“三上吊”與年畫左上角的“空中懸繩”爲同一節目。其他年畫作品如《劉永福鎮守臺南會同省番大勝》《湖絲廠放工搶親圖》《更上一層樓》《蘇州鐵路火輪車公司開往吳淞》等，都幾乎能在石印新聞畫報中找到影子。然而，年畫的創作有其隨意性和誇張性，其描述的場面雖然很具象，但未必是歷史事件的真實反映。

上海舊校場文儀齋制《西國車利尼大馬戲空中懸繩大戰》（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點石齋畫報》原稿《直上幹霄》（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上海舊校場年畫《湖絲廠放工搶親圖》（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上海舊校場年畫《更上一層樓》（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上海舊校場年畫《蘇州鐵路火輪車公司開往吳淞》（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不僅在上海，像天津、漢口等開埠較早的城市，也出現了反映社會時事、城市風貌的年畫。正是由於社會生活和人們最關心、最感興趣的事物都能及時在年畫中得到反映，年畫被譽爲“中國民間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因此，社會轉型時期隨着思想觀念變化，市民對生活有了新的美學追求，當印製更爲精美、畫面更爲時尚的月份牌走入市場時，傳統木版年畫也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天津楊柳青年畫《接財神》（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城市年畫的新銳——月份牌

一般認爲極具老上海特色的月份牌脫胎於舊校場年畫中的歷畫。歷畫是傳統年畫中的一大門類，農民根據歷畫可掌握農事的時間。月份牌的本意爲卡片式的歷書，我們現在也有過年更換新日曆的習慣。從形態上看，我們熟知的月份牌和傳統的木版年畫已經風格迥異了。

印有藥妝廣告的月份牌（by E. W. Hoyts & Co，美國，1888年）

國外也有自己的歷法，歐美等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普遍使用公曆。其實，“廣告+日曆”作爲商業推廣手段，在當時的西方國家是比較常見的。出於過年更換新日曆的習慣，許多商家會贈送印有公司信息和商品廣告的日曆卡片或掛曆。1876年1月3日的《申報》上刊佈了棋盤街海利號出售“華英月份牌”的廣告，首次出現了“月份牌”一詞。廣告中說，中國商人可以查看月份牌上的西曆，掌握外國郵船的往來日期，便於商業活動的開展。1883年12月31日《申報》上，刊登了一則豐和行買彩票贈送新年“華英月份牌”的廣告。此後，月份牌便成爲新年期間購買彩票等商品的贈品，以作推廣促銷。

美女畫像月曆(意大利，1889年)

“月份牌”一詞也被用到了傳統歷畫中，在舊校場年畫裏可以看到木版的華英月份牌年畫，即有傳統歷畫的功用，又有西化的特徵。而後，五彩石印和膠印技術的發展，使得大量工業化印製畫質更高質量更好的月份牌畫成爲可能。而隨着石印月份牌在上海乃至全國流行，“月份牌年畫”一詞也頻繁出現於報端，我們現在常用的“年畫”一詞才被普遍沿用。

1889年申報館印送中西月份牌（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舊校場年畫飛影閣刻印《光緒念八年華英月份牌》（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月份牌的出現和流行，有幾個值得一提的地方。一是將藝術形態與商業相結合，創造了一種大衆美術作品的形態，同時也起到了產品和品牌的推廣，帶來了經濟效益。起初,月份牌的固定格式爲：主圖，下方有日曆，四周有商品和廣告信息。月份牌廣告讓消費者將一般張掛於室外的廣告，張貼於室內，成爲一種居家裝飾和生活用品，創造性地轉變了廣告的傳播方式。之後，月份牌的格式也發生了變化，除了商家用於贈送的月份牌，印刷廠也看到有很多市民單純喜歡畫作，於是多印了一些純粹的美女畫，在新年時候由攤販和商店零售。有很多人一年到頭會把月份牌收藏起來，來年換新。比如鄭逸梅、魯迅等作家文人都喜歡收藏月份牌。

1940年代上海街頭小販兜售月份牌

1940年代上海街頭賣月份牌的攤位

1940年代張貼在昆明市區的月份牌年畫

二是產生了一種新的繪畫技法和創作模式。鄭曼陀首創擦筆水彩技，帶動的“曼陀風”美女畫，借鑑西洋畫中的明暗配色，使得人物形象越來越真實。後來，逐漸形成一種獨立的畫種，即“月份牌畫”。杭穉英一代把擦筆水彩美女畫推向了鼎盛，同時還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創作工作室模式。許多署名“穉英”的畫作，實際上都是杭穉英團隊通力合作的成果。

曼陀繪RuBY Queen牌香菸廣告畫（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穉英繪泰生東靛青顏料號月份牌（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三是引導了或者表現了市民的審美品位。月份牌中以時尚美女月份牌最具特色，數量也最多。雖然當時也有人指出，千篇一律的美女畫過於單調，主張其他題材的創作，但事實上，美女月份牌還是以絕對優勢佔據了主導地位。美女圖讓人們對理想化的生活產生嚮往，當時許多月份牌是照着明星海報或者社會名媛的形象創作的，同時也具有明星代言的效應。

謝之光繪月份牌，以阮玲玉爲原型

從晚清到民國，月份牌取代傳統木版年畫，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來自政府對春節習俗的強制改革。民國成立以來的短短數月內，南京臨時政府就頒佈了包括改用陽曆在內的變俗措施，通過移風易俗建立新政權的權威。然而，儘管政府努力推行陽曆新年，民衆卻並不響應，依舊歡度陰曆新年。1914年，袁世凱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批准陰曆元旦爲“春節”。此後，雖國民政府又再度規定廢除舊曆新年，查禁舊俗，但民間一直兩個新年並存。傳統習俗依舊是民族的情感寄託，而月份牌的流行也反映出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已經有所改變，新的社會習俗正在逐步建立起來。

時代號召的迴響——新年畫運動

1949年是中國社會的分水嶺，整個中國社會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轉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新年畫運動，把馬克思主義主流思想滲透到新年畫創作中。通過年畫的宣傳作用，鞏固黨對意識形態領導地位。11月27日，《人民日報》以政令形式向全國刊發蔡若虹起草、文化部長沈雁冰署名的《關於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拉開了新年畫運動的序幕。

“新年畫”又被叫做“革命年畫”。1939年2月延安魯藝木刻工作團在延安、冀魯豫、晉察冀等邊區利用年畫形式對民衆進行抗日宣傳，以服務於中國革命。也許是受到了魯迅對藝術創作的思想啓發，即“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許能夠創出一種更好的版畫”。

新中國成立後的“新年畫”是解放區新年畫的延續。相對應的，廣泛流傳在農村地區的傳統木版年畫，以及民國時期肇始於上海並流行於全國各大城市的月份牌年畫，都成了亟需改造的“舊年畫”。

“新年畫”的創作題材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更多地受到了政府部門的指導，要求“宣傳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傳共同綱領，宣傳把革命進行到底，宣傳工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此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反映社會主義建設、擁軍優屬、學習科學文化，提倡體育衛生，宣傳抗美援朝等主題的新年畫。

陝西延安年畫《雙喜臨門》（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陝西延安年畫《兄妹開荒》《擁軍花鼓》（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爲推動新年畫的創作，在政府的號召下，許多原先從事版畫、漫畫、國畫、油畫的畫家，以及李慕白、金雪塵、謝之光、張碧梧等民國時期“日進斗金”的月份牌畫家都接受了學習改造，投身到新年畫的創作中去。他們的社會身份也有了極大的轉變。

新年畫運動推行的初年，上海在印行數量上成績顯著。上海在解放前就是石印、膠印年畫的印刷出版基地，有着雄厚的生產基礎，匯聚了大批優秀的美術從業人員，自然成爲華東地區的主要年畫供應地。但此時上海生產的新年畫，已逐漸向“農民”的需求靠攏，上海本地的特色越來越淡化。

葉淺予繪《民族大團結》（1952年）

程十發繪《毛主席的話說到我們心裏》（1958年）

袁秀堂繪《慶祝五一勞動節大遊行》（1950年代）（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解放初期的新年畫運動可以看作政府對思想宣傳領域進行改造的嘗試。這場運動低估了市場的自主性，預先被設計好的供需雙方並沒有向着理想化的方向發展。新年畫逐漸脫離了年俗，把思想教育和政治宣傳功能放在了首位，但這場運動也推動了美術形式與新時代思想的接軌。

結語

縱觀近代以來上海地區年畫的發展，清晰地映射出近代中國社會的幾次轉型。舊校場年畫雖然產生於城市中，毗鄰城市化程度更高的租界，但依舊根植於中國傳統的社會和價值觀念中。從形式上、生產方式上，都還是中國傳統木版年畫的樣貌。在民國時期異軍突起的月份牌年畫，是畫家、商家、消費的互相聯動，創造出的繪畫藝術，它是一種精英階層創造的大衆化的藝術作品，也是服務商業的工業化產品。月份牌的流行，也表現了城市居民以本土化形式接收西方文化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以後創作的新年畫，充分表現了國家意志，呈現出高度統一的勢態。這一時期留下的經典年畫作品，也構成了一代中國人共同的回憶。

今天，隨着科技的發展，藝術創作手段也更加豐富多樣。如何發揮大衆藝術的感染力，傳達積極向上的時代理念，如何使文化藝術更好地構建美好生活、營造良好環境，還需要不斷探討和嘗試。不妨讓我們從年畫發展的歷史中汲取一些經驗和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