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美國中期選舉的臨近，特朗普能否繼續其熱度，正在成爲全球關注的焦點。儘管這位總統是美國有史以來最特殊的一個，廣受傳統媒體的抨擊，但大多數傳統媒體顯然並沒有充分自信可以把他趕下臺。這位“推特治國”的總統無疑正在建立一種史無前例的動員模式：通過社交媒體而非傳統媒體直接發動其支持者。對於傳統媒體而言，這無疑是令人沮喪的，不僅意味着知識精英正在喪失其對大衆注意力的決定能力，也意味着作爲政治過程中極爲重要的“第四權力”——媒體，可能正在喪失其對於政治實踐的影響力。

在這種傳統媒體被“削弱”的現象背後，是“算法型”媒體的脫穎而出。在傳統媒體時代，受衆所能接受的信息是被決定的，儘管有着激烈的市場競爭，但受衆能做的只能是從諸多信息供給當中選擇，而並不能在結構上成爲信息製造與傳播的主體。這種情況，類似於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所說的“精英提供產品、大衆進行選擇”的自由市場。在大衆自由選擇的現象背後，仍然是權威甚至威權的信息選擇與傳遞模式。作爲受衆的消費者的新聞專業主義者以他們的價值觀決定了消費者能夠接觸到的新聞。

隨着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這種信息的供求模式逐步發生了變化。雖然在互聯網初期，互聯網新聞採編仍舊延續了新聞編輯的主動操作來選擇和推送新聞的方式，但是在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尤其是大數據時代之後，社交媒體的信息供求正在越來越由“非人”的“算法”所決定。隨着個人生活的大數據化，算法會基於個人的點擊、簽到、分享、發表圖片和心情、購物、出行、娛樂甚至罰單，可以判斷出用戶的興趣愛好，精準地定位受衆究竟需要哪一類型的新聞，從而做到精準的推送。而通過算法對用戶的歷史搜索、訂閱情況、頁面停留時間、閱讀打開頻率、點贊分享、評論等數據的挖掘，也更能避免編輯專業經驗的偏見，更準確地反映出新聞的市場價值。

然而，這種市場的進化卻造成了一個革命性的後果，那就是算法媒體第一次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審查權，讓消費者的偏好而非總編輯的判斷決定了何種新聞是熱點、何種新聞上頭條。這實際上意味着，新聞生產的權力從原先新聞專業主義的一元結構開始向多元化態勢轉變。這種轉變在一方面，無疑是讓長期處於沉默與被動狀態的大衆，第一次實實在在地成爲新聞的決定者，從而推進了新聞生產的民主性，但另一方面，這種依靠偏好而非專業進行的新聞選擇也帶來了一種普遍的擔憂：這種主要依據偏好的選擇最終會讓受衆處於“偏見的繭房效應”當中。

所謂繭房效應，是美國政治學者桑斯坦在網絡烏托邦中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在互聯網時代，伴隨網絡技術的發達和網絡信息的劇增，我們能夠在海量的信息中隨意選擇我們關注的話題，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定製報紙和雜誌，每個人都擁有爲自己量身定製一份個人日報的可能。這種“個人日報”式的信息選擇行爲會導致個人生活呈現一種定式化、程序化。換句話說，雖然信息市場上的選擇是自由的，但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卻是一個越來越單一而非多樣的信息環境。長期處於過度的自主選擇的人，反而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觸機會，不知不覺間爲自己製造了一個信息繭房。這種信息繭房的出現，無疑會加劇社會的撕裂，讓社會公衆不僅沒有通過日益進步的社交技術就重大問題取得積極共識，反而會出現更加對立、封閉的小圈子，而且這些各執一端的小圈子的動員能力會由於社交媒體技術與在線籌款技術的進步而得到空前的提高。

值得指出的是，儘管目前對於算法型媒體有可能造成繭房效應的擔憂已經成爲傳統媒體精英的普遍看法，但依靠新聞專業主義與精英普遍價值觀而形成的信息環境，難道不也是一種繭房？在傳統媒體的新聞加工過程當中，不也普遍存在着遮蔽與虛僞？特朗普的支持者對於《紐約時報》提出的假新聞的指控，雖然在很多新聞人看來十分無厘頭，但是難道不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傳統新聞業的傲慢與僞善？

坦率而言，算法媒體的出現的確反映甚至加劇了社會撕裂，但從本質上來說，它只是社會撕裂的結果而非原因。特朗普的確在一定意義上撕裂了美國，但他可能只是如實地把這種撕裂反映在長期對這種撕裂視而不見的社會精英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