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內勢必會對中國經濟運行產生嚴重衝擊，由此已有很多研究機構預測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速較去年四季度有所下降（2003年“非典時期”中國經濟增速也曾大幅下降，2003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11.1%降至9.1%），與此同時，鑑於中國在全球經濟和供應鏈中已佔據着舉足輕重的位置，相應全球經濟運行也必將受到疫情的巨大幹擾，目前市場普遍預期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將被疫情拖累0.2-0.5個百分點。

數據來源：Wind

截至2018年末，中國GDP佔全球的比重接近16%，伴隨經濟總量比重的持續提升，中國在全球供給鏈中的重要性則以更快的幅度和速度在提升，例如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接近27%，高出GDP佔比近11個百分點，而按照哈佛大學的編制的各國出口商品複雜度排名情況，中國出口商品複雜度已由加入WTO之前的39名提升至19名，顯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也在快速提高；另外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最大的商品出口國，第二大商品進口國，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因此，本次疫情對中國供給能力的短期衝擊，一定會外溢性影響全球供給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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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疫情的短期衝擊之外，從長期而言，伴隨中國經濟運行主要問題已經由總量問題轉爲結構性問題，相應包括貨物和服務貿易、跨境資本流動以及貿易對手結構等方面都已發生趨勢性變化，這些趨勢性變化本身也會帶來全球供應鏈的調整。

中國人均GDP已經升至1萬美元以上，已邁入中等收入國家上方，高收入國家的既有經驗顯示，伴隨一國國民收入的上升，該國居民的跨境消費需求會大幅上升，其中包括旅遊、保險、教育等服務性支出均將持續上升，此規律在我國也存在。例如，目前我國一年的商品貿易順差已由峯值的5800億美元降至4800億美元，下降了1000億美元，同時一年的服務貿易逆差則已升至3000億美元（其中我國居民一年的境外旅遊支出就接近2300億美元），相應造成我國國際收支中經常差額已處於趨勢性下降。在這一趨勢性變化下，近三年來，我國國際收支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即不含儲備的資本和金融賬戶差額已經由之前的逆差轉爲順差，換而言之，跨境金融資本對於我國國際收支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大幅提高了國際收支的波動性，相應給政策層增加了施策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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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18年以來，受美國單邊主義的干預，逆全球化程度不斷上升，全球貿易格局的趨勢性變化進一步加速，在此大環境的變化下，中國一年的進出口總額由峯值的4.65萬億美元降至4.58萬億美元，一年的出口總額也由2.5萬億美元以上降至下方，一年的進口總額由峯值的2.15萬億美元降至2.07萬億美元，同時中國與美、歐、日間的雙邊貿易規模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綜上，中國經濟發展實際內生出的內、外需內涵及結構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外貿格局變化，加之全球貿易格局也正在發生大變化，實際上中國的變化始終是內嵌在全球調整之中，並且相互影響，這些變化均會推動全球供應鏈的深度調整，並且調整的範圍不斷擴大。

此次疫情對中國的短期衝擊，勢必將進一步加速全球供應鏈的調整，而如何應此次加速調整，就成爲與防控疫情同等重要的事情，而且與疫情應對的短期性不同，積極應對全球供應鏈調整不僅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而且更事關中國經濟轉型和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與否。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順利，尤其是中國的高端製造業順利成長，那麼中國在本次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還將繼續提升，本土製造業產成品還會成爲保持經常帳長期順差的基本力量，並且還能吸引全球直接投資繼續佈局中國，由此，我國國際收支的長期穩定狀態就有了基本保證。

但我們應該客觀認識到，在本次全球供應鏈的深度調整過程中，各國製造業的升級呈現出激烈競爭態勢，誰能搶得先機，誰就能在全球新增點確立之後，在全球供應鏈中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因此，在高端製造業成型得勢之前，還需要其他部類提供支撐和保證。具體而言，近期五部委聯合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簡稱《意見》）就是體現之一。

本文對《意見》提出的“金融30條”措施不再做具體贅述，只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對《意見》本身的宏觀意義做進一步分析。

首先，長三角地區對於全國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上海作爲金融中心對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更爲重要。截至目前，長三角地區的GDP佔全國比重爲23%，但其工業和金融業佔全國的比重均接近30%，即全國三分之一的工業和金融業的增加值來自長三角地區；而上海的金融業增加值又佔到長三角區域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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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長三角地區的具有較好的工業基礎，爲高端製造業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長三角具有對外便利、運輸條件好等先天的地理優勢，同時一直都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域，更被外部熟悉，加之該區域的微觀經濟主體活性較強，這些都爲高端製造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得長三角有望成爲新的增長極。

第三，上海在金融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等方面具有很強的優勢，加之以上海爲中心的長三角區域歷來就是包括外部資本在內的各類資本的聚集地，將上海定位於國際金融中心更有利於發揮上海的金融優勢。

第四，長三角高端製造業的先走一步，一定與金融支持離不開，而且按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宗旨，高端製造業的發展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就是一體兩面的關係，而《意見》的“金融30條”將上海的金融和長三角一體化合在一起，正是這個一體兩面的體現。

第五，《意見》的“金融30條”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金改優先權”的制度性安排，除了能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之外，還能提高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部資本的吸引力，有助於跨境資本在中國的穩定性，此點對於我國波動性正在上升的國際收支穩定至關重要，而國際收支的穩定對於市場對中國的預期和信心至關重要。

因此，上海的金改優先意在以高端製造業爲首的長三角一體化的推進，而由此促進的中國金融更大範圍、更深程度、更高水平的開放和以高端製造業爲首的產業鏈的升級，則是我們應對全球供應鏈調整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