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期間，《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中國機長》三部主旋律影片“三足鼎立”，扛起了國慶檔的票房。其中，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攀登者》將關注點放到“登山”這個國內不常見的電影題材上，尤其引入關注。

《攀登者》中的兩個時間點均有真實歷史可依。1960年，中國登山隊貢布、王富洲、屈銀華3名隊員完成世界上首次從北坡登上珠峯的壯舉，但由於沒有留下影像資料，一直不被國際承認；1975年，中國登山隊再次衝擊珠峯，共有9人成功登頂，其中包括一名女隊員潘多。

《攀登者》

這兩段登山歷史交錯閃回，構成了《攀登者》中激動人心的故事。除了強大的明星陣容，《攀登者》還請來了茅盾文學獎得主、藏族作家阿來擔任編劇。電影上映之際，他創作的文學劇本《攀登者》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一直都關注這段歷史。”由於拍攝週期緊張，留給劇本創作的時間十分有限，接到創作邀請後，從起筆到完成初稿，阿來只用了兩週時間，堪稱“神速”，阿來坦言速度背後源於自己長期的積累。他自己熱愛登山，前輩登山者的事蹟他也早有了解，甚至找機會見過許多當年的登山者，阿來和他們握手，經常伸出手，卻發現對方袖子是空的。

這些多年來阿來傾聽過的故事，以及積累下來的真實可感的細節和感受，成了《攀登者》中的脈絡和素材，“書中的很多細節都是真實的，瞎編不來。而且我覺得，對於這些平凡人的英雄事蹟，胡編亂造本身也是對他們的一種冒犯。”

9月29日，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阿來，雖然電影已經開始上映，但他坦言自己打算過一段時間再走進影院。最終上映的影片和阿來寫成的文學劇本不盡相同，阿來表示出版自己的劇本，是想要“保留一個能更充分展示自己個性的劇本”，“大家也可以把電影和原始劇本兩相比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阿來 資料圖。 來源：@阿來

【對話】

兩週時間完成劇本

澎湃新聞：寫劇本只用了不到兩週，也可以說是一氣呵成了，爲什麼這麼快？

阿來：去年這個時候我剛寫完《雲中記》，上影的董事長任仲倫突然找到我，說要拍《攀登者》這個戲，希望我寫劇本。當時這個電影已經確定要在今年十一期間上映，時間非常短，從寫劇本到拍攝完成上映只有一年時間。留給我總的寫作劇本的時間只有一個月多一點，因爲電影中冰雪的場景太多，只能在冬天拍攝，當時馬上要進入拍攝，到11月中旬就開機了。

劇本寫好之後，我後來還修改過一版，但當時那兩週確實是用了很多精力集中寫作，連出國都帶着寫。

澎湃新聞：之前連自己的小說影視劇都拒絕當編劇，爲什麼這次同意了？而且是創作一個全新的劇本。

阿來：如果改編自己的東西，故事之前已經講過了，再講一遍就沒有興趣了，純粹是碼字換錢。我還是希望寫一個新故事，《攀登者》只不過是用劇本的形式去寫。寫作一個新故事這件事有吸引我的地方，能夠發現故事中蘊含的值得發掘的東西。但如果是寫過小說之後改成劇本，多半我還是讓別人改。

接下這個劇本一方面是因爲我自己比較喜歡山，在登山技術方面也比較熟。登山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事情，怎麼解繩索、怎麼用工具，都有專門性的知識，我雖然沒有爬到珠峯那麼高過，但還是有登山經歷，有專業知識。

澎湃新聞：我看劇本的時候注意到你描寫到很多關於登山非常細節性、專業性的東西，當時也很好奇你是事先做了很多功課還是你自己本身就登過山。

阿來：作爲經常在山上走的人，這些細節還是清楚的，不然上去下不來。

澎湃新聞：你自己登過最高的是什麼山？

阿來：每個人登山的目的不同。有的人就是爲了創造登高紀錄，我們在山裏是爲了更廣泛的考察。我登山一般不會超過6000米，因爲超過5000米，山上一般就沒有什麼生命痕跡了。我自己是希望在生命世界去觀察動物、植物。每個進山的人目的是不一樣的，追求也是不一樣的，我主要是去觀察高海拔頑強的動植物生命，而不是爲了刷新登山記錄。五六千米的山有時候就爬上去了，但我沒有刻意去登頂。

《攀登者》劇照

始終關注中國登珠峯這段歷史

澎湃新聞：是接到劇本創作任務就馬上開始寫了是嗎？

阿來：我剛好自己熱愛登山，前輩登山家的事蹟我之前就都很熟，而且其中很多人我都有接觸，比如1960年衝擊頂峯的4人組，3個人登頂成功，一個人差點上去，4個人我都接觸過。最後一次採訪過他們之後，不到一年時間就走了3個。後來那些登山者見到的就更多了，我不光了解他們是怎麼登山的，他們的性格、經歷，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我都多少了解。如果沒有這些平時的積累，一下子是憋不出這些東西的。

澎湃新聞：那在接觸、採訪這些人的過程中，是否有把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真實細節、故事寫到劇本中？

阿來：那些生動的細節是編不出來的。比如書裏寫到李國樑犧牲以後，他的戀人後來登珠峯，把他骨灰帶上了山頂。這就是後來我採訪西藏一個女登山家瞭解到的故事，雖然不是發生在1975年登珠峯那次。西藏登山隊後來成功登上了所有14座高於8000米的山峯，其中就有一對夫婦，丈夫在登其中一座山過程中犧牲了。後來這位女登山家去攀登她丈夫失去生命、沒有成功登頂的這座山峯的時候，就把丈夫的骨灰帶到山頂幫助他完成心願，還把一部分骨灰留在山頂。

書中的很多細節都是真實的，這些瞎編不來。而且我覺得，對於這些平凡人的英雄事蹟，胡編亂造本身也是對他們的一種冒犯。

澎湃新聞：劇本中涉及了很多真實人物，比如夏伯渝在當年登珠峯的過程中失去了雙腿，去年5月他以69歲高齡，成爲第一個無腿登頂珠峯成功的人。在劇本結尾處，你寫到的“夏伯陽”這個人物多年之後也登上了珠峯。

阿來：對的，我把這個人物命名爲夏伯陽，是因爲夏伯陽是蘇聯的戰鬥英雄，那時候很多人是很崇拜他的，後來劇裏面把這個名字改掉了，其實是很有時代氣息的一個名字（注：即胡歌扮演的楊光）。

我在寫作期間認識了老夏，他通過現在商業化登山成功登頂了，我也把這段寫進了劇本結尾，這和當年的國家使命是不可同日而語，但商業化登山確實也是一種方式，讓當年未能登頂心懷遺憾的人現在有機會衝擊珠峯。

《攀登者》劇照

澎湃新聞：你對登山這段歷史的關注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阿來：我始終都關注。現在有些人是需要寫作纔去臨時蒐集資料，我覺得我們應該多去了解這個世界，不要那麼功利。現在大家都關注娛樂圈八卦，我覺得倒不如多去了解一些這些東西。

我之前就知道很多關於登山者的事情，也見過很多人。他們都爲登頂珠峯付出了很多，我和當年登珠峯的人握手，經常伸出手去發現（對方袖子）是空的。到這個劇本找到我，距離我最後和那些登山者見面、告別已經五六年了，當時我去了解他們的故事，並沒有說是爲了去寫點什麼，就是出於興趣。

不該忘記未能成功登頂的人

澎湃新聞：現在出版的這個劇本是最初的版本嗎？

阿來：這是第二稿。爲什麼我想出這個書，是因爲我知道劇方拿到劇本到拍成電影，最後肯定還是要做改動。我想保留一個劇本的原始面貌，保留一個能更充分展示我的個性的劇本。大家也可以把電影和原始劇本兩相比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澎湃新聞：看劇本時候印象很深的一點是，你花了很多筆墨去寫那些因爲各種原因沒能登上珠峯的人。趙軍釗燙傷了，還有隊員因爲襪子沒烤乾凍傷，夏伯陽則是因爲把睡袋讓給別人凍傷了。到最後一次真正登頂成功反而只有簡單幾筆。爲什麼把焦點對準這些人？

阿來：對，這個劇本我始終堅持一種比較現實主義的風格。對文學而言，付出努力而未能成功的犧牲者，他們的故事命運有更多打動人的力量。

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只有成功，登山本身就是一個團隊的事情，一些人成爲英雄，背後有無數人的犧牲和付出去支撐。比如1960年中國第一次成功登頂珠峯，做出很大貢獻的是未能登頂的劉連滿。他在陡峭的第二階梯處搭人梯把其他3個人送上去，把自己體力耗盡了，只能留下。在那麼高的海拔，又冷又餓，大家都以爲他要死了。他自己也覺得自己肯定要死了，隊友留給他的氧氣他也沒有用，寫了紙條說把氧氣留給隊友們下山時候使用，然後把氧氣關掉，在那裏等死。後來隊友下山之後他奇蹟般地活下來了。但最後得到更多獻花掌聲的，是那3個成功登頂的隊友，不是說他們不應該（得到這些），但我們也不該忘記未能成功登頂的人。

澎湃新聞：你是個自然愛好者，經常關注動植物，但登山似乎更偏向於人如何去挑戰自然，你怎麼看其中的區別？

阿來：1960年的登山和現在不一樣，不是簡單的戶外運動，是我們要在自己的領土上打上印記。那時候登山，有宣誓主權的含義，意義非常重大。1975年那次登山，同時是對珠峯大規模的科學考察，有些科學家都犧牲在那裏。

當然今天登珠峯已經是很商業化的活動，登珠峯的人都有錢，確實也會製造大量的垃圾，今天要提倡環保，就是希望登山的人顧及環境，把帶上山的垃圾再帶下來，並不是說珠峯就不能登。

今天登山的人動機都非常複雜，但不管什麼動機，通過登山達成動機的同時，要記住在完成自己傳奇的同時，不能像之前那樣把垃圾扔在峯頂一拍屁股就走人，這確實對珠峯環境造成了負擔。尤其是現在全球變暖之後，很多垃圾隨着冰川融化開始向山下的水源滲透，這確實需要引起注意。但我也反對原教旨主義認爲珠峯不能登的態度，珠峯也只是一個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