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她正在做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關注到明清時期大量出現的“商書”——商人們寫的介紹從商經驗、傳授經商技巧的書。長期以來，商書因爲閱讀對象的整體文化程度較低，主要都是在底層社會流傳，但張海英說，商書同樣也是管窺明清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裏面的很多內容，或許比正史更能反映出當時的真實社會狀況。

原標題：“商書”裏的明清商人，再有錢也還是官府的韭菜

這些商書，像《清明上河圖》一樣綿密、細緻地展現了當時文人和官方記載中都很少提及的民間生活狀況、民間實用知識，文字淺顯易懂，便於記憶。

張海英住在上海楊浦區時，經常去家附近的彰武路菜場買菜。她喜歡和商販們聊天，久而久之有小販遠遠看到她就會熱情地大聲招徠：“你來！你來！”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她正在做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關注到明清時期大量出現的“商書”——商人們寫的介紹從商經驗、傳授經商技巧的書。與文人墨客卷帙浩繁的傳世之作相比，那都是些不太上臺面的書，作者既有類似菜場裏和她相熟的底層魚販、菜販，也有富甲一方的大布商、鹽商、典當行老闆。這些商書文辭雖然淺顯，但卻閃爍着明清商人的勤勉、智慧，還有官商關係之下的畏懼和苦惱，是研究明清社會、經濟生活難得的文獻。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很少在這方面做系統、深入的研究。

如今，已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的張海英，在蒐集和研讀了幾十種公開刊印的商書以及大量手抄本後，終於完成了一部填補研究空白的著作——《走向大衆的“計然之術”：明清時期的商書研究》，展現出明清商業經濟不爲人知的一面。

真實展現商人心理世界

中國商業歷史悠久，早在商周時代就已出現。當時工商業爲王室官府所壟斷，私人沒有資格從商，自然沒有與經商相關的歷史文獻。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諸如子貢、范蠡、白圭等著名大商人，他們的一些經商理念和方法流傳下來，成爲古代商書的雛形。但張海英認爲，這些內容的真實性已經很難言說了，“在流傳過程中可能經過多次改寫”。

直到明朝後期，才真正大批出現傳授商業知識的出版物，那就是所謂“商書”。尤其是商幫的出現，使得商書有了相對固定的閱讀羣體，發展更加迅速。到了清朝，商書不管是內容還是種類都已經非常豐富，發行量也隨之劇增。“這標誌着中國商業在歷經數千年發展後，商人們日趨成熟，開始形成屬於自己的行業準則或指導原則。”

徽州在明清時期號稱“十戶人家九爲商”，現存的商書也主要是徽州和山西商人編撰出版、四處流佈的。商書的內容主要分兩大塊，一是爲初入商海的人提供瞭解市場與貿易的入門須知，二是爲攜帶鉅額資金往返於產地和市場之間的商幫，提示路程引導以及注意事項。

這些商書，像《清明上河圖》一樣綿密、細緻地展現了當時文人和官方記載中都很少提及的民間生活狀況、民間實用知識，如魚販寫的魚蝦名歌，菜販們加了注音的菜名歌訣，如何辨識銀子成色、米麥好壞的歌訣……文字淺顯易懂，便於記憶。“沒有長期從商積累下來的專業經驗和生活智慧，是寫不出這些內容的。”張海英說，這也是商書值得研究的原因之一。

當時還出現了很多手抄本。有意思的是，在將刊印本和手抄本的內容加以比對後，張海英發現，受衆更少的手抄本，展現了更加真實的商人心理世界。尤其是關於商業倫理的闡釋，在公開刊行的商書中內容都非常“正能量”，處處強調從商者需堅持的基本職業道德，如“童叟無欺”“誠信爲本”等。但在多個手抄本中，作者又對子弟和學徒說，如果按照以前流傳的方法做生意，“鬼也不上門”；而是要“該真則真，需假則假，還要帶三分奉承”，顧客才覺得親熟，願意購買，因爲如今世道已經變了，所以經商思路也要隨之靈活變化。

管窺明清社會變遷

長期以來，商書因爲閱讀對象的整體文化程度較低，主要都是在底層社會流傳，但張海英說，商書同樣也是管窺明清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裏面的很多內容，或許比正史更能反映出當時的真實社會狀況。

隆慶元年，明朝政府宣佈取消海禁，中國捲入全球化貿易浪潮，源源不斷的白銀隨着貿易商船的到來而流入。中國商人在財富普遍激增的同時，也面臨一個巨大的新挑戰，那就是如何識別外國銀幣的真僞與成色。當時有不少商書，就應運增加了這部分內容，比如《商賈便覽》中專門有“辨銀要譜”一節，介紹了交趾、紅毛等國所出的洋錢，還有很多與外商打交道的經驗，可謂是早期外貿記載之一。

到了晚明時期，江南經濟極度發達，當時松江府及其周邊地區的棉紡織品遠銷海內外，逐漸形成若干名牌產品。與此同時，“山寨貨”也開始出現。順治十六年，松江知府還在衙門口刻立石碑，對牙行奸商的假冒行爲做出裁決，並號召商賈貿易布匹“惟憑字號識認，以昭信義”。不過假冒現象依然屢禁不止，康熙四年、乾隆元年，官府都不得不一再重申禁令。此時的商書，隨之出現大量強調商業倫理的內容，比如講求公平交易、誠實無欺、重恩守信等。“這是商書的共同特徵，也是商書得以流傳數百年的內在因素。”張海英的導師、著名歷史學家樊樹志說。

在張海英看來，明清商書中還有一個彌足珍貴的地方，就是商人們在其中記載的對官府的真實心態，是研究當時營商環境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儘管明清商人的社會地位較前朝有所提升，但他們還是普遍有對經商不易的感嘆，“是官當敬”“官無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權可制人”。張海英指出：“這個訓誡是值得關注的，說明在當時的制度環境下，敬官、畏官傾向在明清商人中是普遍存在的，商人始終走在權力與經濟交織的鋼絲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