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百年戰爭因歷時116年，被人認爲是綿延最久的國戰。

而實際上，唐朝與吐蕃的百年國戰，不論在戰爭頻次、戰場寬度、戰役烈度上，均遠超英法戰爭。

兩國在200年的交往史上，戰火橫飛的歲月長達150餘年，見諸史端的大戰180餘次。

兵鋒所及之處，東起川西劍南、中含河西隴右、西至中亞河中，在綿延數千裏的戰線上，兩國奇謀詭詐盡出，名臣悍將嗜血。

對於這場人類戰爭史上罕見的搏殺，至今尚未有一部全景式論述的著作問世。導致很多人對其認識，都顯得不夠全面。

大家在津津樂道，大非川之戰、石堡城之戰、吐蕃陷長安之戰、維州之戰時，卻沒有想到，一城一地之得失，一勝一負之計量，並不足以反映百年國戰的全貌，甚至不能左右這場國家對決的進程。

加之，很多人對吐蕃、唐朝瞭解不夠詳細，出現了所謂“蕞爾吐蕃，何抗大唐”、“唐朝一敗百年”，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調。

當一場戰爭發展到國戰的層面，真正比拼的是經濟底蘊和動員能力。

已不能再用一場或幾場戰爭的勝負來加以衡量。

吐蕃軍隊攻入長安，並不代表唐朝完敗；韋皋的維州之戰，也不代表唐朝完勝。

這些戰例，只是國戰起伏曲線的一部分，不過代表某一特定階段，誰居於戰場優勢地位，或形成了上下異位的轉折點。

縱觀整個唐蕃國戰的全局，最準確的形容詞是——相持。

兩個體量巨大的國家，在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戰爭中，均未表現出擊垮對手的能力。

殘酷的拉鋸戰，纔是最常見的戰爭格局。

如果真是“蕞爾小蕃”或“一敗百年”，恐怕早就結束了，又何用百年之久？

但相持並不意味着均等，唐蕃不斷交替領先，且各具優勢，才讓這場國戰變得如此血光四溢。以我個人對唐蕃兩國的理解，百年國戰大概可以分爲五個階段：

一、試探期唐朝稍有優勢（松贊干布與太宗的時期）；

二、吐蕃初佔上風（祿東贊、欽陵與高宗、武周時期）；

三、唐朝重奪主導權（赤德祖贊與唐玄宗時期）；

四、吐蕃全面優勢（赤松德贊與唐肅宗、代宗時期）；

五、雙方重回均勢（赤祖德贊與唐德宗、憲宗時期）。

一、兩國互相試探的階段

唐蕃兩國堪稱一生之敵，幾乎同時崛起，在最強時迎頭相撞，等吐蕃王朝崩潰，唐朝也走向日落黃昏。

在兩國交往初期，雙方處於完全陌生的狀態，“不知唐之大，不知蕃之遠。”

唐史中對吐蕃最初描述爲“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其地氣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麥……，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麥熟爲歲首。”

這番草莽初創的樣貌，難怪吐蕃第一次請嫁公主時，會遭到李世民的斷然拒絕。

即便唐朝的公主產能高，存量足，但和親作爲一種政治工具，達不到相應的門檻，李世民還是不會使用的。

就在這種互不瞭解的狀態下，唐蕃爆發了第一次軍事衝突——松州之戰。

松州之戰規模很小，不過各自損兵千餘人，這種規模的戰役，在之後的戰爭中，甚至可能難見史端。

但作爲第一次交鋒，松州之戰的意義在於，兩國分別認識到了對手的實力，並用和親方式形成了戰略平衡。

從吐蕃的角度來說，此戰的意義在於：

其一，確定了向北發展，先佔吐谷渾的國家戰略。

19年後，祿東贊第二次率軍走下高原，是此戰略的延續。

其二、以迎娶公主的方式，獲得了時任霸主的認可。

其三、納入唐朝的“天下體系”後，獲得了技術支持，及留學長安的權利。

反觀唐朝，則有如下收益：

首先、西南邊疆二十年的和平安寧。

其次、爲吐谷渾復國，保證了河西走廊戰略緩衝區的安全。

再次、藉此時間瓦解了更具威脅的西突厥汗國，在北疆建立了以伊、西、庭三州爲基礎的統治結構。

最後，“天下體系”又多了一個小兄弟，再次證明了老大的地位。

所以，松州之戰是個雙方各得其便的結果。

如果一定要說誰受益更多，似乎吐蕃稍占上風。

因爲以論欽陵爲代表的一干留學生，深刻了解了唐朝的政治軍事結構，爲之後的征戰奠定了基礎。

反觀唐朝，李世民敢於將吐蕃納入“天下結構”，首先基於自信，認爲有能力對其進行管控。

但唐朝君臣未能清醒認識，吐蕃王朝“遊牧外衣農耕文明”的特質。長期將其等同於爆發力強，但韌勁不足的純遊牧政權。

這種錯誤的認知，造成了日後戰爭中一系列錯誤的預判。

唐高宗總章二年（669年）二、高宗、武周時期，吐蕃初次領先

公元650年（永徽元年），唐高宗李治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很多人都醉心於，高宗時唐朝疆域拓展至極大值，並將其歸功於李治。

但其實，李治本身的執政能力很一般，政策多爲蕭規曹隨，延續李世民的思路。

雖然，其任內唐朝人口，從貞觀年間不滿300萬戶，增加到了380萬戶。

657年滅西突厥、660年滅百濟、668年滅高句麗，唐朝版圖東起朝鮮半島，西臨鹹海（一說裏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橫山，史稱“永徽之治”。

但由於人口的增加，土地兼併劇烈，初唐實施的府兵制已名存實亡，唐軍戰鬥力遭到嚴重削弱。

另外，李治綿柔的性格，也讓他經常處於舉棋不定，謀而無斷的狀態。

針對吐谷渾的重要性，及吐蕃快速崛起的威脅，唐庭君臣曾有多次朝議，但最終皆無果而終。

直接導致吐蕃吞併吐谷渾後，對河隴、西域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從一定程度上說，吐蕃能成爲唐朝的一生之敵，李治要負很大的責任。

反觀吐蕃，松贊干布去世後，雖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裏，王室大權旁落，進入權相時期。

但祿東贊、贊悉若、論欽陵父子三人確爲人中龍鳳，內政外交皆有可圈可點之處。

尤其是通過外交上的麻痹，順利拿下吐谷渾，給吐蕃走向王朝，搏取了第一塊“帝國拼版”。

此後，唐蕃兩軍爆發的大非川之戰、青海之戰，都可以看做爲吐谷渾之爭的延續，但唐軍的數次努力，皆以慘敗告終。

但即便如此，唐軍並非全無還手之力，在婁師德、黑齒常之等將屯駐河西后，唐朝初步穩定了防禦體系，河隴之地的戰爭態勢逐漸轉向平衡。

而在西域，受限於南疆沙漠綠洲的地理特點，唐蕃兩軍都表現的極其掙扎。誰都無力實施穩定的控制，周邊部落的向背取捨，成了左右格局的砝碼。

因此，從670年（高宗咸亨元年）至692年（武周長壽元年）的22年間，安西四鎮六度易手。

直到唐軍在突騎施的配合下，不惜重兵屯住，纔算將控制權保持到安史之亂後。

由此可見，高宗時期吐蕃已養虎爲患，雖武周時通過一系列反擊，雙方重新形成平衡。

但這種平衡是吐蕃擁有戰爭優勢下的平衡，已不再是李世民時期的平衡。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年）三、唐朝重奪主導權（赤德祖贊與唐玄宗時期）

唐玄宗時期的唐蕃戰爭關係，大致可分爲開元、天寶兩個階段。

其中，開元時期兩國間的戰爭，依舊延續了吐蕃稍居上風的狀態。

不過此時，唐朝君臣已從之前，將主要注意力放在東西突厥、高句麗，轉而開始將吐蕃視作最大的勁敵。

唐蕃關係呈現出，極其有趣的戰和交替節奏。

711—714年，爲金城公主入嫁後的和平時期；

714—716年，戰火初燃；

716—722年，再度迴歸和平歲月；

722—729年，戰端再起；

730—736年，又是和平歲月；

737—741年，又變成戰爭年代。

之所以會打出這種有節奏的狀態，其原因在於，主動發起方基本都是吐蕃。

打幾年後發現獲益寥寥，便以金城公主的名義向唐朝請和。

然後，攢幾年力量再打一段。

期間，吐蕃在東至劍南，西至勃律的戰場上反覆嘗試，安戎城(四川茂汶西)、石堡城、祁連城(甘肅民樂)、常樂縣、大莫門城（青海龍羊峽）、瓜州（甘肅酒泉）、涼州、甘州、姑墨州（新疆阿克蘇）、大石城（新疆烏什縣）、大小勃律，都曾作爲兩軍搏命的戰場。

由於戰事實在太多，一度導致金城公主和夫婿赤德祖讚的關係幾近破裂，公主甚至萌生了出走個失密國（今克什米爾）的念頭。

而738年（開元二十六年）6月，唐朝搗毀赤嶺（青海日月山）盟誓碑和禁絕互市的態度，也標誌着孱弱的和平消盡，大打出手時期的到來。

“天寶”年間（742年—756年），作爲唐朝的第二個巔峯期，賦稅戶籍達到了890萬戶的巨量，可耕地面積達到850萬頃，官倉存糧達9600萬石，長安米價最低時每鬥僅需十三文。

在軍備改革上，玄宗接受了宰相張說的建議，從關內招募到軍士12萬人充做"長從宿衛"（"長征健兒"）。

隨着，唐朝從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轉向，戍邊邊疆的將士逐漸發展爲職業化軍隊，戰鬥技能與協作能力迅速提升。

正是基於唐朝全方位的提升，纔會有崔希逸、杜希望、王忠嗣、皇甫惟明、王倕破、高仙芝、封常青、哥舒翰一干名將的大勝，甚至贊普之子琅支都死於軍中。

當然，唐軍重奪優勢，不代表吐蕃全無還手之力，就像高中武后時，唐軍也不是沒有勝績一樣。

雙方圍繞石堡城（吐蕃稱鐵刃城）的博弈，就能非常明顯的反映出兩軍的戰爭態勢。

石堡城作爲邊境地區重要的戰略支撐點，唐蕃兩軍在90餘年中，五度易手。天寶八年（749年），哥舒翰在付出了慘重傷亡之下，才從吐蕃手中將其奪下。

這充分說明，即便在唐朝最鼎盛的時期，吐蕃軍隊的戰力依舊與唐軍旗鼓相當。

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四、吐蕃獲得全面優勢（赤松德贊與唐肅宗、代宗時期）

爆發於天寶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也是唐蕃兩國戰爭態勢的轉折點。

隨着，動亂的加深和割據勢力的顯現，在此後三十餘年間，吐蕃軍隊獲得了碾壓性的優勢。

綜合各種唐史的記載，至代宗廣德元年（763），蘭州（甘肅蘭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肅東鄉）、鄯州（青海樂都）、洮州（甘肅臨潭）、岷州（甘肅岷縣）、秦州（甘肅秦安）、成州（甘肅西和）、渭州（甘肅隴西）等數十州已經相繼淪沒，吐蕃牢牢控制了整個河、隴地區。

其中，764年(代宗廣德二年)涼州失陷，意味着吐蕃截斷了河西走廊，西域正式成爲一塊飛地。

此後，在吐蕃的打擊下，西部唐軍不斷向西退卻（766年陷甘州、肅州，776陷瓜州、786年陷沙州），東部唐軍則只能憑藉隴山的地形，苦苦支撐，吐蕃攻入長安便發生在此段時間（代宗廣德元年，763）。

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吐蕃攻入長安是標誌性事件，但並非轉折性事件。

因爲，唐朝收復長安後，即刻調整了軍事部署，將唐軍中最能打的朔方軍和郭子儀、馬璘、李抱玉，從東線平叛戰場調至京西防禦。

此後，唐蕃兩軍便一直圍繞隴山防線苦戰，吐蕃始終未能再度突入關中。

但無論如何，肅宗、代宗、德宗三朝，吐蕃佔據絕對的優勢，唐軍只固守戰略支撐點，做困獸之鬥。

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年）五、雙方重回均勢（赤祖德贊與唐德宗、憲宗時期）

很多人對吐蕃強大的印象，多源於安史之亂後，其對唐軍的碾壓性優勢。

也確實，這段歲月足夠的長，大約從756年（唐肅宗至德元年）一直持續到786年（唐德宗貞元二年）。

但需要注意一點，在唐蕃綿延千里的戰線上，吐蕃軍隊能予取予求之處，也僅限於河隴一地。

在東部的劍南、北部的朔方、西部的西域，不論是唐軍還是蕃軍，都打得非常掙扎。

其原因其實很簡單，川西的深山溝谷、朔方的冬季寒流、西域的沙漠綠洲，對任何一方都是嚴峻的考驗。

即便吐蕃軍隊對後勤的需求較低，但吐蕃人也是人，嚴苛的自然環境對進攻方，會顯得更加嚴苛。

在長達三十年的進攻狂潮後，吐蕃終於打累了。

陳寅恪先生在述及唐朝政治史時曾雲:“吐蕃之國勢，自貞元時開始衰弱。”

“貞元”爲唐德宗李適年號，自785年正月至—805年八月，共計21年。

對應吐蕃歷史，爲赤松德贊執政中晚期（798年－815年在位）、牟尼贊普（797—798年在位）及赤德松贊（798—815年在位）父子三人。

陳寅恪先生所指，應爲吐蕃國勢自赤松德贊父子時期，開始趨於衰弱。

從軍事上說，利於吐蕃攻佔的地區，皆以歸於吐蕃所有，剩下的全是難啃的硬骨頭。

在進攻收益日漸攤薄，以戰養戰策略難以爲繼之時，其國內大規模的興佛運動，消耗了巨量的國家資源，這讓吐蕃國內經濟愈發捉襟見肘。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年）

而唐軍則在固守隴山（六盤山）防線之餘，開始通過一系列築城建堡的戰役，逐漸將防禦的觸角外延。

另外，唐朝通過一系列稅收改革，逐步穩定了國內的經濟。

尤其是805年八月，號稱“小太宗”的唐憲宗繼承皇位。

他繼位後，勵精圖治、重用賢良、改革弊政、勤勉政事，討劉闢、除李琦、收魏博、平淮西，“自廣德（唐代宗）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史稱“元和中興”。

此漲彼落間，唐朝憑人口基數和經濟總量，數量級上的優勢，從全無還手之力的窘境中掙脫。

同時，李泌爲唐德宗構建的“東和南詔、北聯回鶻、西結大食”的困蕃之策也初見成效。

貞元十七年(801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在南詔與川西諸羌的配合下，兵分九路，向吐蕃所屬維、保(理縣北孟屯河中下游)、松州(四川松潘)、棲雞、老翁城等地發起進攻。

維州地形

戰事從八月持續到十二月，雙方主力在雅州（四川雅安）城外的決戰，以吐蕃慘敗告終。

隨後，唐軍繼續向西南推進連克吐蕃多座城堡。另一支唐軍則在南詔軍隊的配合下，強渡瀘水（大渡河）繞至吐蕃軍隊後方，決堤水淹吐蕃軍營。吐蕃軍隊大潰，被唐軍合圍在鹿危山的山谷之中全軍覆滅。

當唐軍兵圍維州後，赤祖德贊命內大相論莽熱領兵自鹽（陝西定邊縣）、夏（陝西靖邊縣）二州千里來援，韋皋以逸待勞，再次大敗吐蕃，生擒論莽熱。

論莽熱也成了二百年唐蕃戰爭史上，品級最高的吐蕃俘虜。

維州之戰中，唐軍發起主動進攻，標誌着兩國重回平衡態勢。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期，已徹底結束。

此時，唐蕃兩國都已無心戀戰。

公元821年（唐穆宗，長慶元年）4月，唐蕃兩國再度達成協議，分別在長安、拉薩和邊境線三地祭天盟誓，立碑爲證。

這是唐蕃八次會盟中的最後一次，它也成了唐蕃和平修睦歲月的最後見證。

之後二十多年裏，唐蕃邊境基本保持了平靜，直到公元842年（唐武宗會昌二年）吐蕃脆亡。

漫長的唐蕃國戰，始於雙方對生存空間的爭奪。

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斷非一人一事的好惡而起。

而百年國戰以盟誓方式終結，也非源於戰爭訴求的消失，而是雙方重回均勢，誰都有心無力。

所以，相持纔是唐蕃戰爭的主旋律，沒有任何一方有能力擊倒對手，纔有了漫長而殘酷的百年戰爭。

單純以一戰得失來權衡百年戰爭，都是偏頗而淺陋的認知。

這場全景式的戰爭，最終比拼的，無疑是國家的經濟底蘊及戰略動員能力。

因此，貌似長期擁有戰爭主導權的吐蕃，纔會早於唐朝崩盤。

這並非吐蕃軍隊戰鬥力差，而是吐蕃國力的底蘊遠遜於唐朝。詳解歷史細節，釐清來龍去脈，視角不同的中國歷史！歡迎關注“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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