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國醫館所擬定的許多中醫改進方案，包括《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與《統一病名建議書》等，皆被認爲僅用現成的西醫或所謂西方科學分類法來硬套龐雜的中醫學說，以致無法抓住重點與改革的方向，而備受各方批評。大凡當時國醫，仍會肯定自家的某些理論，再去匯通西醫的新理論，例如葉谷紅認爲，國醫過去用氣化來解釋藥效對人體所產生的作用，已非常有效，現在只要理解了細菌，以及中醫過往治療傳染病最常用的汗、吐、下三法是在“排除毒素”的原理，則國醫即可以輕易應付傳染病的肆虐。

原標題：國醫的“科學化”之路：近代中醫的轉型與再造 

中醫學在近代的轉型可謂跌跌撞撞、篳路藍縷，絕不僅是“中西匯通”、放開心胸接納近代科學等寥寥數語所能簡略帶過的。

“國醫”一詞大致生成於20世紀20年代後期。“國醫”一詞所包含的討論面向很廣：中醫學自身的改革；民國醫史的發展；在科學化、西醫化的歷程中，中醫進行了哪些改變。另外，醫學不但是學理上的爭論，更是國家、社會與羣體必須重視的大事。

當國醫進行一連串的努力與改良時，我們可否通過梳理歷史，比較國醫改革正、反兩方的言論，檢討“國醫”概念形成過程，來思考中國醫學轉型的成敗得失？

本文摘編自桑兵、關曉紅的《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一書第四章《“國醫”：近代中醫的轉型與再造》，由世紀文景授權轉載。

《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桑兵、關曉紅著，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中國醫學的“科學化”觀念何時提出，由誰提出，尚無確考。至少在1927年，中醫已經出現要匯通“科學”的傾向。是年，祝味菊提出要把中醫的固有能力，補上科學的長處來提倡整理，成爲一種“新國醫”。至1928年，則有“醫學科學化”的口號。褚民誼說：“今各國醫學已無不科學化矣，獨吾國社會獨積習相沿，抱殘守缺，社會人士，仍多崇拜舊醫，菲薄新醫。此則觀念錯誤，思想陳腐，尤不可不大聲疾呼，發聾振聵，俾知天演定例，優者勝劣者敗，醫學科學化，在廿世紀中，已成爲不易之定例也。”

大體科學化在20年代末期已成爲中醫發展最大的問題，來自西醫的壓力，顯然較中醫界內部想要科學化的力量更爲強大。直到1931年，“中醫科學化”這一名詞才普遍於國內，成一時髦名詞，且漸漸由中醫開始主導。陳邦賢

（1889—1976）

（1885—1955）

一個名詞的出現往往涵蓋了重層的歷史意義，原本“國醫”只有國粹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面貌，甚至某方面刻意強調與“西方”是不同的；但在經過抗爭與國醫館成立後，中醫人士顯然要用“科學”來再造國醫的形象，而有意無意地往西方醫學靠近。過往研究者多以“中醫科學化”來形容這段期間的思潮，其實用“國醫科學化”一詞似乎更能掌握整個中國醫學的各種面向與動態。

來自西醫的質疑：

“國醫科學化”是一廂情願的改革？

推動國醫科學化最力的單位，就是中央國醫館。

在30年代即將開始之時，傳統中醫學似乎有一條光明、切實的改革道路可供挺進，而這一切，似乎是必需而且已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這個訊息象徵了國醫將浴火重生，足以擔負更多任務。

然而，一件事情往往有正反兩面，不能忽略西醫，或持西醫論者的看法。這類人的觀點，常常指“國醫科學化”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改革。

紀錄片《本草中國》

過去談中醫科學化的文章，較偏重論述中醫歷史的直線化之單一發展，像Croizier就過度強調國醫將“粹”的部分拋棄而轉向科學化。可是，傳統文化之“粹”真的在這時被拋棄了嗎？首先應該質疑，什麼是國醫採用的“科學”？那個時代所謂中醫追求的“科學”，或說有能力追求之“科學”，其實與今日人們自認爲共識的科學相當不同。

傅斯年所談之“科學的醫學”必須包括：第一，用名詞不容有含混或空想，一個名詞只許代表一個質體，具有一種定義，而不許在用它時隨時抑揚，憑心改動，更不許它代表着本是一種不能捉摸的對象，如“五行”或“六氣”就是不及格的科學。第二，一個名詞必有一種精確定義的詞句，不容幻想或比喻在其中。第三，每一理論，在能實驗的科學必須可以將其信否訴之於實驗，而且科學的事實是集合衆多科學工作之結果，層層相因，故世上無任何一種獨立、不與其他科學發生關係的“科學事實”，近代的醫學正是集合多門嚴整訓練科學而產生的科學。所以依據這些準則，國醫根本沒有談科學的本錢。

紀錄片《本草中國》

據此，當時所謂“科學”的意義可以歸納出這樣的方向：以精確定義之具體質體而訴諸實驗得到的結果。但當時的中醫卻頗不以爲然，並提出合於自身體系的解釋，例如張忍庵認爲，所謂“洋派醫生” 出於自己的主觀來批判中國醫學， 稱中醫爲“ 玄醫”“ 鬼醫”“舊醫”等，這代表一種中醫的危機。他分析道：“洋派醫生對於自己的醫學，開口是‘科學醫’，閉口是‘科學醫’。似乎‘科學’只是他們專利，不許別家分售得的。要知科學的對象是物質，如果物質果真沒有，科學自無從談起。”他認爲中醫只要能將玄虛的話語以物質的基礎加以解釋，則“所謂科學作用，洋派醫生是壟斷不住的了”。

以西醫理論，解釋中醫之道？

故將西醫理論中涉及的“物質”基礎，取來解釋中醫之理論，是此時國醫科學化的重要步驟，例如傳統醫學中以“風”系統爲主的學說，張解釋道：

風在中國醫書中有三種意義：一是冷卻作用——體溫徑受風吹，自會起感寒冷；二是傳染作用——挾送病菌，飛揚播散，亦叫做“空氣傳染”；三爲似是而非的稱謂——比如口眼嘴斜，明明是神經牽引所致，前人不察，當是風吹了的緣故，於是亦叫作“風”。僅僅口眼喎斜，只叫作“邪風”而已；若是險惡出血的腦出血症，神經症狀劇烈，就叫作“中風”。

此處可以清楚發現，除了用物質的風來解釋外，許多原本有關“風”字系的疾病都加上了病菌、神經、器官、狀態

（出血）

風是冷卻作用，和寒正是一般。感冒症候中，有的稱作“傷風”；有的稱作“傷寒”，讀過是程度的區別。自然寒是表示更深一層的了。這裏就用《傷寒論今釋》陸淵雷君的說明：“人當驟遇寒氣之際，必凜然而寒，肌膚粟起，皮色蒼白。此乃不隨意神經之反射作用，所以應付外界氣溫驟落之變化者也。因皮膚收縮，汗孔閉結，體溫不能照常放散，逐成爲發熱惡寒之症”。

張舉陸淵雷的例子來談“寒”這個概念的物質基礎，可以看到此時對古典醫書《傷寒論》的解釋，也加入了寒氣

（空氣）

對於幾千年來的固有知識，如何用“科學”來整理呢？國醫館諸委員開會時討論到：

中國醫藥學術對於此種標準從未規定，歷來均系老師弟子私相授受，今遽然改辦學校，公開研究，即感覺學術課程毫無依據，雖各醫校或能自出心裁，創制課表，然則學術標準不定，不能成爲有統系的學術，終不免雜亂無章，貽譏大雅。此中央同人所認爲亟應以科學方式整理的。此外，科學方法所可採用者尚有數點：（一）是要有統計在。國醫國藥向來是不注重統計的，而在西醫則最重統計。譬如講到病人熱度的高低，在中國只曉得是高或是低，至於高到甚麼程度，低到甚麼程度，在有名的醫生或者有一種標準，而在普通的醫生就不注意。西醫則對於此點時時測驗，填入表內，每日溫度忽高忽低，都有一種統計圖表來表明。還一種，譬如有一個方子，這個病人喫了好的有多少？那個病人喫了不好的有多少？也沒有統計。那麼就不曉得那個方子是好，那個方子是不好。

這裏指出國醫的治病與診斷，首先必須注重統計學上的精準數字，包括化驗藥品，開誠佈公的實驗成果，以及對於疑難雜症的會診風氣，皆應學習西醫。其次，可歸納爲是對西醫器械等物質文明進步的採用，焦易堂指出：“西醫的長處，在於物質文明進步，有優良的器械運用，診察精確，消毒嚴密。”而當時西醫診斷所習見之器具，皆成了中醫理應採用的對象，例如：“在中國用器械的很少，而在西醫有聽肺的器械，有愛克司光鏡，有體溫表，中國名醫全憑三指，可以洞見臟腑，可以測知溫度，但是有了器械，則比較的更有準則、更有實據，即如古人‘見垣一方’的故事也不難實現了。”

由這些例子來看，多數國醫對西醫的理論與技術是抱持着正面學習的態度。爲了達到整理中醫藥與科學化的目標，國醫館甚至還欲延攬西醫人才來爲國醫效力，所徵求的人士範圍相當廣，包括：“一、國醫而有西醫智識者。二、西醫而有志於國醫整理者。三、化學家而願致力於藥物之分析工作者。四、對於藥物學確有研究者。五、國醫對於某科素有專長者。”顯見當時國醫界對於西醫乃至“科學”，仍持心胸開放的態度。

不過，其時所謂“科學”的範圍相當廣泛，國醫對西醫科學的採用，可說是完全模仿西醫的做法，是一種最原始的，“看到”什麼就學什麼的態度。例如解剖學的生理器官是“可以看到的”，採用起來就比較沒有問題。黎伯概

（1872—1943）

“統一病名之爭”：

中醫基礎理論能改嗎？

然而，當改革牽涉到中醫基礎理論或經典理論的爭議時，國醫則不見得會讓步。在廢醫案之後至全面抗戰前，國醫改革運動中最大的學理爭論，可能就是“統一病名之爭”了。

這次爭論不但關乎整個國醫改革的成敗，若以中西醫匯通的視角來審查，甚至直接意味着中西醫匯通或科學化的失敗。因爲疾病的診斷與定義牽涉到中醫理論的核心，以當時最重要的細菌論爭議爲例，《中央國醫館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稱：“我國醫學，系綜合的，病理一科，向無專書可考，即以《巢式病源論》，不過單以病症爲主，仍難取法，故本科宜仿近世病理通論例，而變通之，劃分爲病論、病因論、病症論。……新學總論中之病變，系以病之機能形態發生變化爲主，所謂實跡的；我國病症論，其最詳備而可法者，以仲師《傷寒論》而言，分六經傳變，所謂氣化的。故酌古證今，宜合病理總論中之病變，及各論之全部，另成一病症論。”

此大綱的精神完全是以學科系統化與分門別類的方式來達到統一、標準化的目的。在此基礎上，試圖基於古代張仲景的經典理論，參酌新的西醫疾病分類法，來成就一種新的論述。

張仲景

對於國醫館這種期待中西幷包的學說整理方式，某些人認爲，不要什麼駁雜之理論都要予以採納。例如，“即仲景《傷寒》，亦全系病症，而草案以仲景《傷寒》爲氣化病理，

（西醫）

不過，若以當時討論頗多的熱病來看，國醫首先完全是以古典理論來立穩腳跟。《中央國醫館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提到：“吾國內科書，向分傷寒、雜病兩大類，所謂傷寒者，即經雲熱病之類也，非指一種病而言，實含有近世急性傳染病之總名；雜病者，亦即近世各器官病之總稱。此次綱雖仍舊，目則變通之，照近世例，每述一病，分原因、症狀、診斷、治療、處方、雜錄等，以清眉目。查近世內科書通例，除傳染病不分類外，其餘雜病，均按照各器官分類。”此處不分類的傳染病

（在西方病理學中本來就是獨立的一門）

黎雖認爲傳染病與微菌理論應該採用西醫的理論，但並沒有打算放棄“傷寒”“六氣”等基本概念，這是古典理論不變的基調。只要這個部分有人堅持，國醫內部就不可能出現完全拋棄古典理論的一致聲音。

況且，用物質或科學概念來解釋古典醫學，同樣有許多講不通的地方， 這就成了大問題， 而容易招致論敵的批評。傅斯年就談到：“試看中國流傳下來的醫書，每談到五行，還不是在那裏高論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剋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另外，關於國醫對六氣的科學解釋，傅指爲“移花接木”的把戲，認爲國醫的解釋法，是“先把六氣的名稱寫在上邊，再混合些似瞭解似不瞭解的近代醫學名詞注在下邊，更把桂枝湯、茯苓湯等等《湯頭歌訣》加在底下。這個三段組織，全是不相銜接的”。

如果就傅的標準來看，上述所舉“風”與“寒”的例子，正是古典醫學“六氣”中的其中兩種氣，也是《傷寒論》首篇《太陽病》內的重要概念；若國醫在下面加上所謂“物質科學”的解釋，剛好就是傅所謂不折不扣的“移花接木”。所以即便有類似張忍庵的改革自覺，心知“風、寒、暑、溼、燥、火所謂‘六淫之氣’，一向以爲渺茫。有其名而渺茫其實，難怪洋派醫生，認爲虛玄”。而就物質與病因的立場逐層科學解釋，欲構築一個“虛玄之處必定可以破解”的美夢，恐怕最終還是得不到西醫派的認可。

反中醫者：改良徒勞無功；

中醫界內部：如何折中，缺乏共識

事實上，中醫理論的許多部分無論怎麼改，都脫離不了反中醫者的抨擊。況且，傅斯年指出所謂“中西匯通”“科學化”的中醫改良都是徒勞無功的，這種反向的聲音不能忽視。中醫任何學習西方的舉措，在西醫派的眼中大多站不住腳。正如傅斯年所說，所謂國醫科學化，是拿西方各種學理名詞來解釋中醫的傳統理論，他舉了一個顯例，有助於理解這類批評：

火爲極熱，幾至於燃燒之謂。例如湯火灼傷（按此是用火的本義）或氣候奇熱，溫度特高，觸動人體內部的熱，致生燥擾狂越的症候（按此處又用火字作比喻了）。寒爲貧血的現症，以神經沉滯，動脈血行遲緩，全體微血管發生貧血，必至惡寒，全部貧血則通體惡寒，局部貧血則一部惡寒，是謂虛寒。……這樣的把比喻與本體合爲一談，而胡亂用近代科學上的名詞，恐怕只是腦筋中的一陣大混亂而已。這樣的立場是“胡扯着說夢話”。

所以，儘管中醫界已經做出所謂科學化的解釋，某些理論還是不被接受，而這些部分的爭議，到底應該爲保存國粹而“存”，還是爲了避免爭議而被“廢”，也就成了中西論爭的焦點。探討這個問題時，不能只抱着中西兩種對立視角，因爲中醫也要面對來自內部人士與傳統經典定義的反作用力。

前述許多人對於國醫館公佈的《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草案》提出建議，不外是對傳統醫學理論某些部分究竟採取“刪除”還是“保留”表達意見。例如有的不滿於生理學之“髒主腑副”以及臟腑的配對關係，或是若干以玄想支配人體功能的理論，建議立即廢除，認爲“舊說之牽強附會、支離掛漏之處，應斷然糾正，一以新說整理之”。這些想法自然都是開明的，沒有人認爲“古典醫學一字不可刪減”，原則上許多問題皆可付諸討論；不過，談到“刪除”與“糾正”，要如何施行才能恰到好處，國醫界則沒有定見。

比如說腎臟之功能，若以西醫學說整理之，則僅剩泌尿、調節水分；而傳統中醫的“腎病”還包括一個人生殖力的衰減，這又該如何定義呢？對此，部分國醫認爲可先定一個準則，其他有爭議的部分可以隨時增減，因爲西醫的生理學研究也仍存在許多盲點，說不定將來國醫理論可以促進世界學術之進步，故言“隨時增損，無礙於現在之整理也”

中醫經典理論中的疾病論述該怎麼刪除或是折衷，中醫界各陳己見，沒有共識；反中醫者則認爲國醫理論根本沒有討論空間，應該一併地徹底刪除。大凡當時國醫，仍會肯定自家的某些理論，再去匯通西醫的新理論，例如葉谷紅認爲，國醫過去用氣化來解釋藥效對人體所產生的作用，已非常有效，現在只要理解了細菌，以及中醫過往治療傳染病最常用的汗、吐、下三法是在“排除毒素”的原理，則國醫即可以輕易應付傳染病的肆虐。

醫療文化的對立：

“玄學是國醫的基本意識”？

對於這種國醫爲本、西醫爲用的科學方法，傅斯年嘲笑說：“和國醫談科學”，根本就是“對驢彈琴，白費精神”。原因就在於中醫“所有”理論皆不合時宜，根本無所謂“可供參照”的問題。他說：

記得蔣夢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學時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學當學生時，有位中醫的校醫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試驗溫度。但是此公不知殺菌——本來中醫字典中沒有病菌這個反國粹的名詞——故由這個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個人口中。適逢白喉盛行時，他這學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於是一陣大絮亂，校醫開除，學校放假！這固然是極端的例，然一個人剽竊自己所不瞭解的東西，正如請不知電流爲何事的人來家安置牆上電網一般，其危險是不可形容的。

傅斯年

也就是說，讓裝着國醫頭腦的人來學習新的科學醫學，根本就是緣木求魚；要接受西方醫學，要改良屬於國家的新醫學，就必須“全盤西化”，容不得有模糊空間。大體上魯迅也可歸入如此想法的知識分子，他主張大規模、完全地學習西方精神與科學，所以倡言“洋氣”是好的；他還抨擊害怕“洋氣”的人，就跟那羣滿口國粹的守舊人士一樣，存着鴕鳥心態：

（中國）又因爲多年受着侵略，就和這“洋氣”爲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着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喫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纔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纔是愛國，這纔不是奴隸性。

從醫療文化的角度來看，“洋氣”之“衛生”對應“固有文化”之“生病”，高下立現。魯迅做出最終抉擇，中國要真正擺脫疾病與迷信，就必須完全做科學與西方醫學的忠實信徒。

分析這個時代的中醫與西醫思潮，必須注意的是：任何一方的觀點都不是絕對、一致的。中西醫都存在着可以包容對方和完全不能包容對方的人物，而傅與魯顯然屬於後者。對於傅這樣好走偏鋒的言論，國醫也有自己的立場，甚至有時會轉而質疑“科學”方法。例如焦易堂認爲，國醫所帶有的玄學味道的確和現代科學格格不入，但是國醫大多願意放棄不合時宜的理論，對固有醫理保持着懷疑的態度，西醫反倒固執地認爲“玄學是國醫的基本意識”，所以國醫並無科學化的可能，如果一旦科學化，就不能稱爲國醫，這樣的理解，顯然是一般西醫對中國醫學錯誤、膚淺的認知。焦氏認爲，社會教育若是普及，則民衆科學意識將會提高，玄學的理論自然會消失，原不必大驚小怪，況且，國醫所謂不合科學的“心領神會”，往往都能確實把病治好，西醫長於求公式、追根究底，反倒忽略了“治病不比研究其它別種科學，要求答案是比開列式子更加迫切”的事實。

所謂“玄學理論至少可以治病”的思維，自然是絕對無法說服反中醫論者的，後者甚至認爲，相信玄學，相信中醫，正是現代教育失敗的象徵。傅斯年說：“所謂國醫與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樣是一件明顯的事實。學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並不是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校中的生物是進化論立點上之動物學、物理學，並不是《本草》。學校中的知識訓練，是應依邏輯的要求，在科學的系統中者，不應是些似解非解、支節缺陷的雜亂知識。果然在學校中把物理、化學教得好，這類知識能入在受教者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識瞭解環境，自然不會再承認所謂六氣有物理學的邏輯含義，即不會再信憑籍此類玄談的漢醫。”此語顯示，成功的新教育下的頭腦，容不得任何舊思想的餘孽。

中醫某些被西醫指責的部分，

正是其優點所在？

類似傅斯年這種激烈的言論，不會讓國醫想要加快科學化的步伐，反倒是減緩了國醫科學化的進度，產生了反彈的效果，國醫將會更加強調古典理論的價值，甚至出現不贊同全用科學來再造國醫的言論。《蘇州國醫雜誌》中就有人指出：“中醫精神所貫注，心靈所覺察，絕非科學之法則所能說明，機械之精良所能試驗，是中醫不獨確有保存之價值，足以在世界醫藥史上站一位置。”國醫館整理學術的方法是用科學加以解釋，如果是陰陽五行，該怎麼將之科學化？

黎伯概就認爲若干名詞如不合時宜，廢去無妨；但像是“陰陽五行”如果刪除，則正好中了廢除中醫者的下懷。在科學化與不合時宜之間，有沒有一個緩衝點？他說：“竊疑世界學問除科學外仍有他種學問否？世間學問仍有他種方式否？陰陽五行在科學之外仍有自立之餘地？”如有，是否可採用其它解釋方法來詮釋？若只是單單說“玄虛”就妄加廢除，是不負責任的說法。由此可見，持“科學”見解的反中醫言論，並不必然加快中醫的科學化，反到讓國醫去思索自身理論的可能價值。

如果能夠看到這一層，則可發現“科學”已經轉向，它不再只是中醫爲科學而科學，所盲目追求的一種價值，反而成了提升中醫藥古典理論在近代的一種再現，成爲中醫改良的僕人。黎伯概指出，許多人看到了日本提倡皇漢醫學以及德國當時積極研究麻黃、當歸等中藥的事蹟，是對傳統醫學善意的響應，日、德兩國早已將科學滲透至傳統醫學內，這即是“本國醫學當與國際政學打通”的意義。

應該指出，歷史沒有給予國醫科學化過多的褒揚，因爲在國醫追求科學的路途中，必須面對西醫

（或反中醫者）

陸淵雷認爲中醫科學化的關鍵在於中醫自身的完善，否則將難以自存；他急於以科學驗證中醫之實理，但是他忘了，“國醫”的內涵還包含民族與文化的意義，“雖國粹亦當廢棄”的言論，顯然無法說服來自中醫圈內所有人的同意。惲鐵樵

（1878—1935）

那麼，中醫在科學與西醫面前，有何價值存在？焦易堂認爲，中醫某些被西醫指責的部分，正是優點所在。他說：西醫常說有些病治不好，是病人自己好起來的；有些病醫生能治好，但有時卻又不一定能治好。這根本纔是西醫“玄之而又玄”頭腦的展現。反而是國醫，雖無長篇大論的科學實驗，卻“事實上”能夠治好病人，比起西醫要強許多。而國醫館所擬定的許多中醫改進方案，包括《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與《統一病名建議書》等，皆被認爲僅用現成的西醫或所謂西方科學分類法來硬套龐雜的中醫學說，以致無法抓住重點與改革的方向，而備受各方批評。包括西醫在內的反中醫派和中醫界內部的一部分人，都不滿意這些改革。

仔細分析，國醫館也是左右爲難，中醫一開始就站在西醫的對立面，根本無法靠近，也不會獲得西醫的承認；而且科學化的壓力是來自二重的，還有中醫方面的保守壓力，使得國醫改良舉步維艱，躊躇不前。中西醫兩方如何消除歧見，相互溝通，達成共識，顯然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由於中西醫沒有共識的外緣，國醫很難通過“科學”進入“現代”，於是中醫們又想起了國家，試圖找尋國醫在科學之外的新定位。

作者丨桑兵、關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