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好幾次面對面地採訪過李安，但這不是在炫耀距離，這是在說明“清晰度”，嗯，可以這麼說，我對話過120幀的李安。

最早的一次是2007年，《色·戒》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拿了金獅大獎，頒獎當夜，電影節組委會爲獲獎者在臨海的德邦酒店舉行慶功宴，宴會上的張藝謀和李安聊個沒完，“凌晨時分，李安終於步出宴會廳，走到海灘邊和筆者聊一聊，我當時很好奇：“您剛纔在和張藝謀導演說什麼？”李安低下眼簾，特別含羞靦腆地回答：“張藝謀跟我說他喜歡《色·戒》。”

平時耳濡目染的都是北京街道上的刺耳噪音，也聽慣了中國各類人說話時的虛張聲勢和大呼小叫，再聽溫文爾雅的李安說話，總覺得他有點虛弱和疲勞，後來幾次採訪，發現李安都是這種狀態，就算是拿着麥克風，說話也是輕聲輕氣的，——這是人家李安的儒雅和內斂修爲罷了，話音能夠控制得剛剛好，清晰入耳，不擾旁人是國民素質的一種體現。

而在那個威尼斯的傍晚，李安的話語在風中一下子就被吹散了，給人的感覺是他的內耗巨大，連金獅的榮耀也來不及彌補。正如李安在此後總是喜歡用“救贖”來形容外界對他的各種鼓勵，那一次的金獅獎，李安也說：“七位評委就像七武士一樣拯救了我。要是大家認爲已經獲得一座金獅再得金獅是件容易的事，就錯了，對我來說再得金獅是非常困難的事，我壓力巨大，我太需要外界賦予我自信了。”

當然，李安不止是獲得一次金獅再獲得一座金獅，他捧起了奧斯卡小金人後，又捧起了一座小金人。

慈眉善目的李安說話的樣子也特別真誠，他會把自己“害怕”、“恐懼”、“絕望”這樣的真實心理向你坦白，他身上沒有任何的虛僞與浮誇。

如果說“生活如戲、全憑演技”，李安就是那種放棄演技、而把自己本色放大給別人看的人。所以，是李安，而不是其他人，用120幀拍出了《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因爲李安本人的眼神、表情、語氣、個性、價值觀，他的外在和內在都可以放大了去看，他經得起深究，他不怕審視，而他同樣會把世界放在他的顯微鏡下去研究。

看了120幀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再去看24幀的《比利·林恩》或者24幀的其它電影，區別立刻就出來了，24幀的電影如同是重度污染的北京，而120幀則是罕見的藍天下的北京，那是兩個北京，一個是無情無趣的北京；另一個則可以眺望到西山，讓人遙想到林語堂筆下動人的北平。李安要看的是一個活的人間，而不是一個世界的朦朧框架。

所以，他的電影早已經超越了故事的技巧，而是在故事中去尋找靈魂——那種剋制、小橋流水式的舒緩敘事與人物情感上刀火相間的殺氣，這種鮮明的反差已經是一種震撼。

所以3年之後，他忍着巨大的壓力和孤獨，拿出了高幀+3D的《雙子殺手》。對於自己在技術上的這種執着，李安坦承有些孤獨，因爲高幀拍攝只有他在做，“有時候會想爲什麼現在就我一個人這麼拍，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問題。”

頂着巨大壓力爲何還要去嘗試？李安的答案很簡單，“它讓我體驗到了一種屬於數碼電影的新鮮美感，跟我過去的感受完全不一樣。好像給我打開了第三隻眼睛，開拓了一個新的世界，我看到了電影的更多新可能，這讓我不能不去嘗試，哪怕前面的路再辛苦，即使知道走下去會很辛苦，還是忍不住去做。而且我也有義務，爲年輕電影人創造更多新的可能。如果有機會，我想還能繼續用高幀拍下去，繼續實驗下去，我相信它還有很大的潛力沒有被發現。”

李安坦承《雙子殺手》的故事並不新鮮，最吸引他的不是故事，而是找一個大家熟悉的演員，和年輕的自己一起演戲，“現實世界裏返老還童是不可能的，但電影世界裏可以。看到你熟悉的人跟過去的他並排一起演戲，這種感覺是很奇妙的。以前技術不達標，只能依靠化妝、假髮等物理的變化來表現年紀，新的技術可以更好地去展示年紀、肌肉的變化等細微之處。”

李安與500多名頂尖特效師，潛心打磨了兩年，把威爾·史密斯從“老臉皮”變回了“小鮮肉”。

李安說：“我就像一個研究員，帶着大家一點一點地研究他的臉、他以前的表演、他的心態，當然最讓我感觸的是，我看到了時間究竟在人身上做了什麼手腳，這是非常可貴的經驗。”

李安形容自己也是諸多的反差。

他稱自己的性格本質是“脆弱”，自己初一時身高才1米3幾，高中才過了一米六，從小就愛哭，“一年級時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是很沒有用的一個人，看電影如果是哭戲，我會哭到影院裏所有人都在笑：‘你看，那個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還是停不住抽泣。”命中註定的是，拍電影時的李安卻是個完全可以不管不顧的人，他自己也感慨：“一個從來不敢反抗，很脆弱很乖的小孩，也不知道爲什麼到了40多歲以後，竟拍一些別人不敢拍的東西。”

自言是天秤座，連早上穿什麼襪子都會做艱難決定的李安，在電影上卻異常固執，李安的父親一輩子也沒有鼓勵過他拍電影，一直讓他改行李安自己也經歷多年的家庭婦男的角色，失業在家，36歲才拍出第一部電影。箇中辛酸只有李安自己知道，因爲他的固執，電影找投資難，找到投資後又要與老闆不停“談判”堅持自己，諸如此類一言難盡。

所以，李安對於人生的起伏和種種磨難有着深切的體會，他難免恐懼，但懂得進取，他內心叛逆但又永遠謙卑，然而，他的力量卻那麼大，就像三年前，多少人爲了看他的120幀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而在北京黎明前最黑暗的時間出發去影院，絕望地排隊四個小時，只爲在一片混亂無序中搶得一張電影票。

李安說自己拍電影時是一種反求諸己，必須要真誠面對害怕的心情，拍電影對他而言必須要有新鮮感，就像麥當娜《 Like A Virgin》那首歌曲，每次都要有“第一次”的感覺，所以今年已65歲的他，不想把電影拍來拍去就那樣一套，“我就是想改變。”

拍《喜宴》時李安曾沮喪得捶牆，拍《綠巨人》拍得自己好像被扒了一層皮，拍完《臥虎藏龍》時，他想：“真的要退休了，不行了。”拍《色·戒》的時候，李安說那種狠勁幾乎要折斷身心。

這種自我受折磨的一個原因是他想突破，“突破不是很小的事情，不管從電影語言、文化背景、道德上面或者文化上面的突破，到現在我在技術上、觀影習慣的突破，都是很痛苦的事情。拍電影很大的折磨是在心裏面，我做導演只是動口不動手，精力上面不算什麼東西，心理上壓力很大。”

李安說累歸累，但其實也是蠻過癮：“不拼命的時候好像也沒有什麼意思，我平時除了拍電影，大概就是燒燒菜，被太太罵一罵，被數落一下，大概就是這樣。做電影好像更有意思。我這個人好像這輩子就只能幹拍電影這個事情，我應該還有一些電影之路要走，這樣才能夠感覺到自己活着。”

多年前，李安在拍《色戒》很絕望的時候曾經去看過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見面的那天，李安說空氣裏有一股禪的味道，“瑞典黃黃的，看得非常透，靈魂都感染到了”。其實，在李安身上，也有這股禪意，他悟到了別人看不到、感受不到的東西。

從《斷背山》、《色·戒》、《少年派》、《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到如今的《雙子殺手》，李安的表現就像是世界上最高明的醫生，他不僅擅於觀察人的感情和心跳，還從人的肌膚、脹紅的毛細血管、眼睛中的血絲中去提取人類的心理分子，把隱藏在靈魂中的東西顯影在銀幕上；他用一把手術刀冷靜地解構着人間的一切情與色、愛與愁、真實與虛幻，下刀準而狠，但是卻不傷害、不褒貶，不善亦不惡。

所以，開個玩笑，既然鮑勃·迪倫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麼，導演李安何嘗不能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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