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並不只有一種。在詩歌上，在李白的極致之外，還出現了杜甫的極致。在書法上，在張旭的極致之外，還出現了顏真卿的極致，再加上韓愈的文章，這三者很快成爲了盛唐藝術的另外一種典範。前人有言：“間氣古今三鼎足，杜詩韓筆與顏書。”說的就是杜甫詩歌、韓愈文章和顏真卿書法三足鼎立的藝術格局。   那麼，杜詩、顏字和韓文究竟有着怎樣的特點，使得它們成爲了歷代文人的“教科書”呢？最核心的一點是，他們把盛唐那種雄豪壯偉的氣勢納入到規範，形成了一套形式、規格、律令。顏真卿的字，端正質樸，渾厚剛健，莊嚴大氣，後來成了印刷體的張本。它革新了之前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精神。“二王”書法是秀氣的，女兒態的，陰性的，有着一種輕逸柔媚，而顏真卿的是丈夫氣的，陽性的，有着很強的後勁。   最值得一說的，還是杜甫的詩歌。後世之人學習詩歌，往往從杜甫入手，特別是七律。它比之前的四言、五言有了更大的表現空間，滿足了人們的表達欲，但它又是非常嚴謹的。   杜甫將七律用到了極致，比如我們中學就學過的《登高》這首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瀟瀟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煩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整個詩句像春聯一樣，對仗極爲工整，“無邊”對“不盡”，“落木”對“長江”，“瀟瀟下”對“滾滾來”。平仄、韻腳都很規範，不會隨意出格。   由此可見，盛唐藝術存在兩種經典形態，一種是李白、張旭式的，另一種是杜甫、顏真卿式的。那麼，這兩者之間有怎樣的差異呢？可以說，李白、張旭代表的盛唐，更多是破壞，是對舊美學觀念的革命。他們的藝術天馬行空，無拘無束，有如神助，屬於不可仿效的天才之作。雖然後來也有很多人學習，其實只是借了皮毛，並沒有那種神鬼莫測的真精神。   而杜甫、顏真卿代表的盛唐，則是對新藝術規範的建立。他們的藝術屬於有跡可循、有法可依的人工之作。無論你是天資聰明，還是資質一般，都可以學習。“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杜甫三年時間得出兩句詩，是怎樣的一種苦心經營啊！李白大概是不會這樣的吧。李白的詩，你寫不出來，在於你沒有李白那樣的才華。杜甫的詩，，你寫不出來，在於你沒有像杜甫那樣刻苦用功。   所以，真正從現實土壤上對後世影響更大的，可能不是李白、張旭，而是杜甫、顏真卿。他們建立了規範，指引着平凡的大多數。我們的聽衆朋友可能有從小練習書法的。我想，你們的老師在傳道授業時，多半不是讓大家學習張旭，而是學習顏真卿。   然而，無論李白還是杜甫，張旭還是顏真卿，他們的藝術都有一種大氣魄。不過，從中唐開始到宋代，主導性的藝術精神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怎樣的呢？我們接着往下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