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大展布展：18米書法長卷、最大山水冊漸次亮相

（原標題：現場｜董其昌大展布展：18米書法長卷、最大山水冊漸次亮相）

11月28日，隨着“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2018年12月7日－2019年3月10日）的日漸臨近。“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thepaper.cn）從上海博物館獲悉，此次展覽現場已基本佈置妥當，除了上海博物館館藏作品佈置在展廳裏之外，其他外借展品已貼好了標籤，劃好了位置，正虛位以待第一批展品的上架。

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對“澎湃新聞·古代藝術“表示，此次展覽幾個董其昌作品之最無疑是展覽的亮點，既有董其昌最長的書法長卷（18米長），最長的繪畫手卷，也有董其昌超高繪畫立軸——來自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的《青卞圖軸》，以及單字最大的董其昌書法——《臨顏真卿書裴將軍詩》，最大的董其昌山水冊頁，如董其昌山水冊頁姊妹篇——《秋興八景》與《仿古山水冊頁》。

上海博物館展廳門口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對“澎湃新聞·古代藝術”表示，“此次展覽是一個研究型的董其昌大展。每一件展品的呈現，背後都有深厚的學術支撐。上海博物館圍繞董其昌的研究並不是在策展之初纔開始的。他們對於董其昌的書畫藝術、美術史地位、及其所處時代的研究是經過了幾代人的延續，可以說研究得非常透徹。從吳湖帆開始，張蔥玉、徐邦達，而後到了上海博物館的沈劍知、鍾銀蘭、凌利中等，這一點也是非常難得的。當然這與上海博物館藏有豐富的董其昌作品的優勢是分不開的。”

楊志剛表示，此次展覽分爲“董其昌和他的時代”、“董其昌的藝術成就與超越”及“董其昌的藝術影響和作品辨僞”三個部分，它突破了單獨個展、個案的形式。不僅有董其昌的書畫作品，而且有晉唐宋元大家名跡的助陣，還有受董其昌創作與理論產生影響的書畫家的作品，“此次大展中，上博得到了海內外15家重要收藏機構的友好支持。其中，有9家國外藝術機構，有幾家還是首次向上海博物館借出藏品。比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第一次向上博借出了王羲之的《行穰帖》。國內博物館同樣是給予了很大的支持，比如浙江博物館也是首次讓黃公望的《剩山圖》（《富春山居圖》前段）出省外借，此卷是除了去臺北故宮博物院展過，從來不對外借出的；而且上博在借展之前，浙博是打算作館內展覽之用，聽聞上博董其昌大展的需要，毫不猶豫地決定借展上博（考慮到珍貴文物的珍存保護，上博展出之後將暫緩參與浙博館內的展出活動）。當然，此次展覽的工作量之大與操作難度之高是上博之前展覽所從未遇到過的。多家外借展品的協商與安保問題；由於展期不同，展櫃展品的頻繁更換問題；展櫃爲了適應展品的大小做了很大的調整。”

《行穰帖》卷局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楷書自書告身》卷，日本東京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

“此外，上海博物館爲了配合此次展覽製作了許多與展覽相關的教育活動與公共服務，不僅有四卷大開本的董其昌圖錄出版，另有簡編本發行；而且還有一系列的董其昌講座、研討會以及展覽的導覽活動。”楊志剛說。

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在接受“澎湃新聞·古代藝術”採訪時說，首先是畫展名稱的闡述，展覽名稱爲“丹青寶筏”，是借用王鑑評價董其昌作品以及吳偉業作品之辭，“寶筏”，原佛教語，喻指世間一切事物由困惑到解決所使用的方法與手段，猶如藉繼承董其昌畫學思想的朱耷、王原祁等一大批優秀藝術家，皆屬得以升堂入室、進入藝術自由王國之彼岸者，箇中董氏指點迷津、金針度人之用，可謂無量，正如其摯友陳繼儒所評：“獅子一法乳，散爲諸名家。”

《富春山居圖》卷（《剩山圖》），浙江省博物館藏

《六君子圖》軸，上海博物館藏

2018年上海博物館“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可以說是內地首個董其昌大展，將在系統梳理、重新理解董其昌及其時代的書畫藝術成就與意義方面有更進一步的突破。展覽以上博館藏爲主，同時向故宮博物院、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海內外15家重要收藏機構商借藏品，遴選董其昌及相關作品共計154件（組）。

《夏景山口待渡圖》卷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雪江歸棹圖》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凌利中在談及展品時歸納說道，“此次展覽幾個董其昌作品之最無疑是展覽的亮點。如最長的書法手卷，有18米之長；最長的繪畫手卷；最高的繪畫立軸之一，來自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的《青卞圖軸》；單字最大的董其昌書法，即《臨顏真卿書裴將軍詩》；最大的董其昌山水冊頁，如董其昌山水冊頁姊妹篇——《秋興八景》與《仿古山水冊頁》。”

董其昌《青卞圖軸》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在展覽中觀衆還將看到：第一，董其昌各階段重要代表書畫，包括傳世所見其最早畫作（35歲《山居圖》扇）至絕筆（82歲《細瑣宋法山水圖》卷），跨度長達48年間的創作。另外還有兩幅董其昌的標準像，後世董其昌的小像皆從此兩張圖臨摹所出。第二，董其昌及其師友鑑藏並對其理論和實踐產生影響的晉唐宋元大家名跡，如王羲之《行穰帖》卷、顏真卿《楷書自書告身》、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卷、黃公望的《剩山圖》（《富春山居圖》前段部分）、倪瓚《六君子圖》軸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由日本藝術機構所借藏品，是經過了大量的協商與洽談。因爲正逢“阿部房次郎紀念大展”，日本“顏真卿展覽”也臨近，涉及這兩個大展的作品，日本博物館方面都做了展品展期的臨時調整，有的提前，有的調後，這都是爲了配合我們這次的董其昌大展。第三，對董其昌創作與理論產生影響的同時代書畫家作品，涉及詹景鳳、莫是龍、項元汴、宋旭等等。涉及董其昌書畫真僞問題的相關作品。受董其昌影響的主要畫派、畫家之作，例如八大山人、王原祁、龔賢等。”凌利中補充說。

宋（傳）惠崇《江南春圖》卷局部（原名巜溪山春曉圖》）

蘇軾《楷書祭黃幾道文》卷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在談到董其昌“南北宗論”、“筆墨論”在展廳中的呈現時，凌利中說，“展覽中分爲三個板塊，在‘董其昌和他的時代’的板塊中，首先展出的是董其昌對南北宗的吸收的作品，這裏面不僅有南宗框架的，還有北宗框架的。比如展覽中有戴進、仇英的作品，而且董其昌在戴進的畫作中有着很高的評價。另外一個方面，董其昌去學習北宗繪畫的作品在展覽中的呈現，比如董其昌的《燕吳八景》就是吸收了南宋院體的繪畫風格。展覽中也有完全提倡南宗，反對北宗的作品，即董其昌學生的作品，完完全全地記錄下來了自己在董的影響下是怎麼作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