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1年，也就是唐高宗显庆六年，大唐王朝在广州创设市舶使，其职责主要为“诸蕃舶至，尽有其税”。意思是说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这让广州得到了腾飞的机会，此时在全国拥有交州、广州，两大海外贸易港。而广州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一时间，成为中国第一大海外贸易港口。

在唐朝著名诗人、宰相张九龄的诗作《开大庾岭路记》记载了广州的地理优势：

“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在《旧唐书•王方庆传》曾这样记载：“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

如此发达，自然吸引了一大帮阿拉伯商人来广州贸易。众所周知，早在公元3世纪时，阿拉伯商人就从海路东来，与中国开展贸易。

发展到了唐朝，广州就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了。那时候，在广州就有藩坊的说法。所谓藩坊，就是专门用来管理和接待外国人。

要说人口，此时的广州拥有外国人就有20万人之众，而远在西北的大唐王朝首都长安也就30万人，可见广州城外国人之多。

然而，如此庞大的阿拉伯人却给广州城带来了灾难。公元755年12月16日，唐朝将领安禄山以诛杀宰相杨国忠为名，悍然发动安史之乱。不过，此时唐玄宗李隆基昏庸无道，让安禄山、史思明一路势如破竹，攻破了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

而这次事变让久居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看到了机会。于是，在公元758年，一群被大唐帝国允许居住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趁着安史之乱开始掠夺广州城，一时间血流成河。在《资治通鉴》中曾这样记载这段历史：

“癸巳（758年），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

意思是说，趁着安史之乱，久居在广州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围困广州城，刺史韦利抛弃城池，逃跑，于是，阿拉伯人、伊朗人进入广州城，抢劫仓库，焚烧房屋，死伤者不计其数，嘴周乘船从海上逃走。

让广州城深受屈辱。然而，此时的大唐王朝，经历过连年大战，国库已经空虚，急需贸易恢复经济，因此，唐朝对阿拉伯人、伊朗人不得不笑脸相迎。对他们犯下的过错，没有丝毫惩罚的意思，而这段历史，也成为了唐朝最屈辱的时刻。

这件事对广州人来说一直耿耿于怀。在121年后，终于一雪前耻。而让广州人摆脱屈辱的这个人，正是杀人如麻，有着号称“杀人八百万”的黄巢。话说，黄巢落榜后，继承盐帮首领的祖业。此时，恰逢关东发生大旱，黄巢与兄侄八人响应王仙芝起义。3年后，也就是公元878年，王仙芝去世，众人推举黄巢为主，继续开始起义。

黄巢率兵攻克婺州，转战衢州，又进攻建州，进入福州，并于公元879年九月翻越五岭，攻陷桂管，兵围广州。

围攻广州后，黄巢像往常一样，往往是残暴嗜血，开始了屠城之旅。在广州，黄巢将满城的阿拉伯、伊朗商人杀了个精光。

据阿拉伯人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黄巢的这次屠杀，对阿拉伯商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城里做买卖而被杀死的回教徒、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马士德(Mazdeens)教徒，共有十二万人。”

对此，同时代的阿拉伯人哈桑描述如下：“城破之后，城里的居民都被杀害了。当时在城里做买卖被杀死的回教徒，犹太教徒等共12万人，中国人不算在内。黄巢还把桑树都砍伐了，因此唐朝的丝绸开始一蹶不振。”

虽然黄巢的行径非常残暴，却从实际上为广州人报了121年前被阿拉伯、伊朗人屠城的耻辱，而黄巢这次行动也拔除了威胁中国长达121年的祸患。

这算是一件好事，然而还有一件坏事，就是“黄巢还把桑树都砍伐了，因此唐朝的丝绸开始一蹶不振。”对此，作者苏莱曼哀叹道：“中国对外的尤其是对阿拉伯的丝绸出口事业，就跟着玩了。”

话说，黄巢占据广州城后，“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请求朝廷任命他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然而，朝廷不同意，理由就是“南海市舶利不罚，贼得到更富，而国家财用屈。”

黄巢见到诏书后，大骂执政当局，把广州作为反抗唐朝统治的根据地，然而对于黄巢来说，却流年不利，在公元879年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广州流行传染病，黄巢军中很多将士都染上了疫病，死者30-40%。黄巢见在广州难以持久，于是决定杀回中原地区。

同年10月，黄巢率军离开广州，向西北进发。

黄巢走后，大唐王朝陷入藩镇割据局面，广州完全被地方藩镇所控制。从此，广州的海外贸易变得不可能了。直到了百余年后，宋朝时候，广州再次成为闻名世界的大商港。

参考文献：

【《苏莱曼东游记》、《新唐书•黄巢传》、《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六 》、《新唐书•逆臣下》、《中国印度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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