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年的中国人，正在进行的是“抵制日货”运动。

1915年，中国人为何抵制日货？

这场“抵制日货”运动背景的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资本主义、“二十一条”

“一战”期间，欧洲各国忙于战争，对华商品输出减少，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会。1915年，中国进口商品净值较1913年，下降了20%，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则是大大增加。正如民国报纸《叻报》报道：

战事发生以来，所有外货输入日渐减少，我国商业亟应趁此时机，振兴国货，各省机造工艺近年以来日见起色，如北京机造公司及津浦、湖北等处各布厂，销路尤旺，多系赚自外洋。

中国的面粉、棉纱等轻工业产品，越来越能满足硝烟弥漫、工业受损的欧洲市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用“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来比喻这一时期，一点都不夸张。

欧美的无暇东顾，也给日本提供了机会。1915年1月18日，为了趁欧美在华势力削弱时独吞中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共5号21条：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侵占山东时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

2.将租借旅大及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以及居住、经营工商、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特权；

3.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给或割让给其他国家；

5.中国中央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由中日合办，军械半数以上应采自日本，或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允许日本建造湖北、江西、广东之间重要铁路，以及在福建投资、筑路、开矿的优先权。

袁世凯本人对“二十一条”批以“握我政权、握我警权、握我械权”等批语。但北洋政府自知军事实力无法与日抗衡，只能利用外国报纸使其他各国得知日本试图独占中国的企图，同时为国内各报提供中日交涉的相关信息。这一策略确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情绪。自日本报纸披露中日交涉内容后，京沪两地的英文《京报》及《北京日报》、《大陆报》等外报以“社论”、“译电”等形式转载或评论，国人因此意识到日本要求“不仅损害我国统治之权，而且侵夺我工商之业”，舆论顿时一片沸腾，激起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1915年抵制日货运动由此而发。

上海等各大城市严格实施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运动

这场运动从1915年2月开始，到同年7月基本结束。

报纸推动

在这次运动中，全国各地报纸无论平时持何种立场，表现的均极为一致。广东报社不断收到民众的爱国信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请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捐款储金。在报纸的持续推动下，中国人民的对于日本的愤怒情绪逐步转变为行动，抵制日货从当初的零星行动渐渐遍布全国，形成全国之势。

留日学生强烈回应

中国的留日学生身在日本，反应十分强烈。1915年2月20日，留日学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做出了五个决定：

1.电政府力拒日人要求，并请宣布该条件内容；2.发布印刷物，敬告全国父老；3.自国民立脚点，对于友邦发表国人所持之态度；4.派遣代表回沪，组织暂时机关、联络海内外爱国人士，合筹对外方法；5.筹备全体学生回国之事，以备有事时不致临事张惶。

2月20日后，留日学生相继归国，进行反日活动。其活动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3月，在京留学生代表发布了公开信《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著名的《告全体同胞书》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得到很多人支持。上海的留学生代表同各商会联络，请求抵制日货。有几个学生因为秘密散发传单，还被巡警逮捕，保释后又被多次传讯、审判。这一阻挠，反而又刺激了民众排斥日货的情绪。

工商界的“救国储金”与“抵制日货”

3月18日，上海总商会和工商各界首先作出反映，在张园举行有3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提出抵制日货的主张。

4月初，上海总商会议董宋汉章、虞洽卿、钱达三、王文典等开始筹议发起“救国储金”活动。8日，“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成立，推举虞洽卿、朱葆三、贝润生等37位总商会成员和工商界人士为临时办事员。数日后又推举虞洽卿为正干事，贝润生、马佐臣等为副干事。设总事务所于上海，设分事务所于各省各县及海内外各商埠，预定募款5000万银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

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之前作出满意答复。这无疑给已经兴起的商会和工商界的救亡活动火上加油。12日，北京总商会向全国各商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各商会发动工商界参加这一救国运动。

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

3月中下旬，上海商界首先集会讨论抵制日货之事。继而各地纷起响应，不及旬日之内，广东、无锡、松江、福州、安徽、烟台、营口、济南、长春、厦门、汉口、芜湖、大通等地的商会及其他工商团体，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4月以后，又有长沙、湖州、哈尔滨、昆明、沙市、天津、奉天、重庆等地的商会相继而起。一个波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高潮很快形成。

提倡国货运动与抵制日货运动相辅而行，同时发起。

3月中旬，上海总商会议董虞洽卿发起成立“劝用国货会”，通告各帮董事分别召集各同业，开会劝用国货。于是上海的宁波帮2788家、广肇帮2607家、潮州帮1916家、洞庭山帮907家、苏州帮866家，均签字一律改用土货。山东、福建等帮，亦四出劝导，一致进行。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商会，亦相继而起。到5月7日以后，湖南、河南、汉口、盛泽、温州、武进、天津等地的商会，也相继发起了提倡国货运动。他们或组织国货维持会，或成立劝用国货会，或组建国货负贩团，或设立国货专销机构。与抵制日货一样，提倡国货运动也以一日千里之势，很快普及全国。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

1915年3月25日，袁世凯迫于日本压力，下令各省严禁抵制日货。6月29日又以“妨碍邦交”为名，再次申令禁止抵制日货，还以“取缔排斥日货不力”罪名撤换了湖南巡按使。由于袁世凯的严令敦促，各地方官署派出军警，逮捕爱国群众，将反日热潮镇压下去。这场运动导致了日本对华贸易的大幅下滑，进而引起了日本政局的动荡，日本议会提出了对大隈内阁的不信任案，炮制“二十一条”的外相加藤也因此下台。

国际舆论：“二十一条”是亏本买卖

日本在“大阪每日新闻”中公开承认：“本年（1915）一月迄四月之输出，较前年同期减二千万元”，“此固不外排日货之影响”。

1915年上半年，日本外贸受到中国抵制运动巨大影响，仅对华出口一项的锐减幅度就达到1914年出口总额的6%（同比下降1790万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还专门报道日本就此派特别代表团前往北京。但下半年开始，来自欧洲的订单令日本出口额开始飞跃，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战后。

美国参议员沙斯伯雷(Saulsbury)专门出访了中日两国，他表示说，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有着非常完善的组织。《洛杉矶时报》等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认为，1915年的抵制日货，本身已经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如没有欧陆战争的及时“相救”，日本的经济将受到重创。美国人认为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是个亏本买卖，其从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或许并不亚于从“二十一条”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日本在中国将自己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

参考资料：新华网、21世纪经济报道、《1915年中国各界抵制日货运动考察》学术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