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金融副省長們的使命）

9月27日，貴陽市中華北路242號省政府大院1號樓，貴州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在這裏召開。會議決定，任命譚炯爲貴州省副省長。

在此之前，譚炯在國有大行工作了31年。到地方任職後，像譚炯這樣擁有豐富金融從業經歷的官員被稱爲“金融副省長”。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目前已有15個省份配備了金融副省長（四大直轄市均已配備），約佔全國省份數量的一半，金融副省長已成爲一種現象。

從到任時間看，呈現出非常集中的趨勢：13位金融副省長都是在2017年第五次全國金融會議之後到任，這一佔比高達86%。換言之，金融副省長在這兩年集中就位。

上述數據並未包含歐陽衛民。歐陽衛民早期在央行系統工作，後任廣州市副市長、廣東省副省長等職。10月24日。中組部任命歐陽衛民爲國開行黨委副書記。在履行相關手續後，他將出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一職。這是他再次回到金融系統工作。在此之前，已有12位金融副省長迴歸金融系統（不完全統計），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的雙向交流日趨常態化。

作爲連接中央與地方的金融副省長，他們既要回應本省面臨的經濟金融挑戰，同時又要按照中央統一部署，推進金融風險防控攻堅戰和金融改革。這一羣體具有怎樣的共同成長履歷，他們之間又存在什麼樣的顯著差異？從金融副省長迴歸金融系統後，地方工作的經驗對他們開展新工作又會產生什麼影響？

2017年後集中到任

改革開放後，經濟建設成爲中心任務，金融則是重要資源。但金融槓桿是“雙刃劍”：運用得好，能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運用得不好，則可能引發金融風險。

金融官員集中調任地方始於2017年7月。是年7月14日—15日，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領導在會上強調，要增強黨領導金融工作能力，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加強金融知識學習，努力建設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備的高素質金融人才隊伍。

會議召開5天后，交通銀行副行長王江被任命爲江蘇省副省長，由此拉開了金融系統官員密集出任副省長的序幕。據統計，現任15位金融副省長中，有13位是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後調任的，佔比接近九成。

餘下兩位是浙江省副省長朱從玖和雲南省副省長陳舜。前者於2012年5月調任浙江省副省長，至今已在這一職位上工作了7年。在此之前，他長期在證監會系統工作。後者於2016年11月由教育部長助理一職調任，在此之前他在證監會系統工作了15年。

金融副省長密集出現是中國金融深化改革的要求。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金融業獲得了長足發展。Wind數據顯示，中國金融業增加值由1978年的76.5億增加至2018年的6.90萬億，同期其佔GDP比重由2.1%增加至7.7%。

隨着近年來實體經濟增速放緩，中國金融業積累的風險開始顯現。全國來看，金融業內部的資金空轉嚴重，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槓桿率高企。地方層面，隱性債務不斷膨脹，債券違約、P2P亂象考驗着地方政府的協調處置能力。在市場人士看來，這些問題亟待有專業能力和市場經驗的金融專才參與處理。

據梳理，15位現任金融副省長的專業均爲經濟、金融、管理類，和金融工作十分對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的六位還取得博士學位（不含在職），其中五位經濟學博士，一位工學博士（殷勇）。殷勇畢業於清華大學系統工程專業，和前央行行長周小川師出同門。

從工作履歷看，他們都在金融系統歷練十餘年甚至三十餘年，擁有豐富的金融工作經驗。

在金融副省長的“遴選池”中，國有大行副行長是主要來源。現任15位金融副省長中，在任副省長之前擔任五大行副行長的有9人，佔比高達六成。其次，來源於證監會系統、央行系統的人數分別爲3人、2人。此外，光大銀行行長葛海蛟今年9月出任河北省副省長，開闢了股份行行長升任副省長的先河。

金融副省長的使命

金融副省長在專業領域的工作履歷，使得他們能夠應對地方金融工作中的挑戰。

剛上任月餘，譚炯就帶隊到上交所推介貴州債券，召開貴州省債券市場投資者懇談會。這是他首次以地方官員的身份直面曾經的同業。

譚炯在會上如是說，“坦誠講，我能夠非常切實地瞭解金融運行的本質、目標、規定，也切實地瞭解和在座金融機構之間的關係。到地方工作以後，雖然時間短，但是也非常深入、具體地瞭解到政府的使命和責任。”

他在會上詳細介紹了貴州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主要措施，如加強信用建設、做到有借有還；推動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融資平臺的到期債務進行收購重組等。“貴州省政府的態度的確值得點贊，畢竟好的態度是解決問題的開始。”上海某中型券商債券交易員表示。

貴州近年來GDP增速居全國前列，但地方政府債務高企。記者統計發現，截至2018年末貴州政府債務餘額爲8834.15億，居全國第六位；但債務率爲148%，居各省份第一位。

不止是貴州，對於全國各省份而言，共同的難題顯而易見：隱性債務規模不小，融資平臺非標違約時有發生；無牌照金融活動涉衆風險隱患大，事關社會穩定。

本輪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後，屬地風險處置責任明顯強化。在此背景下，如何監管好P2P、小貸、區域性股權交易中心、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典當等類金融業務是一個新課題。

據梳理，現任15位金融副省長除分管金融事務外，還分管商務、住建、國資等事務。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副市長吳清、北京市副市長殷勇還擔任市委常委，這將使他們能更好地統籌資源處理好相關事務。

在一次公開論壇上，殷勇建議，應進一步健全地方金融協調機制。可在地方政府牽頭的金融工作議事協調機制下，分別構建地方金融監管協調和風險處置兩個機制。

在處置金融風險之餘，金融技術性官員還要幫助地方融資、發展經濟。這可通過地方數據管窺一豹。

《新華日報》曾報道稱，2015年底江蘇啓動金融系統和地方幹部雙向掛職工作。第一批103名掛職幹部在培育地方金融環境、幫助重點項目融資、推動企業上市及上市企業再融資工作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先後出臺相關文件184個，引進金融機構127家，主導或協助融資4880億元；幫助企業化解金融風險421次。此外，還推動27家企業主板上市、219家企業新三板上市。

下一站

近日，廣東省原副省長歐陽衛民出任國開行黨委副書記。在履行相關手續後，他將出任國開行行長一職。金融副省長的迴歸由此再次引發熱議，他們的下一站也成爲關注的焦點。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在此之前擔任金融副省長的14個案例中，卸任金融副省長後下一站未重返金融系統的爲兩人：現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亞市委書記童道馳早年在證監會系統工作，後出任湖北省副省長，2018年11月調任現職；現任安徽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丁向羣類似，早年在國有大行工作，後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2018年9月調任現職。

其餘12位金融副省長則再度回到金融系統，佔比達85.7%。其中，五位出任機構正職（董事長、行長）。如蔣超良2004年從湖北省副省長調任交行董事長，歐陽衛民亦屬於這一情況。對歐陽衛民而言，未來如何發揮國開行的逆週期調節作用應是他任上的課題之一。

另有四人出任金融監管部門副職。比如郭樹清2001年從貴州省副省長調任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在任命會上，時任央行行長的戴相龍如是評價：到貴州後，（郭樹清）協助省長研究制定了貴州“十五”計劃和貴州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初步意見，提出許多符合實際的改革建議，爲貴州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

結束貴州任職幾年後，郭樹清對這一段經歷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2005年在《在過剩與貧窮之間》一書中寫道，從1999年到2001年，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其餘時候則在宏觀管理部門任職。一半由於責任，一半由於興趣，我當時最關注的問題是總體經濟的改善和落後地區的開發，特別是兩者之間所有可能的統一和結合。

“這使得作者能夠從地方管理到國家宏觀調控，從貧窮、短缺到富裕、過剩，以及從國內到國際，以一種相對寬闊而且現實的視野，來系統地考察和思索轉型期的中國問題，並以務實的精神去解決所面對的現實問題。”當時在國研中心擔任研究員的巴曙松如是作出書評。

分析認爲，在強監管的背景下，金融技術官員再度迴歸金融監管部門，可以在深刻了解地方思路的基礎上，更有針對性地防控、處置金融風險，把握好改革的節奏、步伐和切入點。

據記者統計，現任15位金融副省長中，就任時平均年齡爲50歲。其中重慶市副市長李波、山東省副省長劉強就任副省長時最爲年輕（4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