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小夥伴們在家都做些什麼，有沒有好好讀書呢？一起來看看謝琰老師的書單，在這個春天讀書以“消災”吧~

消災讀書記，從錢鍾書到奧利金

文 / 謝琰

疫情期間，我一直呆呆地呆在北京家裏。古人讀書以“消夏”，這個春天只能讀書以“消災”了。掐指一算，最近讀了三種類型的書。

第一種是“專業型”，就是爲了寫論文而讀書，好在這次的論文是特別想寫的，於是過程很愉悅。我主要細讀了三聯書店出版的《錢鍾書集》裏的幾種。去年我給研究生開《中國古代詩詞研究》課，講了幾個課時《談藝錄》，就對錢鍾書先生又萌生了強烈興趣。我感興趣的不是他的具體學術觀點，而是他非常強悍的“文學本位”態度。他寫小說是冷峻、旁觀的，其實又是柔弱的，退在一切喧囂後面狡黠地觀察、評論。但是，他在從事文學研究的時候，卻要勇猛地佔據最核心、最權威、最正確的位置。他在《談藝錄》以及很多早期論學文章裏反覆強調，文學研究是需要特殊資質和特殊技能的，文學研究者也需要建立特殊的自信力。他反對只講“事實”、不講“價值”的考據，也反對以“進化論”爲預設來梳理文學發展的規律。他想把一切影響“談藝”的因素都驅逐出去。就當下文學研究界而言，錢先生的態度是特別具有警醒效果的，因爲很多文學研究者都在放棄“文學”，放棄那些曾經把我們領進學術之門的美感與愉悅。

《談藝錄》各版，分別三聯書店2019、2011、2007年版，和中華書局1998年版

我相信，錢先生並不想製造文學與史學、樸學、科學之間的對立。他並不反對這些學科方法本身，而是要反對它們背後的一種籠罩性、獨斷性的聲音；這種聲音宣稱，一切事物只有在“科學”的權衡下才能獲得價值。西洋來的科學，與中國固有的樸學、史學之間，便締結了奇妙的聯盟；它們以“科學”的名義來擠壓心性、想象、信仰、美感、形而上學、神祕主義等等，而後面這些事物不僅構成人文學科的思想基礎，而且構成文學書寫的內容或歸旨，也就成爲《談藝錄》各條札記中時常出現的關鍵詞。因此，錢先生不是在捍衛一個學科，更不是保護自己的飯碗，他是以堅守文學的方式來堅守人類精神世界的豐富性與無限性。他發出的哨聲很尖銳，因爲他清楚地看到，有些事物的價值，不取決於“有了它能有什麼用”，而是取決於“如果沒有它會有什麼後果”。

錢鍾書先生和他的名作《圍城》

左：三聯書店2019年版，與《人·獸·鬼》合刊

右：人民文學1991年版

循着以上認識，我又重讀了《圍城》。事實上，以前我一直不太明白，《談藝錄》這樣炫才炫技、談文論藝的書，爲什麼錢先生說它是“憂患之書”？它的性質和《通鑑胡注表微》太不一樣了。同樣道理，我也不明白，抗戰期間錢先生明明“憂世傷生”，卻爲什麼終究寫成了一本那麼冷峻的《圍城》？在這次疫情期間，每天閱讀各種實錄、讚美、反思、哀嚎、怒罵、惡謔的文章，我忽然有了一點領悟。錢先生在《圍城·序》中說：“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他說得很清楚：他只寫“某一類人”，但寫的不是他們的“類”，而是他們的“基本根性”。他還說過：“中國諷刺作家只徘徊在表層，從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頹敗。”也就是說，他完全可以像當時諸多抗戰文藝作品那樣去寫另外“某一類人”，或者歌頌，或者怒罵，但那樣一種寫作並不能“探察人性的根本頹敗”。我的領悟在於：第一，戰場上所展現的人性反倒是單純的善惡，而戰場的“大後方”，纔是複雜人性的表演場。第二，探討任何具體問題，乃至非常特殊時期、非常特殊羣體的問題，只要不斷深入思考下去，都會探及人類的“基本根性”，而未必是具體的“國民性”或“時代性”。也就是說，錢鍾書所思考的“人類性”，是對魯迅、老舍所思考的“國民性”的一種重要補充乃至反諷。當災難來臨，“國民性”會凸顯，“人類性”也同樣會爆發。“國民性”會在一個國家長存，“人類性”則會在一切時間、一切空間中不斷重演。揭穿“國民性”，常使我們感到痛苦。而戳透“人類性”，則使我們感到荒誕。我想，疫情風暴中的武漢，既是“魯鎮”，也是“圍城”。

三聯書店2019年新版《錢鍾書集》

包含《管錐編》《談藝錄》《七綴集》《宋詩選注》《槐聚詩存》《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

第二種閱讀可以稱作“滋養型”。此種類型的書，其實不限於專業內外；“滋養”是言其效果，而不是言其內容。處於不同心境，會需要不同“滋養”；換了時間和地點，同一本書或許變得很夢魘。《紅樓夢》對於性格粗糙的青春期男生，可能是夢魘；因爲他們從中既看不到自己想看的東西，也看不到曹雪芹想讓他看的東西。我高中時讀《紅樓夢》，雖不至於覺得是夢魘，但確實深感不如《西遊記》《水滸傳》好看，當然更不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好看。

D.H. Lawrence , Lady Chatterley's Lover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2005

後來進了中文系，當然得翻一些“紅學”的書，但對作品本身反倒疏遠了。文學研究者一旦疏遠作品，尤其是疏遠偉大的作品，就容易“科學化”，於是變了初心。我近些年總把《詩經》《文選》《李太白全集》放在手邊，有時也翻看很喜歡的莫泊桑、愛倫·坡。時不時進行“滋養型”閱讀，便覺得自己沒有變成黃庭堅說的“面目可憎”。最近突然又拿起《紅樓夢》，用了一週多的時間讀完，很久都沒有回過神來，滿腦子都是《談藝錄·小序》中的四個字，“意園神樓”。這部書實在太精緻，像巴赫一樣嚴格，又像肖邦一樣漂亮。僅僅是精緻這一點，它秒殺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長篇小說。它把每一個片段都寫得彷彿真實存在過，哪怕一個表情的浮現、一個詞的語氣、一個物品的擺設，都經得起任何推敲，這太恐怖了。它像是白牆上的三維立體畫，讓人走進去碰折了鼻子還不自知。

《新批校注紅樓夢》，張俊、沈治鈞 評批，商務印書館，2013年

我讀的版本，是北師大文學院張俊先生積十五年之功而寫成的《新批校注紅樓夢》（商務印書館，2013年）。我一直有個很堅定的認識：不讀小說評點，根本沒法讀中國古典小說；如果用讀西方現代小說的習慣去讀中國古典小說，“如入寶山而空回”，因爲中西小說傳統、敘事方式實在太不一樣，其差異性超過中西詩歌差異。但是，由於《紅樓夢》的確具有強大的蠱惑力，會讓評點者喪失理性、疑神疑鬼，所以張俊先生對以脂評爲代表的傳統評點以及現當代“紅學”論著進行了謹慎去取，重新撰寫了“夾批”、“校注”、“回評”，總字數超過百萬，與原著篇幅相當，可見內容之豐富。張先生既注重勾連前後情節、細節、人物，也會呈現“紅學”的重要觀點和最新成果，更會不時提供腦洞大開的對比、假想、反思、挑錯，讀起來非常稱心如意。

第三種閱讀可以稱作“探索型”。我有時會讀一點完全陌生領域的著作，就像精神旅遊。最近讀的是人民大學吳功青兄的《上帝與羅馬：奧利金與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

我沒有任何能力評價這本書，只能談一些閱讀體會。這本書用一個很關鍵的個案研究，講清楚了“基督教一神論是羅馬帝國的形而上學結果”這個偉大過程，呈現了希臘羅馬文明（“羅馬”）與基督教文明（“上帝”）相遇初期的衝突與融合。奧利金的工作在三個方面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在自然法方面，奧利金沿用了希臘哲學的舊框架，但填入了基督教的新實質；二是以上自然法理論，藉由“皇帝敬拜”等問題的探討，而滋生了政治革命的力量，這與慧遠撰寫《沙門不敬王者論》形成了迥異而有趣的對照；三是奧利金一方面抬高“真理”而批判“習俗”，一方面又爲普通民衆提供信仰和實踐方式，此種均衡完美而又直接針對希臘羅馬文明弱點的策略，爲日後基督教的發展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在論述以上問題時，功青兄的一項工作令我感到異常精彩：他根據自己的“問題意識”，從奧利金的《駁凱爾蘇斯》中勾稽出凱爾蘇斯的思想要點，然後梳理出奧利金的“回應”，再從凱爾蘇斯的立場來看應該如何反駁，最後回到奧利金並作出評價；在“文獻不足徵”的前提下，這樣的工作可以說是最大限度地還原了思想現場。總之，讀這本書讓我收穫很多，而根據錢鍾書先生“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原理，或許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奧利金思想與論辯術的光芒，會照亮我對某個古典文學問題的思考之路。

奧利金與凱爾蘇斯

作者簡介

謝琰，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唐宋文學。出版專著《北宋前期詩歌轉型研究》，發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主講《中國古代詩詞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概論》《唐詩選讀》《〈文選〉精讀》等課程。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

文章來源：微信公衆號“三聯學術通訊”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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