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盛琳 编辑|王珊

文章摘要：

吴震球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76岁的人生里，他花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探索小学教育改革。在湖北省赤壁市，一座四线小城里，他进行了两次新课改实验，提倡快乐童年，一二年级不开设数学课，腾出时间来识字，游戏，接触艺术，均以失败告终。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像一个布道者，凭借一份执念推进实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为了获得体制的认可。年轻时，他受制于时代，饱经不公，把尊严看作最紧要的事。他固执，清高，很多人尊敬他，但提起他的实验，或语焉不详或不置可否。这场基层小城的教育改革处境尴尬，或将无疾而终。

他曾雄心勃勃，期待“载入史册”。然而人生奇妙，最后收留他的，不是伟大的变革，而是校园，学生和无数的童年。

吴震球和孩子们。殷盛琳 摄

至今未完成的课改

如果可以的话，11岁的殷修杰愿意永远留在小学二年级，不用学数学和英语，考试成绩也没有那么重要。

不管是在湖北赤壁这个长江南边的四五线小城，还是中国的其他城市，如果没什么意外，从一年级开始，你就得坐在四四方方的教室里听课，不能随便乱跑，你得学算数，学会让自己的笔迹整齐划一地呆在田字格里。

但殷修杰所在的正扬小学有些例外。当同龄人在校外参加补习班、训练珠心算时，他和实验班的同学每天在教室楼下唱歌，做游戏。普通班的朋友特别想转过来，但家长不同意。

正扬小学的这场课程实验已经进行到第五年。创造这一切的，是被孩子们称为校长爷爷的吴震球。在这位老人的计划中，小学一、二年级暂时把数学课去掉，相应课时换成说话、写字、阅读等素质课程——代价是，到了8岁，你可能还不知道12+7等于几。实验班的学生到了三年级才开始接触数学，用剩下的4年学完本该用6年来完成的小学数学。为此，他编写了一本专属于实验班的三年级数学课本。

吴震球76岁，穿着灰蓝色的衬衫，线条流畅的西装裤和干干净净的皮鞋，头发花白。因为患了静脉曲张，他走路时右腿有些颠簸，只能握住楼梯的扶栏慢慢往下挪。

阳光正好，不大的校园里围满了学生。在这个操场上，你分不清大家在上体育课还是在上别的——学校鼓励课堂形式灵活。吴震球举起手机拍下这一幕，感慨说，“小孩子快乐最重要，才七八岁在教室哪能坐得住？”

然而一个多月前，新学期刚刚开始，吴震球接到赤壁市教育局的一纸整改通知，“根据2019年民办教育年检反馈和学生家长反应，你校一二年级没有开设数学课程”，违反《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学校从秋季开始停止课改实验，按规定开齐课程和课时。

接到通知那天，吴震球气坏了，直接把电话打到教育局，问他们课改已经进行到一半的学生怎么办？对方没有立即回应。后来又说，除了刚刚开学的一年级之外，实验照常进行，但对外需宣称已经停止。

吴震球对当地的教育系统很失望，“他们根本没考虑过学生（的情况）。”

实验班的学生从老师以及频繁到访的媒体那里知道了整改消息，担心坏了，后来又听说班级正常上课，才松了口气。殷修杰很害怕实验班停止。他一直记得，每次说话课上，同学们都会分享自己家庭的事情，他曾分享过自己家的破裂，收获了很多善意。

事实上，吴震球推行的“新课改”实验并不是第一次被叫停。早在1992年，吴震球就向湖北省教育厅申报了课程改革的课题，在当地的公立小学设立了课改实验班。1998年小学毕业考试，实验班学生语文和数学平均分均比普通班高出3至5分。但在课题即将收尾之前，他突然被调离了校长的岗位，没能完成实验。

当时他不甘心，问人家能不能等实验结题了再调离，结果对方说，实验又不是离了你不行。他一气之下干脆放弃了另派的教育局工作，南下中山，去当地一所私立小学应聘校长一职。在那儿他也曾想继续实验，但学校关系复杂，“广东人也排外”，没能施行。

2003年，他从中山回乡，借钱买地，成立正扬小学。学校实现盈利后，2015年开学季，他才重新开始了这项实验。“我就是贼心不死”，吴震球每次提到之前未完成的实验，都会感叹可惜。

他经常向人总结课改失败的更深层原因：“他们（领导）最在意的就是不要和人家不一样”。

吴震球介绍课改经验 图片来源网络

校长爷爷

正扬小学位于赤壁老城区一条街道的里侧，被居民区环绕。校园并不大，所有建筑都被粉刷成淡绿色。吴震球的家和学校连在一起——他在学校后面建了一个三层小楼，一楼是学生食堂，二楼作为学生兴趣班的教学场地，自己和家人住在第三层。他的家人同样参与学校的事务，太太在学校的财务室工作，每年招生的时候会帮忙登记。外孙和孙媳在学校分别担任数学和语文老师。

他早上5点多就起床，到学校看校车有没有顺利发车。之后一整天，他不是在校长办公室辅导老师，就在校园里溜达，轮流听课，查卫生查纪律，碰到调皮捣蛋的男孩，拉过来教育一番。

课间，他走在校园里，路过每个小孩儿都会向他问好，喊一声“校长爷爷”。更多的时间，他会趴在校长办公室的书桌前，低下头凑近了看报纸或者书籍。他的桌面上，以及旁边书柜里，罗列着多本小学数学教材。

吴震球教过26年小学数学课，对教材了如指掌。他拿过一本一年级的数学课本举例，八个单元的内容有很多重复和不符合认识规律的地方：分清上下左右根本不需要在课堂上进行，小孩子在生活里难道不能自然习得？幼儿园就开始教小孩念1～10的阿拉伯数字，为什么还要重复？小孩的认知规律是先平面图形再立方体，为什么要反过来？

讲到这儿，吴震球把教材翻到卷首的版权页，“我真的要骂，这不是一群草包吗？”

在多年教学过程里，他还发现，一些数学的应用题低年级小孩根本读不懂，需要老师和家长读题，甚至考试的时候也需要老师一个个题目读出来。课改的最初原因就在于此。吴震球觉得，小学前两年就应该多识字，提高认知能力，接触更多的艺体教育，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和能力。

如果你听了仍有质疑，他就会给你举钱伟长的例子。“他19岁就考进清华大学，语文历史考了100分，数理化3门加起来只有25分，后来改学物理，再补习的数学，最后考了80多分。”他觉得这足以证明数学能在短时间内被训练，“所以你看，一二年级不学数学完全没问题吧？”

2015年实验班刚开始招生，吴震球举行过家长座谈会，向学生家长说明实验班的课程内容和想法，反响不错，一共招满4个实验班。

很多学生的家长也曾是吴震球的学生，因为信任他，把孩子送来正扬小学读书。甚至有家长直接告诉他，不必参加座谈会，“吴校长说上哪个班好我们就上哪个班。”

但一个学期之后，家长开始感到担忧，跟其他公立小学已经开始学加减法的学生相比，这里的学生连1到10的数字都认不全。陆续有家长向吴震球提出转班的要求，升入二年级时，四个实验班只剩下一个。实验班的一个女生说，其实在一年级暑假，父母就瞒着老师给自己请了家教，补习数学。

赤壁当地课外补习班生意火爆，流行珠心算，很多孩子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都会在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参与补习。

五年级实验班班主任魏平的女儿也在实验班学习，她说自己非常认可校长的实验，理解改革对小学教育的意义。但作为家长，她还是瞒着吴震球，偷偷在女儿二年级的暑假给她补习了数学，“怕她跟不上”。

吴震球也知道一些家长会提前给孩子学数学，“亲戚在旁边说说，家长就紧张。”他觉得这些插曲不可控，但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实验结果，因为大部分学生还是跟着学校课程走。

他鼓励学生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选择，不随波逐流。课堂提问时，哪怕耽误教学进度，也要为孩子提供独立思考的时间。他认为在当下这个社会，拥有当众表达的能力很重要，有的孩子一开始在课堂上不敢开口说话，紧张得大哭，他在实验班开设说话课，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敢于表达自我。

学校一楼的走廊处贴着很多标语，都是吴震球自己提出的。他指出最看中的一条，是办学目标——培养有思想、有主见、有能力的21世纪新人。

在他读书的年代，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想法。年轻时，他因为家庭被判定为地主阶级，成为“黑五类分子”，失去升入普通高中的机会，进入师专念书。毕业后他被派到当时的城关一小当老师。还是因为身份，文革期间他被停课一年。

离开讲台的那一年，吴震球的母亲正好在废品收购站工作，他就让母亲帮他“称书”，买回大量西方文学、哲学书籍。那段时间仿佛是被分隔开的两个世界，外面风起云涌，他窝在学校宿舍里，研读那些艰涩的理论。其中，李泽厚算得上是他后来各种观念的启蒙，他向往书里描写的氛围：避免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培养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

实验班的孩子们在上唱游课。殷盛琳摄

载入史册

教育局的整改通知下发后，吴震球在上海定居的两个女儿打来电话，劝他放弃学校的事务，安心享受晚年，他没有同意。妻子李丽霞说，吴震球60岁的时候跟家人说打算70岁退休，结果真到了70岁又推迟到80岁。

“他就是闲不下来”，妻子说，吴震球在家里某种程度上像是隐形人。他早餐午餐都在学校食堂解决，只有晚饭会和家人一起吃。饭后就一头钻进书房，读书或者写东西，他讨厌被打扰。有时饭后两个人在沙发上坐着，她主动跟吴震球聊家里的事，还没说几句，一回头，发现他已经靠在那里睡着了。“老伴老伴，他就是书房的伴，不是我的伴。”

在家里他脾气暴躁，大家采取的策略就是不搭理他，觉得过会儿也就好了，以至于有时候吴震球很像是在自言自语。

这种隔离感吴震球并不陌生。小时候，他们家住在铁路沿线，周围都是身份差不多的“黑五类”，组织上怕他们聚在一起会形成“小团体”，就勒令他们搬家。他们家被迫搬到赤壁另一处地方，周围都是出身良好的贫下中农，只有自己家是个异类。他每次都会翻过栅栏，跑回去，跟相同处境的小孩一起玩。

因为出身，他遭受过很多不公正的对待。他和朋友想去报名当兵，负责的老师直接说，你们回去吧，过不了政审。他的理想是升入普高，未来考中文系，成为一个作家。但由于身份，他被派遣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有次在食堂等餐，饭菜还没做好，他拿筷子敲碗，用《两只老虎》的调子唱了一首打油诗，被举报说是对当时的粮食政策不满意，全县教育系统开会批斗他。

回忆往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努力眯着眼睛，不让泪水滚下来，下巴上下耸动。“对我来说，受人尊重是最重要的事。”吴震球说。

他当时每天记日记。有次组织开会，要大家提供素材，日记也要上缴。年长的朋友劝他，不能交，万一被抓到把柄会很严重。但他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品行端正，还是上缴了，甚至暗暗期待，负责审查资料的同志是个读书人，能够欣赏他的文采。

直到有一次，父亲被人举报，进了派出所。吴震球赶到时，父亲哭得像个孩子。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给家庭带来什么灾难。领回日记后，他一个人在卧室，把十几个本子全都烧掉了。

他学会服从，决心不再写作。直到30年后，他在课改中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他说，这是为中国教育改革实践提供样本，如果能完成，一定会在教育史上留下印记，“这个东西就载入史册了”。

他有两本不轻易示人的小册子，记载了每年发生的事件。最早的那一本从1998年开始记录，扉页已经发黄，印有“吴震球成果记述”7个字。内页详细记载了和哪位领导来往，参加了某某会议，发表了什么演讲。他特意在内容栏之后加了一栏说明——“级类”。2018年10月23日晚，我向市委书记发信息。X书记，晚上好！我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和50多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我有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向你汇报。吴震球。2分钟后，X书记回复，好的。明早8年我在办公室等您，可否？4秒后，我回复，谢谢，我一定准时到。

校内暗流

在赤壁，如果你是一所还不错的公立小学校长，意味着你手握很多权力。1992到1998的6年间，吴震球任职当地一所公立小学校长。暑假开学前，为了逃过那些送礼的家长，他总要自个儿躲到宾馆或者公安局去，一个人窝在客房里看书工作。

但当政府部门的职工找到他，想把自己孩子送进学校时，他没有拒绝，条件是：给学校安装空调、换换变压器，改善一下水管。有次，某局长为了塞人进来，“安排工人除夕到学校来搞变压器”，吴震球说，这就是他在体制内的周旋策略。

吴震球说，自己不是个“刺头”，并非不懂得体制内的生存之道。但涉及到教育的原则问题没得商量，三年级实验班班主任易老师回忆，吴震球性情暴躁，有时候教育局的领导过来视察，他和人家没说几句就要开始争辩。他认理，争理，经常得罪人。“人家都是看他年纪大了，不愿意和他争。”

60岁时，吴震球创办这所民办小学，买地建楼请人，借了四分之三的钱，直到7年后才实现盈利。最困顿的时候发生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二年，当时的副校长要入股，吴震球不同意，以为入股就是做生意，他只是想做好教育，没答应。结果副校长带着两个主任一起辞职，带走了一些生源，在赤壁另一个地方模仿正扬小学教学模式，新开了另一所民办小学。吴震球只好花费更高的价钱去请别的老师来顶上。

妻子李丽霞劝过他，有个人一起忙话，吴震球也好减腾出时间来多陪陪她。但每次提出来，吴震球都很恼火，他认为“入股”就代表把学校当成生意来做，不再是做教育。

他支持柏杨的说法，觉得“一人是一条龙，一群人是一群虫”，更习惯自己主导大权，“想做什么下午就能实行”。

之前在公立小学当校长时，吴震球改进了很多工作，为贫困学生减免学费。到创立正扬小学，他同样心软，收了一些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但老师们对此很有意见——一个特殊孩子放在班级里，给班主任增加了很多负担。有人提意见，吴震球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他对老师们要求严格，学校不覆盖Wi-Fi，不允许老师打麻将，无理由瞎聊，不允许无故玩手机，要求主课老师要在课堂上坐班，为学生一对一辅导，同时还要写大量的学习笔记。前年开始，他还搞了个口号，“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吴震球的孙媳妇吐槽说，这样的要求很不适合当下年轻人的习惯，很多年轻老师受不了，都辞职了。学校老师流动性大，同时，学生的流动性也相对较大。

之前在给老师制定的教学评价标准中，规定了语数外期末考试必须达到的平均分，达不到要罚钱。实验班老师们的压力特别大，一方面要按照既有的评判逻辑抓分数，又要顾及孩子们的素质、人格教育。后来校长发现，实行了这个标准后，老师们只抓教学，忽视了教育，对学生习惯、人格方面的引导，就取消了这个考评方式。

在家长会上，易老师跟大家说，孩子们在这里学的轻松愉快，家长们也比较满意，就是老师累，老师辛苦。

有老师对吴震球提出涨工资，他没同意，还有些恼火，觉得人家是看重钱财，利益熏心，违背了身为教师的品行要求。太太都看不下去了，骂他说，你不要从你的角度去想人家，你有钱了，你专心做教育，人家还要养家糊口呢！

易老师觉得吴校长没有关注当下的变化，政治环境、教育环境都不同了，老师的需求也不同。

“他就活在他那个时代。”

正扬小学 殷盛琳摄

只有一个吴校长

吴震球打算干到80退休，退休后整理资料，想出书出诗集。

但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管人。他本来想把学校交接给自己的大女儿，结果女儿不幸在一场车祸中遇难，留下一岁多的外孙，由他看管长大。

孙媳妇也是学校老师，她有意让老公，也就是吴校长外孙在他退休之后管理这所学校。但外孙一直达不到吴震球的标准。按照吴震球的说法，如果孙子想要从自己手里接管学校，要达到几条要求。

第一要真正热爱教育事业，不把它当作一门生意，要继续推行自己的教学改革，注重对学生的公民教育和人格教育，而不是只抓教学。另外，心智要成熟，要有管理能力，更要有在不同权力之间博弈权衡的组织能力。

孙媳说，这不太可能。“世界上只有一个吴校长，没有人能做到他那样。”

她说，吴震球和教育局的领导关系不融洽，现在人家敬重他，能镇住场子，但如果他退位，接下来做校长的就很难做好，也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小微2018年来正扬小学做过考察，曾给吴震球提过关于新课改的建议：任何形式的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但比起数学知识来说，在学生漫长的一生中，培养数学的思维，训练学习的能力更重要。与其在一二年级把数学课时拿来识字，背诵三字经和古诗词，不如做小学课程的整体优化，设计一些自然课，或者能够训练学生数感的游戏。

吴震球当面点头，后来还是按照自己的路子在走。“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怕寒了老人家的心。”杨小微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倔强的老人，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看作“一种执念”，但在学术层面来说，这项实验就算结题也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教育局整改通知后，吴震球经常给他发消息。他在微信、电话里都劝过他，不如干脆退休安享晚年吧。“他也没有更多教育学的知识来支撑他继续做下去”。

吴震球走在赤壁街头。殷盛琳摄

吴震球不为所动。外出吃午饭，他觉得店里的砂锅粥好像比上次来的时候要少一些，他叫了服务员，对方说，掌勺师父有时候手轻手重自己拿不准，他一再重复，“不能这么做”。结账时，他又和店长说了一遍，终于得到他满意的答复。“我既不要赔偿，也不让你们重做，我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没有重孙子之前，吴震球5点来钟起来，看见孙子孙媳还在关门睡觉，会过去敲人家的门。有回孙媳在化妆，他在门口一直盯着，说这有什么好弄的，脸上涂那些像什么话？

他弄不清支付宝和线上转账，出门只带现金，叠得整整齐齐，连数额大小也是按顺序排好的。

有时候觉得时间太快，他总会一个人在卧室发呆，看着父母和女儿的遗像流泪。到了学校，孩子们的笑声回荡，他听了才能开心点。

“除了这个，我也没有别的爱好。”

他总说，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初中。文学老师带班里几个男孩下河摸鱼，拎回学校一起烤着吃，香气弥漫。偶尔，老师带他们去附近的溶洞探险，洞里黑黢黢看不见老师的脸，只有声音回荡，他在讲那些钟乳石的形成。吴震球站在人群的后面，恍然出神，隐约感受到文学。

那时候他意气风发，以为自己可以进入大学中文系，成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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