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熙二年（265年），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曹魏灭亡，西晋开始。咸宁五年（279年），西晋灭吴，中华帝国再度实现大一统。然而，西晋的一统非常短暂，司马氏内部的皇权争夺与内迁胡人的管理危机交互作用，“八王之乱”引发帝国秩序崩坏，“五胡乱华”则致使华夷统治格局的瓦解。

“五胡乱华”使得北方中国出现过短暂的“十六国”时代，各族统治者纷纷建立政权，建号称尊。在十六国时代，曾经有两个政权都使用了“汉”的国号，分别的匈奴刘渊的汉国和建国成都的巴氐李寿的成汉，二者之中尤以匈奴汉国值得注意。

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刘渊继承其父亲刘豹的位置，出任匈奴左部帅。 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任命刘渊为北部都尉。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刘渊趁西晋内乱起兵，并离石筑坛设祭，建元元熙。刘渊打起的国号就是“汉”，并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祭祀，其官制制度也基本采用汉制。

晋武帝司马炎

根据《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述：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

刘渊的祖上被追溯到汉初的匈奴单于冒顿，而其“刘”姓则来源于汉匈和亲。曹操将内迁南匈奴部众分为五部，西晋沿袭这一制度，“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渊这的家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晋书》

刘渊在乱世举事本不为奇，然其为何以“汉”为国号呢？在称帝之前，刘渊有过一番合法性的解释：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 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 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 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刘渊

《晋书·刘元海载记》中所叙述的刘渊族属，其实也是其举事之后的附会。事实上，刘渊家族出身于匈奴屠各种，并非南匈奴。为了成就霸业，刘渊在举事的时候，掩饰了自己的族姓，冒认南匈奴单于嫡裔。冒认南匈奴单于后裔的目的是为了追溯汉匈和亲故事，进而又可以冒认汉朝皇室的外甥，再以“约为兄弟”为辞，进一步提出“兄亡弟绍”。

刘渊的“绍汉”政策体现了其叛晋自立时的心理上的虚弱。在刘渊之前，中原并无胡人政权，称帝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业。公元304年刘渊称汉王、公元308年称帝时，西晋政权仍在，叛晋自立的刘渊，自然不可能继承晋统。

但是，如果刘渊宣布自己是汉朝的继承人，那就非常高明了，可以将魏、晋两朝皆视为叛逆，褫夺其政治合法性。刘渊的战略目标是“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赖河东五部匈奴的势力是不够的。为了争取汉人支持，以“汉”为国号，攀上汉室血缘关系，就可以争取达到借助两汉之恩德、“以怀人望”的目的。正因如此，刘渊拒绝了叔父刘宣恢复“匈奴”之号的建议，“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以“绍汉”的方式为自己建立的政权树立了正统。

刘渊称帝

然而，到了刘渊族子刘曜“以太兴元年僭即皇帝位”之后，却改国号为“赵”，其理由是“以水承晋金行”。这又是如何解释呢？相比较于刘渊之前的“绍汉”，刘曜选择的是在五行政治哲学中继承晋朝的法统。西晋政权在刘曜时已经灭亡了，之前叛晋的情节可以进行一番粉饰，宣布承晋后，自然晋的时代己经过去，这同时是在否定东晋的法统地位。

除此之外，刘曜放弃了追认汉朝列祖列宗为祖先的做法，丝毫不回避其匈奴血统，高举南匈奴的旗帜，“冒顿配天， 元海配上帝”。根据《太平御览》所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前赵光初二年（319年），刘曜曾颁旨称：盖王者之兴，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民庶，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御以大单于乃太祖。

刘曜

从认刘邦为太祖到认冒顿大单于为太祖，刘曜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自我认同更为突出，这说明刘曜时期的匈奴政权已经能够将匈奴民族的政治资源与汉人的政治哲学杂糅使用，将匈奴的族属追溯到夏朝，其实更是超越了中原人的胡汉政治观念，解构了汉人的优越性，其政治自信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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