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無論何時都備受關注。最基本，也是最難得的便是沒有疾病或不虛弱。

但又不僅僅如此，健康是生理、心理、社會福祉的完整狀態，享受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是每個人的基本權益。

人體健康在個人與其生存的自然環境、建成環境和社會經濟環境的互動過程中持續變化着。城市，爲超過半數的人類個體提供了棲居之地，是城市居民接觸最緊密的外在環境，顯著影響着其健康狀態。

1984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 “健康城市”，起源於改善工業城市衛生條件，以保障城市公共健康基本底線的城市規劃，在推進健康城市運動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一種新的視角：場所關係的視角

健康的場所應該被視爲具有雙重建構性：物質性以及社會性。

在規劃史與公共衛生史中常見一個理念，即理性的物質與城市設計能夠改變社會狀況，尤其是城市貧民的社會狀況。規劃領域自20世紀的城市美化運動到21世紀的新城市主義、精明增長與積極生活設計運動，都爲這一理念的侷限性所影響——這些運動將建成環境與人體健康聯繫起來，總是將街景、高速公路、房屋、商業區、學校、公園等場所簡單地描述爲設計品與建築物的總和。

然而，正是從制度、文化的約定俗成到經濟、社會政策這樣一系列超出物理設計的動因，決定了地方如何發揮功能，以及哪些人羣會有機會參與健康活動。探究建成環境與健康之間關係的調查通常會有意迴避或忽視現實、社會、政治、經濟和意義建構之間的互動與關聯；在將其融合後，通常單純的空間便轉化爲了場所。

許多健康研究中關於鄰里、建成環境的分析都有變量靜態不變的場所視角。場所關係視角有別於此，在此視角下的場所同時具有物質和社會特質，生活於該場所的人們相互間的種種互動賦予場所以意義。一片空間通過其社會關係被賦予內涵而變成一處場所，而這些社會意義又會反過來重塑這片空間。其中的多重關聯，是動態的、恆變的。

權力、不平等、集體活動這樣的社會過程通常都會在構造與再構造場所的物質形式和社會意義中被顯現，故而場所關係視角在邁向健康城市規劃的進程中至關重要。要理解場所對人類福祉的影響，城市場所的意義與互動格外關鍵。比如，“場所感”會喚起人的歸屬感和社羣關聯感；而“缺乏場所感”往往會引起孤獨和抑鬱。場所的質量與意義能影響到我們的行爲、表現和機會結構。場所建構中的政治鬥爭涇渭分明地劃分出勝負雙方。因而物理變量和社會變量的靜態定義並不能把握場所構建的動態實質。

在健康城市規劃的新體制中，場所關係視角要求多維度地綜合多種對場所的表徵和理解方式；包括居民自述、系統觀察、現場定性定量的測量，以及資源的空間可達性。場所關係視角與建成環境-健康觀之間的核心差異對研究與實踐均會產生影響。例如，場所關係視角在測量時並不是優先使用現有的地理、行政界限，其度量的不僅僅是實際距離，還包括了社會距離和社會網絡；場所關係視角力圖縱向分析人口特徵的演化，而不止步於橫斷面的人口特徵。對政策制定十分重要的一點在於：場所關係視角考慮到了健康改善干預行爲被賦予的具體文化意義，致力於解決那些場所塑造機構中現存的權力不平等問題，而不僅僅侷限在某一場所健康改善資源的分佈和數量。

場所的關係視角強調健康城市規劃並不能用一套受限的、物質決定性的框架來改善福祉。設計健康社區的概念是一個具有物質決定性風險的方法。現今大部分設計、建成環境、公共健康的工作過分強調通過改變物質景觀以促進健康的社會和行爲改變，例如增加體力活動。但這些工作過度簡化了由物質要素、社會動力和意義形成過程之間的複雜關係所組成的場所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的方式。

場所關係視角是健康城市治理的關鍵催化劑，因爲它有助於將之前被公共決策排除在外的羣衆動員起來，關注他們的場所，並使其參與場所改造的決策過程。當參與者討論在他們的場地上該如何改善健康，以及對其他相似場所的改造具有何等典型性時，流行病學和統計學往往能夠“擊中要害”。

將場所納入健康城市規劃的關係視角需要進行新的公共參與實踐。公開的聽證會、諮詢期，甚至社區—專家的研究合作都並不充分。政府、社區和私人部門的參與者之間進行開放討論對於理解場所的關係非常重要。

場所關係視角也需要城市健康研究的新方向的支持，特別是流行病學。流行病學家和城市規劃師，在一定程度上定期記錄了城市問題和社會的不公平現象。但場所關係視角要求研究者和實踐者花費更多的時間調查和評估場所的優勢和資源，而不僅是場所的問題。這不是對記錄“最佳實踐”的呼籲，而是希望能做出相應的研究和評估以充分描述批判性探索所能發揮的作用，以及分析其如何和爲什麼能發揮作用。這些關於場所是如何改善健康的洞見至關重要，因其是整個進程邁向成功的基礎，鼓勵着系統內的進一步創新，並幫助存疑的實踐者和公衆構想一條通向他們所期待的未來的路徑。

來自作者的閱讀說明書：如何邁向健康城市

在這個城市星球，研究、科學和政策決策都應爲所有城市居民改善其健康條件服務。出版於2009年的《邁向健康城市》正是希望能傳遞這一信息。在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星球的城市化仍在繼續，因氣候變化產生的健康影響日益增長，城市的不公平狀況威脅着經濟和全球的可持續性；這些理念、概念和實踐在現有背景下更顯迫切。而《邁向健康城市》中文版的出版或將讓更多研究者和實踐者有所觸動，並參與到爲我們所有人建設更健康、更可持續且更公平城市的工作中去。

當前，超過6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區域。城鎮化已然且並將持續作爲一項政策和實踐，用於改善人類健康以及地方和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然而，正如我在書中歷史評論部分所展示的，19世紀和20世紀的城鎮化決策改善了一部分人羣的健康狀況，但也可能導致了其他人羣的健康惡化。城市衛生保障、建築規範、安全的工作場所條件、公共交通和有品質的綠地空間，與其他政策和建成環境的改善一起，爲大量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好的居住環境，從而提升了其健康水平。性別和青少年保護政策、養老金和扶貧資金，以及針對種族、宗教和少數族裔移民權利的社會政策，也有利於改善我們每個人的健康狀況。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識到醫療衛生和新技術應用本身並不能如同社會政策和建成環境改善那般提升城市健康水平。對19世紀和20世紀的洞見能爲應對21世紀的城市健康挑戰提供借鑑；這些挑戰包括氣候變化、空氣污染、住房隔離、食品安全和不穩定的工作。

然而，本書 並不建議將公共健康、城市規劃和發展的西方模式粗糙應用於其他地區和文化背景中。相反，本書指出 用於西方城市的健康戰略既有成功也有失敗之處；只有當研究、政策和實踐都細緻關注當地的背景、文化和治理模式，才能改善城市健康。在過去幾個世紀裏，那些有損於城市居民健康的關鍵失策之處正是忽略了城市居民自身的實踐、理念和洞見，特別是被邊緣化和窮困的人羣。健康促進工作的展開應該邀請居民一同參與，以開創可降低疾病和死亡率的新健康戰略。《邁向健康城市》想說明的是，關於健康的場所的營造，從沒有一體適用的途徑，其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並且實踐者必須在推進這一複雜工作過程中抱有謙遜之心。

《邁向健康城市》 倡導建構面向21世紀的新的健康城市科學。新的參與者、數據和方法需要在公共衛生學、流行病學、工程學、環境科學和其他學科中得到應用，從而使人理解究竟是什麼決定了當今城市和人居環境的健康或不健康問題。這一新的“健康城市科學”要求新的測度方法和新的“市民科學家”，以確保科學的合法性延伸到那些受此“科學”影響的利益相關者，並將由研究成果轉化而來的政策和實踐的新路徑納入其中。但這一21世紀的新“健康城市科學”也會包含結論的不確定性。

本書呼籲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懷着謙遜之心來開展健康城市規劃，這將指導我們考慮這項工作的倫理維度，不再只訴諸科學以尋求關於公平的答案；也引導我們在開展更多記錄風險和效益分佈的研究之前，考慮修正現存的不公平性和脆弱性。在我的前一本書中，我將這一過程稱之爲“街道科學”；而在《邁向健康城市》中，其含義已被拓展，包含了例如健康影響評估在內的新方法，這要求新的數據和分析工具及參與者的介入，從而使專家和非專業人員能共同爲健康場所的營造提供可循的證據，並共同開展相關實踐。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我們所處的“場所”或郵政編碼所指代的地區很大程度上可以預測我們是否會生病、是否會患上並非由基因所致的傷殘或早亡。採用新科學、創新政策和實踐的結合，這一情況完全可以得到預防和改變。儘管需要政府在這些工作中發揮引領作用，市民社會、學術圈和私營部門等也都需要參與其中。在本書中，我提出的“健康城市治理”包含了跨越多個學科的新規範、新法規法律和新實踐，需要從建築和規劃到臨牀醫學和公共衛生學，再到工程學和法律等多個學科共同協作，爲邁向健康城市而一起行動。邁向更爲健康的城市將永遠是一個推進的過程，而不是某個固定時間點的既成狀態。

我很高興看到中文版《邁向健康城市》的出版，並希望讀者能告知本書中的理念和戰略與中國國情是否相符合。我不想假裝有一種適合所有場所和時間階段的祕訣或模型。相反，我期待讀者能將邁向更健康城市的過程視作打磨一支管絃樂隊使之演奏出美妙交響樂的過程。 健康城市營造的“城市交響樂”與其他所有偉大的音樂一樣，需要多位演奏者和不同樂器匯聚一堂才能創造出連貫美好的和聲。故而，如同交響樂的和聲依賴於樂隊所有人的和諧演奏，健康城市規劃亦有賴於專業人士、研究者和社區居民的齊心協力，以期共同創造更加健康和美好的場所。

傑森·科爾本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城市規劃與公共健康教授

“健康城市規劃與治理”系列叢書 《邁向健康城市》 傑森·科爾本 著 王蘭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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