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娛樂記者在記者這個行業中估計是最熱門的職業了，其隊伍的強大程度讓人咋舌。常常會曝出這位明星找對象或是哪位明星有外遇，而且往往有猛料。

對於這方面的，那些娛樂記者（狗仔隊）的實力確實不容小覷。很多明星都對這些有點小事就極善於大做文章的記者心生恐懼。

而在民國，新聞界的情況完全不是如此。

許是因爲動亂的緣故，民國的記者對明星的關注程度是遠遠不及當今的。那時更多的記者對政治更感興趣，個個名噪一時的大記者，大多靠着深度的報道和精闢的時評而名動一時，例如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等。

這種新聞的報道形式，輿論鼓動性極大，引來的禍端也自然不小。就上述所舉的幾位，都先後因言被殺。就在這種衆報皆言政治的情況之下，獨言他物的徐彬彬另闢蹊徑獨開一門，成爲一代報傑，同黃遠生、劉少少並稱爲“民初三大名記者”。

徐彬彬名凌霄，筆名彬彬，凌霄漢閣主，江蘇宜興人。

自幼生在一官宦家庭，世代爲官，爲江蘇一時之豪門大戶。這個家族是從徐彬彬的爺爺清道光年間的進士徐家傑開始的。考中進士後的徐家傑，便開始出仕爲官。自此後，徐家後代居官者如雨後春筍，曾一度出現爺孫同朝，叔侄共在的現象，盛極一時。其爺爺晚年調任北京，一家在他處無職者，皆遷至北京。

幼年生在北京的徐彬彬，是典型的公子哥。他的爺爺是京官，家中叔伯兄弟爲官者衆多，其本人才名很廣，因此他當時在北京很有名，與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還有另外的沈南雅與徐半夢四人並稱“京城四大才子”。幾人經常在一起，逛戲園子，喝花酒，談談詩，做做賦，搞搞筆會，日子過得甚是嫺雅。

但是身在官宦家庭，終日的遊手好閒之人必然家裏人最看不慣的。

於是徐彬彬就在當年的京師大學堂中學了工科，主要學的是土木工程。這個專業與徐彬彬的愛好大相徑庭，但是徐彬彬還是認真的學了，而且曾一度準備成爲一名傑出的工程師。爲了他工程師的夢，他曾一度赴長江對水利工程的修建進行考察，但最後他還是沒有選擇這個行業。

因爲他感到一個工程師根本無法開啓民智，不能夠真正的喚醒民衆，因此必須另擇他業。這聽起來與當年魯迅棄醫從文很是相像。確實，在那個時代，這樣的人並不罕見。

他最終選擇了報館，選擇了新聞界。

那時中國的新聞發展正處在一個轉折的關口。清末的新聞界，大概就是以梁啓超爲代表的政論時代。但是到了民國初年，這種勢頭便開始有些減弱，取而代之的全國各地靈通的消息。而評論的復興，直到後來張季鸞、王芸生等書生報國之士興起之時又才用文人論政將政論推到了另一個高峯。

而這從清末到民初的轉變，最大原因就是因爲科技的發展。在當時，電報迅速發展，電報傳聞的價格也就越來越低，於是像《申報》、《時報》等大報就紛紛在各大城市建立記者站。也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記者纔開始產生。

起初的通訊在北京以黃遠生一人獨大，待黃遠生走後，立馬變成三足鼎立之勢，分別是《申報》邵飄萍的“飄萍”通訊，《新聞報》張季鸞的“一葦”通訊和徐彬彬就職《時報》開創的“彬彬”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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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徐彬彬就職《時報》，在很短時間裏，他就靠着他優美的文筆、富有情趣的寫法在衆多的通訊中贏得一席之地，並漸漸形成名氣，靠着自己獨有的風格，創造了“彬彬”通訊。

兩年之後，徐彬彬辭去在《時報》的一切職務。

恰好在那時，身在北京的著名報人邵飄萍也向《申報》辭職，並出來準備獨立辦報。看着徐彬彬一時也無着落，邵飄萍就將他拉來與自己一起創辦《京報》。《京報》成立後，徐彬彬便被聘爲特約撰述，主要負責的《京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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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報》主持副刊的徐彬彬，總算是找到了一個還算適合自己的舞臺。

當年的詩詞歌賦、滿腹才華一時便有了用武之地。長於文史，諳熟典故的徐彬彬，靠着富有情趣的有沒文筆很快就在報界文壇打出一片天地。可是但是好景不長，1926年，邵飄萍被殺害之後，徐彬彬不得不離開《京報》，另尋他路。

就在離開《京報》尚未有下家的時候，他與弟弟徐一世開始合撰《凌霄一士隨筆》。這本書在《國聞週報》連載，一載就是十年，實乃古今中外報界極其少有之現象。兄弟倆通過走訪一些清末民初的一些政要和遺老遺少，記錄了很多的掌故。這本鉅作涉及到北京的民風民俗，三教九流，範圍甚是廣泛，內容甚是詳盡。

有不少專家說，要研究近代史，特別是清末到民國這一段歷史徐彬彬《凌霄一士隨筆》不可不看。

徐彬彬受家庭和環境的薰陶，從小就養成了聽戲的愛好。

作爲一個江南文人家族，喜愛崑曲之氛圍是很濃厚的，家中常與著名的崑曲曲友往來。前面提到的那個徐彬彬的伯父徐致靖就是一個精通音律的文人。笛子、三絃、胡琴樣樣精通，而且還能獨立譜曲，可見在這樣環境中薰陶的徐彬彬，喜歡戲曲是很正常的。後來徐彬彬的父親調任山東，他也隨父在山東看了很多曲種，有梆子、二黃、崑曲等，使它對戲曲的認識更進一步。之後的京城少爺生活，使他對戲曲的認識更加深刻獨到。

由於上述的緣故，在徐彬彬的文章中往往就會有很多評述戲曲的內容。

在民國的梨園界大紅大紫的那些個名角大多都被徐彬彬評價過。例如馬連良、程硯秋、梅蘭芳等，都曾在徐彬彬的筆下出現過。徐彬彬的評論可不是一味的叫好，而是有褒有貶，依據立論。對於長處，徐彬彬往往大加讚賞；對於短處，徐彬彬則又總能一針見血的指出。對著名京劇大師梅蘭芳，徐彬彬就指出“梅蘭芳創作甚多、努力可佩，但對於劇藝之核心，貢獻尚少。其發揚國劇苦心孤詣，猛進直前，在舊伶中堪稱第一人，惜應付環境之成分太多，其臺上藝術可稱超等。”而在當時梅蘭芳被衆多粉絲狂熱崇拜之時，徐彬彬對此更多的則是擔憂。

他說人們對偶像的追捧已經使得梅蘭芳的個人光輝蓋過京劇本身，使得京劇的藝術性被其一人淹沒，實爲不幸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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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出梅蘭芳的不足，他還針對性的提到程硯秋的道白不好，譚鑫培的扮相不足等等。

他的很多評價，現在的戲曲評論家看過之後也極其的認同。由他主編的《國劇月刊》發的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散見於其他報上的文章，一時爲當時的“演藝界”所推崇。

在1928年至1930年，徐彬彬在大公報主持《戲曲週刊》，專門的從事戲曲報道與研究。由於對這一門事業玩的精，所以徐彬彬的劇評在當時很有權威性。甚至幾篇評論就能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人捧成名角。

說實話，當時如此涉足娛樂圈的大家是很少的，多是些街頭巷尾不成氣候的小報纔有刊文，其水平着實不值一提。而徐彬彬的出現，使得戲劇評論真正的上了檯面。

中和看來，這樣的徐彬彬在當時確實就是一個毫無爭議的娛樂記者。但慢慢看來，他又更多的像一個文藝評論家，有褒有貶，自稱風格，堪稱大家。由於他與當時很多的戲曲名家都很熟，所以對他們的很多事都很熟悉，因此，有時他也會寫些關於他們旁人不知的閒情軼事，這樣他的娛樂味就更足了。

徐彬彬除了那股子娛樂外，另一強項就是歷史了。自三十年代開始，徐彬彬就一直在天津《大公報》主持副刊。主要在《凌霄隨筆》與《凌霄漢筆記》等專欄中寫些文史短文。介紹我國文物、典章制度、歷史掌故，如數家珍，且文筆極其流暢優美。新中國建立後，徐彬彬就以其歷史之長在北京擔任文史館員。

1961年，75歲的一代報人壽終正寢。

現在我們再來看這位民國的娛樂大記者。我們看到的不是他怎樣去收集小道消息，怎樣去努力的製造緋聞；而是靠着雄厚的文史功底，卓越的藝術鑑賞力來動筆行文。實實在在的去以藝術的標準來評價報道當時“娛樂界”的那些事。最後他得到了讀者的尊重，得到了藝術家們的尊重，得到了歷史的尊重。從這位民國大記者的身上，我們完全可以看出，勿論何時，必以求實爲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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