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對比戰國時期的趙國、燕兩次國君禪讓，是鬧劇還是策略？

春秋戰國，於當時的統治者而言，是一次軍事層面的試驗場，在制度設計層面同樣如此。在諸子百家的倡導下，思想的爭鳴使得戰國時代諸多政治思想並存，並且在諸侯國政治家的倡導和實踐中發展出相應的政策措施，這一點我們從法家諸多代表人物在各國倡導的變法便可窺見端倪。

可以確知的是，在春秋戰國之際，沒有任何一種制度是可以完全不顧是非曲直、不顧現實狀況而進行的，結合現實狀況並且通過有效的政治舉措推動政治層面的進步，已然在戰國後期得到各諸侯國的認同；有鑑於此，戰國後期的百年間，北方兩國趙、燕紛紛掀起了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

戰國七雄，燕王噲禪讓王位給子之

戰國中後期，燕國作爲戰國七雄之一，雄峙華北，以強大的軍事實力長期與北境匈奴抗衡。諸侯國合縱抗秦，燕國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318年的修魚之戰中，秦軍大敗五國聯軍，燕國由此元氣大傷，不得不尋求國家內部的恢復和發展。

燕國此時的國君是公元前320年即位的燕王姬噲，姬噲其人，篤信儒墨兩家的思想政治體系，當時的諸國政治局勢中，齊國經過“田陳代齊”事件後，不僅沒有取得滅亡，反而取了相對長久的統治和發展。於是，一股推崇“禪讓”的政治思潮開始在列國間悄然興起。

禪讓思潮，最初在戰國中的燕國掀起了大型實踐；燕王姬噲在修魚之戰的失敗後，便開始反思自己的作爲，燕王噲在聽從了羣臣的建議後，在深思熟慮之下，將王位讓給了丞相子之；然而子之在擔任了三年的燕國之王后，將軍市被和太子謀反，子之迎擊，此後市被又和太子之間爆發了戰爭傾軋，燕國亂作一團。

此時，位於燕國之東的鄰國齊國趁機入侵，燕國自保尚且困難，又怎能抵禦齊軍？燕國於是被破。這場持續了三年的燕國內亂，使得燕王噲、太子、市被、子之一應人等都成爲了刀下亡魂。

據《韓非子》記載：“（燕王）噲之苦身以憂民。”並說他不沉湎女色、音樂、打獵，也不修築豪華宮殿，只是愛好和百姓一同躬耕畎畝之中；韓非子的文章自然是爲了宣傳他的法家理論而敘寫，然而韓非子畢竟和燕王噲幾乎處於同一時代，可以稱得上是第一手史料。

從這裏的記載可以看出燕王噲的行爲，堪稱賢明並且不貪圖權勢，誠然如此，從現實意義上來講，他的作爲卻委實太過，未免有作秀之嫌，這與國家需要背離開來。

禪讓制之所以在三皇五帝時期能夠有所成就，不僅是因爲當時民風尚且淳樸，百姓安居樂業；而到了戰國年代，諸侯並起，天下紛爭，已然成爲了“大爭之勢”；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諸侯紛爭的結果，除了土地民衆等國有的物質條件，還有社會價值評判尺度的變化。

姬噲沉湎於遙遠的三皇五帝，然而卻脫離實際，不考究自己身處的時代背景。姬噲的失敗乃因其不務實而務虛，不操實事而求虛名，篤信“禪讓”，給了齊國可乘之機。加上燕王噲本人性格上的怯弱優柔寡斷，燕國內亂的過程中完全置身於事外，終致燕國的失陷。

趙武靈王將王位禪讓給王子

而與燕國的禪讓可以作對比參照的，便是在三十年後發生的趙武靈王的“禪讓”行爲。趙武靈王聞名於史冊的，多是他“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通過胡服騎射，趙軍的單兵作戰實力不斷提高，在二十年間不斷對北方征伐，趙國的軍事實力達到前所未的鼎盛。

趙武靈王在親政二十七年後，將國君之位讓渡給了王子趙何，這就是趙惠文王。而趙武靈王自己，則號稱“趙主父”，外出爲將，繼續着趙國開疆拓土的事業，正是以這樣類似“雙元君主”的政治模式，趙主父依舊掌握着國內部分權力；趙章是趙主父的長子，趙主父在王后吳娃生子以後便獨寵次子趙何，最後甚至將王位傳給趙何。而後又憐愛長子趙章，當趙主父滅掉中山國便大行封賞，將自己的長子趙章封爲安陽君。

四年後，長期居於安陽的趙章難以自制權欲，起兵反抗趙惠文王。這場趙國內亂歷時一年，趙章失敗，奔逃到趙主父處，父子皆被餓死於高臺之上。趙主父的初衷是兄弟相和，君臣得當，然而事事皆做得不徹底。趙武靈王初衷值得認可，但其後的選擇實在令人費解，讓位而不放權，且在對於嫡子長子的關係問題上處理不當，最後只落得一個自家離亂的結局。

燕國、趙國“禪讓”對比

參照對比燕、趙兩國的“禪讓”政策，燕國國君將權力完全讓渡給了賢臣，卻只顧“國”而不顧“家”，是以最後有太子與將軍作亂；而趙國國君的“禪讓”雖然以“家”爲基礎，但是自始至終躑躅不定，難以取捨，是以最後兄弟相殘，趙主父也死於其亂。

兩國國君的政策措施都有一定的政治度量和良好初衷，而後卻歸於失敗，這是爲何？其實兩者的策略雖爲殊途，但其實同歸，只是趙國在政治運行中尚且有所顧忌，所以造成的損失較小。而燕國則對過去的政治體系和現實狀況全然不顧，最後落得國家破敗的結果；然而策略之所以最後變成了鬧劇，實在是因爲政策的選擇全然不顧現實。

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政權相對獨立互相征伐，然而“家天下”的政治模式是當時主要的政治模式和話語體系，“家天下”自夏啓開始，乃是原始民主政治和胞族政治的統一體，從歷史意義上來說，其推動了文明從氏族文明向國家文明的進步。而趙國和燕國的舉措則是完全意義尚的逆歷史潮流而去，實在是難說明智，政策的選擇需要研究現實，而又復歸於有利現實進步，如若未經深入研究辨析而成的一時之策，或有奇效，然而終究無法成爲長久之計，而由於現實的變化總是出乎於政策制定者意料之外的，這就需要統治者有統治的魄力決心依循舊例之外，有所創新，如此兩者相繼，才能維持穩定的發展趨勢和長期的發展需求。

綜述

筆者認爲，考究“禪讓”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歷程，其形成早於春秋戰國甚遠。西周唯一一次類似禪讓的進程便是國人內亂後的周召共和，然而這也是在大亂之後不得已而爲之，禪讓所謂讓賢，由於標準的模糊性，只可適用於小國寡民的古代社會，而不適用於夏朝以後的文明社會。

對於賢才的標準，也不是簡單地通過衆人推舉便可形成，因爲政治的管理需要的除了個人的才華外，還同時需要豐富的經驗。所以，賢才的任命，出類拔萃的能力和高超的管理智慧，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古代的官員任職標準通過科舉考試統一後，經過科舉制的人才，最初往往被任命於地方政府。其目的，便是積累充足的管理經驗。

政治的運行主體是人，而在古代的人尚未得到啓蒙的狀況下，只有極少數當權者能被稱之爲政治意義上的“人”，這一改變一直到近代社會出現了民主、共和、法制等西方政治學理念後才得以改觀。

所以，制度設計所需要面對的問題是複雜的、多變的，“治大國如烹小鮮”可謂如履薄冰。然而中華民族之所以長久存續並且具有頑強的生存保種力，不惟在中華民族的包容與博大，更在於其在長期發展歷史中，知學習，善改進。而正是在這不斷“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中，推動着中華民族在曲折的發展道路中，走向光明的前途。

參考文獻：《史記》、《戰國策》、《資治通鑑》、《漢書》、《左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