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創立者漢高祖劉邦

在談論中國歷史的時候，西漢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這個持續了兩百餘年的王朝爲中華民族打下了永恆的烙印，其爲後來的朝代設立了皇帝制度的範本，更將儒家學說確立爲國家的政治綱領，引領了之後接近兩千年的歷史發展方向。

在我們提到西漢的政治制度發展的時候，西漢中期的漢武帝是絕對的核心人物。一般人們認爲在漢武帝即位之前，西漢的政治理念是以道家學說爲主，而在之後的時間段裏則是儒家學說佔據了主流地位。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在漢武帝之前，西漢的政治思路其實更加接近於秦朝時期的法家學說與儒家，道家學說的雜糅。

西漢皇宮

國家的根本發展思路還是爲了鞏固皇權，削弱地方勢力。而道家提倡的休養生息則只是經濟上的主流。漢武帝即位之後雖然他推崇儒家學說，但是其本質目的還是爲了提升皇權的地位，而儒家提倡的仁義禮教則是在宣帝之後才逐漸被人們重視起來。

而在西漢中期出現的這種政治氛圍的變化也影響到了國家對於政策的選擇之上。在漢武帝在位的時候，西漢政府的態度是進取而開放的，而在宣帝之後的西漢政策則多是保守的，收縮的。那時的官員排斥破壞農民生活秩序而爲國家帶來財富的鹽鐵專賣，他們對新興的貴族和地主階級抱有敵意，這都讓西漢的政治發展進入了一個不同的階段。

而在這個時候依然有實幹派想要延續武帝時期的政治路線，朱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不過在時代大潮的影響下，朱博在政治鬥爭之中失勢，這也宣告了武帝時期的政治綱領被徹底摒棄，西漢也因此走向了它的衰亡。

西漢朱博殘碑西漢中後期的保守政治路線與儒家思想的復興

在中國的封建歷史中，儒家文化是最有影響力的學派這一事實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人們一般將董仲舒視爲儒家文化正式確立爲國家統治綱領的最大功臣，這樣的說法也沒有錯。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文化綱領和中國後來的儒家文化是不是真的是一脈相承的是需要被討論的。

西漢大儒董仲舒

其實我們不用看得太遠，只要將西漢末年的政策和漢武帝在位時期的政策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出兩者的巨大區別。漢武帝在位時期的西漢政府正處在其鼎盛期，其有着文景之治遺留下的豐厚財富和穩定的國內政治局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漢武帝也成爲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之一，其發動的幾次針對匈奴的大規模戰爭幫助西漢穩定了自己的邊境局勢，這爲其之後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而且漢武帝還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並在西域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將現在的新疆地區第一次納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圖，這對於中國的發展有着十分深遠的意義。而且漢武帝在位時期還實行了鹽鐵專賣的經濟制度，這種制度有利於商人的發展，可能會對農民造成一些負面影響，但是確實提升了國庫的收入，而且漢武帝也並沒有採用儒家文化中提倡的重農抑商的建議。

漢武帝劉徹

從這些政治行爲中我們都可以看出漢武帝時期的政治風氣是以建功爲首要目標，立德爲次要目標。在制定國家政策的時候更多關注這個政策是否能爲國家帶來實際上的收益，這樣的政治路線中其實還有秦朝政治的影子，由此可見此時的西漢雖然已經確立了儒家文化作爲國家的國學，但是法家以及其他流派的政治思想對於這個時候的西漢政府還存在着十分明顯的影響。

而董仲舒的學說中其實最重要的觀點也並非孔子提倡的恢復周禮，以禮教文化和道德來統治國家，而是其總結的天人感應學說能夠闡釋天子的執政權威性，這才被漢武帝選中。此時的儒家文化更像是一個工具，用來幫助西漢王朝達成他們長久以來未完成的心願。武帝時期儒家文化的發展在《漢書·董仲舒傳》中有如下記載："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漢宣帝劉詢

但是到了西漢後期尤其是漢宣帝去世之後的幾朝，西漢的政治路線出現了很大的變化，這從其對內的經濟制度以及對外關係的外交選擇上都能夠明顯地看出來。首先對於國家內部建設，由於漢武帝時期國家採用了鹽鐵專賣制度，並且放寬了土地交易的限制條件，因此在西漢後期國內已經出現了新興的地主階級和大量的富商。

在儒家學子看來，這都是十分不利於國家統治的，他們更加傾向於一種強調公平而不是效率的社會體系，而且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農業的地位是遠遠高於商業的。因此在西漢後期曾經短暫廢除過鹽鐵專賣的制度，對於土地兼併的管理也逐漸增強。不過由於這種改革讓西漢的政府收入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因此不久之後國家又恢復了鹽鐵專賣，但這樣的思潮卻還在一天天壯大。

對西漢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桑弘羊

在對外的關係中，官員們也在勸領導者放棄對於周邊各國的征伐，這不單單是因爲當時西漢的國力已經遠不如武帝時期了，還因爲在儒家學子看來，想要征服周邊的少數民族，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以德服人。像漢武帝那樣的做法只會勞民傷財，不但不能贏得外族的支持，還會破壞西漢政府的道德形象，是萬萬不可取的。

那時匈奴內部發生內亂，呼韓邪單于向西漢政府請求支援，但是西漢高層無動於衷，當時兩位將校主動對匈奴叛軍發起進攻並取得大勝，但是他們的行爲並沒有得到政府的讚許，從這件事情中我們也能看出西漢晚期政府在對外關係中採取的保守態度。

呼韓邪單于影視形象

西漢的政治路線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大的轉折，與西漢時期儒家文化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在儒家文化被確立爲西漢的國學之後，國家設立了官方的學校來傳授儒家知識，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儒家的經典得到了全新的解讀。這些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官員便成爲了儒家聖人孔子的堅實擁護者。

他們堅信德行和禮教纔是國家的根本，因此纔會反對漢武帝時期的政策。不過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有實幹派的官員希望能夠通過實際手段幫助國家解決問題，他們延續了武帝時期的做事風格，朱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注重行政效率的地方幹吏

朱博出生在西漢的一個平民家庭之中，其年輕的時候並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他起初只在家鄉擔任亭長這樣低微的職務。不過其在擔任亭長的時候，和當地的豪門子弟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因此在成帝即位之後，其便被推舉做官。

漢成帝劉驁

朱博和當時其他大部分官員不同，其並沒有接受過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因此其政治理念和價值觀與當時的儒生們大相徑庭。其早期主要擔任地方官員，在其剛剛赴任琅琊太守的時候，他發現當地的官員有許多都稱病在家，這讓其感到十分奇怪。在經過了解之後，他得知這是當地的慣例，來幫助新任官員樹立威信。只有他前去視察這些人的病情，他們纔敢出來任職。

這讓朱博十分惱火，其立即選拔了一批新的官員讓他們取代了這些人的位置，並且在當地進行政治改革，改善了齊人"舒緩養名"的習俗，讓當地的政治風氣煥然一新。我們知道戰國時期的齊地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這樣的行爲無疑是朱博對於儒家傳統理念提出的挑戰。此事在《漢書·薛宣朱博傳》中有如下記載："齊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幾曰：''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

現今的孔府

除此之外，朱博在官員的選用上也和當時國家倡導的方向相違背。我們知道當時佔據朝廷話語權的儒生們最痛恨的現象就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貧富差距。因此他們十分排斥讓地方豪門的後人參與到地方治理之中，以免造成他們專權的現象。

但是朱博卻與他們不同，他在地方任職的時候十分喜歡與當地的豪族建立聯繫，並且他也喜歡啓用其子弟作爲自己麾下的官員。之所以朱博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一者這些豪族在當地有着強大的勢力和豐厚的資源，朱博如果能得到他們的支持，其政策的推行就會遇到更小的阻力，並且其能夠調動的社會資源也會更多。二者則是西漢雖然開設了官方的學校，但是真正能夠進入其中學習的人還是十分稀少的，在國家的偏遠地區更是隻有豪族的子弟才能獲得讀書的機會，這讓這些家族中有着不錯的經學傳承。因此這些人其實也是當地不可多得的人才，朱博啓用他們也是爲了在當地建立起更高效的行政體系，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管理。

西漢時期的富戶

朱博在挑選官員的時候相較於這個人的品行，更加看重這個人的能力。在其在左馮翊任職的時候，當地有一位富家子弟，年輕的時候曾經與有夫之婦通姦，這種人在當時是十分被看不起的，因此他也一直遠離仕途。但是在朱博到任之後，卻不計前嫌讓其擔任自己的下屬，幫助自己進行治理，其人才選拔標準的體系在這件事中也展現地淋漓盡致。

從朱博在地方從政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朱博對於儒家學說重視禮數，重視個人私德的價值判斷方式十分排斥，其更加註重管理的效率與個人的能力。這與漢武帝時期的人才選拔標準和行事風格更爲貼切，可以說他是在那個崇尚道德的年代中十分少見的異類了。堅持西漢傳統制度的朝中重臣

由於朱博在地方行政工作中表現出色，其很快就被調到中央政府擔任要職。在其入京的時候，西漢政府內部的政治氛圍已經基本穩定下來，他們大多都支持西漢政府要秉持周代的政治理念，摒棄秦朝以及西漢前期那種只重視政績，忽視道德建設的政治路線。

堯舜禹三位君主被儒家視爲統治者標杆

這樣的想法在儒生中獲得了大家的普遍認同，但是朱博對此卻十分反感，他認爲周代的政治制度是仿照上古時期三皇五帝的統治方式而制定的，但是經過了這麼多朝代的更替，世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此時再去恢復舊時的行政方式無疑是錯誤的。而且西漢建國以來也建立了不少功績，因此根本沒有必要作出根本上的改變。

在入朝之後，其與革新派政治家的主要爭論主要體現在兩個問題之上，其一是改革派希望恢復三公的官職安排，廢除現行的丞相和御史大夫並立的行政體系。第二個問題則是當時朝中大臣認爲刺史有着推舉九卿的權力，但是其職位卻十分低微，這樣是不符合禮制的，因此他們希望能夠恢復之前的州牧制度，來端正官職的大小順序。

西漢的御史大夫

針對這兩個問題，朱博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來西漢的官員制度在實行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如果只是爲了效仿周代才提出三公的官職安排，那自是大可不必。

而對於第二個問題，朱博的反對意見則比較尖銳，他認爲正是因爲刺史官職低微，他們除了舉薦和監察之外才沒有實權，這對於國家行政體系的穩定是十分有利的。而一旦啓用州牧制度，那麼地方官員的權力將會難以限制，這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亂，與政治體系的鬆動相比，官員職位上的尊卑有序似乎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不得不說朱博的看法還是十分正確的，東漢末年恢復州牧制度之後，中央對於這些地方的控制迅速變弱甚至直接斷絕，確實加速了東漢的滅亡。朱博針對設置州牧的上疏在《漢書·薛宣朱博傳》中有如下記載："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鹹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朱博作爲非儒生的高官，其對於政治的理解更加直接，他認爲只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那麼政策就是有可取之處的。這樣的想法支撐着西漢走過了之前一個多世紀的歷程，讓漢朝成爲了強盛的國家，他對於這樣的成果十分自豪，因此也十分擁護西漢的傳統制度。

在開始的時候漢成帝確實接受了他的意見，否決了革新派的提議。但是隨着朱博的失勢，改革派逐漸佔據了絕對的話語權，完全遵照儒家價值觀的政治綱領也在醞釀，可以說朱博這樣的實幹派官員的消失是西漢的真正轉折點。

西漢末年國家陷入了長期的動盪結語

西漢作爲中國歷史上最爲強盛的帝國之一，其創造了不少輝煌的成績，無論是霍去病的封狼居胥還是將西域地區納入中國的政治版圖都是十分重大的歷史成就。而造就這一切的除了勤勞的中國人民和英明的統治者之外，注重實幹的官員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在西漢早期的時候，官員們大多還受到了秦朝的影響，即使像賈誼這樣的儒生，在其治國理念中也是雜糅了不少法家學說的，這讓當時的官員們都把目光放在解決國家的問題上面，這才造就了西漢早期的高速發展。

可是到了西漢後期，隨着儒家文化的興起，官員們對於道德的重視程度逐漸超過了對於政績的重視。這讓國家的行政效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在這個時候向朱博這樣沒有接受過儒家教育的官員站了出來，他力排衆議啓用富家子弟，還堅決擁護西漢的傳統制度。在行政過程中他也以解決問題爲基本出發點，爲西漢政府保留了一定的活力。不過歷史的趨勢是一個人所不能阻擋的，無論這個趨勢是對是錯，朱博終究還是被儒家的革新派所淹沒，而以他爲首的實幹派的沒落，也是西漢王朝走向衰敗的開始。

參考文獻

1《漢書·薛宣朱博傳》

2《漢書·董仲舒傳》

3《綱鑑易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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