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羅廷重看蔣介石，與他輕看中國共產黨同時發生，而且互爲因果。

他看好蔣介石，正因爲不看好中國共產黨能搞成什麼事兒。他曾經十分輕蔑地說，中國共產黨“總共只有40人”，“研究翻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提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罷工之類的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髮指示”。

鮑羅廷尤其藐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了“國蘇合作”，更熱衷於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爲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

然而，在當時情況下，即便有鮑羅廷這個有着巨大能量的人物的支持，蔣介石想要成爲國民黨內強有力的人物，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在蔣介石前面位高權重、資格又老的人比比皆是，至少有三個根本無法逾越的障礙：軍事部部長許崇智、外交部部長鬍漢民、財政部部長廖仲愷。軍權、財權、政權全在這三人之手，從一般規律上看，蔣介石是不可能越過這些障礙的。

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幾個月內卻發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廖仲愷被刺之後，誰動了手？怎麼辦？怎麼調查這個事情？廖仲愷在國民黨內的影響非常大。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衆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鮑羅廷。

孫中山死後幾個月裏，鮑羅廷成了廣州主要的掌權人物。表面上所有決議都由幾個國民黨領導人共同決定，實際是鮑羅廷說了算。他在廣州的權勢和影響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樓上經常坐滿廣州政府的部長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們和中國共產黨人；樓下則是翻譯們忙碌的天地：將中文文件譯成英文或俄文，再將英文或俄文指令譯成中文。印刷機晝夜不停，各種材料、報告、指示從這裏源源而出。

鮑羅廷實際已成爲國民黨中央的大腦。

他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會議上，提出了一條至關重要的建議：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

鮑羅廷設想，這是一個類似蘇俄“契卡”的組織，目的是用特別手段肅清反革命。他自己則擔任特別委員會的顧問。他的建議實際就是決議。建議被迅速通過。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的特別委員會三人中，汪精衛本身是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是政府軍事部部長，唯有蔣介石未任過高於粵軍參謀長和黃埔軍校校長以上的職務，他第一次獲得如此大的權力。

魔瓶最先被鮑羅廷開啓。被授予政府、軍事、警察全權的三個人中，汪精衛作爲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作爲國民政府軍事部部長，這兩個人經常不到特別委員會來，所以主要幹事的就成了蔣介石。

我們經常講人生重要的只有幾步，而凡在關鍵時刻能有特別作爲的，必有其長期的準備和異於常人的獨特地方。

蔣介石就一直準備着，而他最爲獨特的地方就是，利用危機的能力非常強。巴斯德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蔣介石爲這一天的到來作了充分準備。他運用這個突然降臨到手中的“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是毫不猶豫的。軍事機器立即開動。

第一個對準的人便是掌握軍權的軍事部部長許崇智。蔣介石利用他在特別委員會中的職務，馬上動用黃埔黨軍，包圍了還是軍事部部長的許崇智，指責他涉及廖案。許崇智當然扯不清，倉皇逃亡至上海。一塊石頭搬倒了。然後就是胡漢民，第二塊石頭。胡漢民之弟胡毅生與廖案有瓜葛，蔣介石抓住這一點，不管你是不是元老，一律拘留審查，胡漢民後被迫出使蘇聯。如此，廖仲愷光榮體面地下葬，許崇智被趕到上海，胡漢民被迫出使蘇聯。

一件廖案，蔣介石一石三鳥。三個奪取權力的障礙一掃而光。半年以後鮑羅廷才明白自己打開了魔瓶。

1926年2月，鮑羅廷在北京向將赴廣州的以布勃諾夫爲團長的聯共政治局使團得意揚揚地說：“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還有什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什麼，一旦我們提出什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並將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說，“軍隊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蔣介石等四個軍長“完全可靠”。在鮑羅廷的主觀意識主導之下，聯共中央政治局也認爲，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強調作爲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須向國民黨右派和中派讓步。

但這位權術大師很快要開始尷尬了。許、胡、廖三人消失之後，他已經不能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遏制蔣介石了。他幫助蔣介石邁出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一步，卻嚴重低估了蔣介石的能力。埋葬了廖仲愷，趕走了胡漢民、許崇智後，蔣介石還剩下最後三個障礙：前臺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後臺的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廷，他心目中的死敵中國共產黨。

到了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中，蔣介石又是一石三鳥，打擊的重點就是中共、蘇聯顧問團和汪精衛。從這一系列事件來看，蔣介石作爲中國近代的政客，其手腕相當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