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哈尔滨市心理援助热线背后的心理咨询师，用声音作舟，化身为大家的心灵“摆渡人”；他们用24小时不间断的倾听与守候，抚慰人们心灵上的伤口。

哈尔滨市心理援助热线由哈尔滨市政府设立，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管理，是一条公益免费的心理援助热线。哈尔滨市心理卫生中心徐佳主任，同时为心理援助热线负责人，管理和督导心理热线服务。因为疫情需要从1月25日开始热线开通了24小时疫情专线服务，由原有的6位接线员扩增为16位。他们都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资质。今天采访的是其中4位——

惊慌的来电

在徐冰的记忆中，援助电话在1月26日开始增加。2月27日之后，热线号码以短信方式发送到大家手机上，电话数量开始暴增。“由原本一天几十个电话一下涨到200多个，整个疫情期间，我们一共接到了2000多个电话，大多都与疫情相关。”

最初，求助的理由各式各样。“大家将我们当作咨询热线，询问口罩在哪儿买、没有酒精怎么办，居家隔离注意些什么，健康证明去哪儿申办。”那时候的来电者，声音大多又惊慌又迷茫，人们被疫情讯息一拳“砸”懵了，还没有反应过来。

随着疫情信息的公布，焦虑翻涌上每个人的心头。“有人用酒精一遍遍擦拭东西，出门一趟差点将背包擦掉一层皮；有人精神紧绷，出门隔着十米遇见一个人就担心自己被感染。”一位孩子上中学的母亲不断假想自己被感染了，“她反复说，孩子还这么小，我要走了，她怎么办啊？她其实很健康，却分不清现实和幻想，将自己被隔离后孩子怎么安排都想好了，家人怎么劝都不听，一边悲痛还一边狂刷手机，查看确诊人数。”一位从外省赶回哈尔滨的男士，在居家隔离期间焦虑发作，拉肚子被他当作感染的前兆，体温稍一升高就声称“挺不过去了”，哈尔滨确诊人数多日归零，大家都在期待的时候，他又开始紧张了，不相信自己能在疫情期间“毫发无损”。

让徐冰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老人的求助电话。“他说，‘买不到口罩啊，姑娘，但是我想活。’”那一瞬，徐冰的心好像被拧了一下，“眼睛一下就酸了”。这样的时刻有很多，“老人一个人在家，儿女全在外地，自己无法下楼买菜；夫妻两人背着房贷，还要养活一家八口，工资被降薪了，她在电话里失声痛哭；一个在上海创业的东北女孩，工厂快支撑不下去了，男朋友对自己不闻不问，来电的时候她快崩溃了……”

无声的抑郁

有时候，求助的声音是急切的。徐冰在凌晨接到一个女孩的电话，没有一句言语，就是痛哭。隔着话筒，女孩将自己的愤怒与无助用哭声发泄出来，经常一哭就是40分钟。在接连哭泣几天后，女孩的情绪渐渐好转，给她留下了一声“谢谢”。

有时候，求助的声音是低沉的。一个在医疗器械单位工作的女孩，向徐冰倾诉了太多痛苦。“店里消毒液到货的时候，大家在外面排起了长队。但是队伍还剩一半的时候，消毒液没了。”没买到的消费者愤怒了，他们将矛头指向女孩。“所有物资都被你们藏起来了，你们要拿回家用，太缺德了。”女孩怎么解释都没用，只能在众人的痛骂中低下头颅。还有一位跑腿小哥，在“双黄连对病毒起作用”这则消息传出来的晚上，顶着大风为顾客跑了七家药店，“凌晨一点，我实在跑不动了，跟客户说明情况时，被她劈头盖脸地骂一顿。她不相信药没了，怀疑是我留给自家了。挨完骂后我有点想哭，后来听到她语无伦次地说家里有两个孩子，最小的还不到一岁，而她一直在咳嗽。”

有时候，求助的声音甚至是麻木的。一位医生在第一时间申请支援湖北，然而没被选上。同事们出发后，他每天魂不守舍，后来干脆将自己积攒的10万元钱都捐出去，只能每天吃食堂。为什么如此决绝？他告诉徐冰，17年前非典时，自己正在实习期，因为腿骨骨折没能冲上一线。对他要求严格的父亲瞧不起他，跟亲戚们大肆讨论，怎么可能这么巧？“他就是故意的，贪生怕死，指望他出息是不可能了。”后来，只要对他有不满，这件事就会被父亲拎出来反复念叨，他说“我就想借这次机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懦夫，不是胆小鬼。”

痛苦的隔离

沈婉琪接到的热线中，有几名正处于隔离期的求助者。其中一位沈先生在疫情后期外出上班，跟同事们吃了两天饭，还喝一顿酒。几天后，同事的一位朋友被确诊了。从此，沈先生坐立难安，头疼欲呕，一段时间后，甚至连饭都吃不下，看到饭菜就反胃。

他告诉沈婉琪，当时疫情情况比较明朗，自己一时放松了警惕，没想到小酌两杯居然带来这么大的隐患。自从同事被隔离后，他一天恨不得洗上百遍的手，眼看14天隔离期就要结束了，自己却突然吃不下饭了。吃饭在他心中已经与酒局划上了等号，一看到饭菜他就有悔恨、懊恼的心情。此时，不吃饭带给他的不仅有饥饿，还有不必担惊受怕的安全感。

另一位居家隔离的王先生，原本在哈尔滨打工，眼看过年要回家了，却因为隔离，只能一人度过漫长的2个月。虽然家人每天都跟他视频，但隔离加上孤身一人，还是让他时常伤感。“他在隔离期结束后一个人走出家门，发现大街是空旷的，市场也没有多少人，感觉自己都要被憋疯了，开始自己跟自己说话。”这种压抑的情绪，王先生不敢在家人面前表露出点滴，只能拨通援助热线，“求你跟我说说话吧。”他知道自己不能占用公共资源，每次通话只有20分钟，他说跟人对话的那一瞬间，他才感到自己不是一座孤岛。

一线人员的压力

奋战在一线的抗疫人员，或许是近期压力最大的一批人。心理咨询师陈滢伊接到好多来自他们的求助电话。23岁的小许负责来往车辆的检疫工作，每天要为上千人测量体温。2月上旬，天气非常寒冷，而他在外面一站就是2个小时。为了保暖，他穿上了三层棉裤，裤腿厚得走路膝盖都站不直，即使这样，寒气也从脚底冲到他的天灵盖。测温仪在严寒中无法工作，家里给他准备的热帖，都让他贴到测温仪上了。他跟陈滢伊形容，“我才知道什么叫冻透了，站到最后脚是木的，手是麻的。”工作时间长了，他的身体还在坚持，情绪却挺不住了。他说，“有时候一回头，看到长长的车队，特别崩溃。”那段时间，他睡不着觉，情绪烦躁，莫名其妙就不开心，找茬想跟人吵架。

还有很多求助者，是在家备课的老师。陈滢伊记得，“有一位初三教师，彻夜失眠，经常在午夜来电，说她不知道如何备课，也不敢想疫情结束后孩子们状态如何。”老师在电话中说，“我一天就能睡两三个小时，看到爱人觉得烦，接领导电话也觉得烦，备课前焦虑到嘴长泡，讲课的时候稍好一点，每天讲完课又开始紧张，陷入恶性循环。”

还有一位社区的基层工作者，2月初，跟他一起值班的同事出现发烧症状。他说，“当晚，我被安排在单位隔离。那时候我心里特别复杂：一边担忧，孩子才上幼儿园，如果我真的感染，他要怎么办；一边痛恨，同事身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为什么不做好检查就来值班？这不是敬业，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那天，我的手机快被同事们打爆了，好多人都非常担忧，还有跟我接触过的人，旁敲侧击询问我的情况，世间冷暖体会个遍。”

悬崖边的亲子关系

一些心理援助与家庭纠纷有关。在疫情早期，不少孩子跟家长因为戴口罩这件事燃起了“战火”。王震告诉记者，我们接到过一个大学生的电话，他家是开水站的，就是为客户提供饮水机上的桶装水。疫情刚出现时，他父亲跟朋友一起打麻将，他打来电话举报；后来，他父亲麻将不打了，不戴口罩四处送水，他再次打来电话求助，“父亲在家说一不二，我们怎么劝都拦不住。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表示，自己身体好着呢，哪会那么倒霉感染上？”最终，在接线员的劝解下，这位倔强的父亲才勉强停下工作。

到了疫情的中后期，由于学习引发的家庭矛盾层出不穷。沈婉琪就接到过一位高考生的求助，“第一句话就是老师你能帮帮我吗，我跟我妈就像仇人一样！”孩子告诉沈婉琪，自己跟母亲一直就有矛盾，只不过平时两人都忙，自己的成绩也不错，矛盾没有爆发。呆在家里这2个月，母亲跟防贼一样盯着自己，自己需要在手机上上网课，母亲却不断询问，“天天拿着手机，谁知道你干什么？你用那么久的手机，是不是谈恋爱了？”

母女两人正式进行了一场信任谈话，母亲勉强表示相信女儿。没想到，话说完没多久，她就趁女儿洗澡搜查女儿手机。被女儿发现后，母亲不仅没有道歉，反而质询女儿，“你手机为什么设密码？真没有秘密，设密码干嘛？都高三了，还玩手机，你肯定完蛋了，跟你爸一个样！”母女两人大吵一架，此后母亲拒绝跟女儿说话，开始施行冷暴力。

沈婉琪说，这样的家庭纷争在最近有不少，很多父母原本焦虑水平就很高，疫情期间焦虑感进一步升高，就会导致行为失控。有时候，父母一方在孩子教育中的缺失，还会加大另一方的责任感与焦虑感，最后行为失衡，引发“家庭大战”。遇到上述问题，大家不要将情绪憋在心里，可以随时拨打哈市心理援助热线免费电话，号码0451-82480130。

本报记者 李熙爽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