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哈爾濱市心理援助熱線背後的心理諮詢師，用聲音作舟，化身爲大家的心靈“擺渡人”；他們用24小時不間斷的傾聽與守候，撫慰人們心靈上的傷口。

哈爾濱市心理援助熱線由哈爾濱市政府設立，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管理，是一條公益免費的心理援助熱線。哈爾濱市心理衛生中心徐佳主任，同時爲心理援助熱線負責人，管理和督導心理熱線服務。因爲疫情需要從1月25日開始熱線開通了24小時疫情專線服務，由原有的6位接線員擴增爲16位。他們都來自於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有專業的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資質。今天採訪的是其中4位——

驚慌的來電

在徐冰的記憶中，援助電話在1月26日開始增加。2月27日之後，熱線號碼以短信方式發送到大家手機上，電話數量開始暴增。“由原本一天幾十個電話一下漲到200多個，整個疫情期間，我們一共接到了2000多個電話，大多都與疫情相關。”

最初，求助的理由各式各樣。“大家將我們當作諮詢熱線，詢問口罩在哪兒買、沒有酒精怎麼辦，居家隔離注意些什麼，健康證明去哪兒申辦。”那時候的來電者，聲音大多又驚慌又迷茫，人們被疫情訊息一拳“砸”懵了，還沒有反應過來。

隨着疫情信息的公佈，焦慮翻湧上每個人的心頭。“有人用酒精一遍遍擦拭東西，出門一趟差點將揹包擦掉一層皮；有人精神緊繃，出門隔着十米遇見一個人就擔心自己被感染。”一位孩子上中學的母親不斷假想自己被感染了，“她反覆說，孩子還這麼小，我要走了，她怎麼辦啊？她其實很健康，卻分不清現實和幻想，將自己被隔離後孩子怎麼安排都想好了，家人怎麼勸都不聽，一邊悲痛還一邊狂刷手機，查看確診人數。”一位從外省趕回哈爾濱的男士，在居家隔離期間焦慮發作，拉肚子被他當作感染的前兆，體溫稍一升高就聲稱“挺不過去了”，哈爾濱確診人數多日歸零，大家都在期待的時候，他又開始緊張了，不相信自己能在疫情期間“毫髮無損”。

讓徐冰記憶最深刻的，是一位老人的求助電話。“他說，‘買不到口罩啊，姑娘，但是我想活。’”那一瞬，徐冰的心好像被擰了一下，“眼睛一下就酸了”。這樣的時刻有很多，“老人一個人在家，兒女全在外地，自己無法下樓買菜；夫妻兩人揹着房貸，還要養活一家八口，工資被降薪了，她在電話裏失聲痛哭；一個在上海創業的東北女孩，工廠快支撐不下去了，男朋友對自己不聞不問，來電的時候她快崩潰了……”

無聲的抑鬱

有時候，求助的聲音是急切的。徐冰在凌晨接到一個女孩的電話，沒有一句言語，就是痛哭。隔着話筒，女孩將自己的憤怒與無助用哭聲發泄出來，經常一哭就是40分鐘。在接連哭泣幾天後，女孩的情緒漸漸好轉，給她留下了一聲“謝謝”。

有時候，求助的聲音是低沉的。一個在醫療器械單位工作的女孩，向徐冰傾訴了太多痛苦。“店裏消毒液到貨的時候，大家在外面排起了長隊。但是隊伍還剩一半的時候，消毒液沒了。”沒買到的消費者憤怒了，他們將矛頭指向女孩。“所有物資都被你們藏起來了，你們要拿回家用，太缺德了。”女孩怎麼解釋都沒用，只能在衆人的痛罵中低下頭顱。還有一位跑腿小哥，在“雙黃連對病毒起作用”這則消息傳出來的晚上，頂着大風爲顧客跑了七家藥店，“凌晨一點，我實在跑不動了，跟客戶說明情況時，被她劈頭蓋臉地罵一頓。她不相信藥沒了，懷疑是我留給自家了。挨完罵後我有點想哭，後來聽到她語無倫次地說家裏有兩個孩子，最小的還不到一歲，而她一直在咳嗽。”

有時候，求助的聲音甚至是麻木的。一位醫生在第一時間申請支援湖北，然而沒被選上。同事們出發後，他每天魂不守舍，後來乾脆將自己積攢的10萬元錢都捐出去，只能每天喫食堂。爲什麼如此決絕？他告訴徐冰，17年前非典時，自己正在實習期，因爲腿骨骨折沒能衝上一線。對他要求嚴格的父親瞧不起他，跟親戚們大肆討論，怎麼可能這麼巧？“他就是故意的，貪生怕死，指望他出息是不可能了。”後來，只要對他有不滿，這件事就會被父親拎出來反覆唸叨，他說“我就想借這次機會證明給大家看，我不是懦夫，不是膽小鬼。”

痛苦的隔離

沈婉琪接到的熱線中，有幾名正處於隔離期的求助者。其中一位沈先生在疫情後期外出上班，跟同事們喫了兩天飯，還喝一頓酒。幾天後，同事的一位朋友被確診了。從此，沈先生坐立難安，頭疼欲嘔，一段時間後，甚至連飯都喫不下，看到飯菜就反胃。

他告訴沈婉琪，當時疫情情況比較明朗，自己一時放鬆了警惕，沒想到小酌兩杯居然帶來這麼大的隱患。自從同事被隔離後，他一天恨不得洗上百遍的手，眼看14天隔離期就要結束了，自己卻突然喫不下飯了。喫飯在他心中已經與酒局劃上了等號，一看到飯菜他就有悔恨、懊惱的心情。此時，不喫飯帶給他的不僅有飢餓，還有不必擔驚受怕的安全感。

另一位居家隔離的王先生，原本在哈爾濱打工，眼看過年要回家了，卻因爲隔離，只能一人度過漫長的2個月。雖然家人每天都跟他視頻，但隔離加上孤身一人，還是讓他時常傷感。“他在隔離期結束後一個人走出家門，發現大街是空曠的，市場也沒有多少人，感覺自己都要被憋瘋了，開始自己跟自己說話。”這種壓抑的情緒，王先生不敢在家人面前表露出點滴，只能撥通援助熱線，“求你跟我說說話吧。”他知道自己不能佔用公共資源，每次通話只有20分鐘，他說跟人對話的那一瞬間，他才感到自己不是一座孤島。

一線人員的壓力

奮戰在一線的抗疫人員，或許是近期壓力最大的一批人。心理諮詢師陳瀅伊接到好多來自他們的求助電話。23歲的小許負責來往車輛的檢疫工作，每天要爲上千人測量體溫。2月上旬，天氣非常寒冷，而他在外面一站就是2個小時。爲了保暖，他穿上了三層棉褲，褲腿厚得走路膝蓋都站不直，即使這樣，寒氣也從腳底衝到他的天靈蓋。測溫儀在嚴寒中無法工作，家裏給他準備的熱帖，都讓他貼到測溫儀上了。他跟陳瀅伊形容，“我才知道什麼叫凍透了，站到最後腳是木的，手是麻的。”工作時間長了，他的身體還在堅持，情緒卻挺不住了。他說，“有時候一回頭，看到長長的車隊，特別崩潰。”那段時間，他睡不着覺，情緒煩躁，莫名其妙就不開心，找茬想跟人吵架。

還有很多求助者，是在家備課的老師。陳瀅伊記得，“有一位初三教師，徹夜失眠，經常在午夜來電，說她不知道如何備課，也不敢想疫情結束後孩子們狀態如何。”老師在電話中說，“我一天就能睡兩三個小時，看到愛人覺得煩，接領導電話也覺得煩，備課前焦慮到嘴長泡，講課的時候稍好一點，每天講完課又開始緊張，陷入惡性循環。”

還有一位社區的基層工作者，2月初，跟他一起值班的同事出現發燒症狀。他說，“當晚，我被安排在單位隔離。那時候我心裏特別複雜：一邊擔憂，孩子才上幼兒園，如果我真的感染，他要怎麼辦；一邊痛恨，同事身體什麼情況不知道嗎？爲什麼不做好檢查就來值班？這不是敬業，是對別人的不負責任。那天，我的手機快被同事們打爆了，好多人都非常擔憂，還有跟我接觸過的人，旁敲側擊詢問我的情況，世間冷暖體會個遍。”

懸崖邊的親子關係

一些心理援助與家庭糾紛有關。在疫情早期，不少孩子跟家長因爲戴口罩這件事燃起了“戰火”。王震告訴記者，我們接到過一個大學生的電話，他家是開水站的，就是爲客戶提供飲水機上的桶裝水。疫情剛出現時，他父親跟朋友一起打麻將，他打來電話舉報；後來，他父親麻將不打了，不戴口罩四處送水，他再次打來電話求助，“父親在家說一不二，我們怎麼勸都攔不住。不管你跟他說什麼，他都表示，自己身體好着呢，哪會那麼倒黴感染上？”最終，在接線員的勸解下，這位倔強的父親才勉強停下工作。

到了疫情的中後期，由於學習引發的家庭矛盾層出不窮。沈婉琪就接到過一位高考生的求助，“第一句話就是老師你能幫幫我嗎，我跟我媽就像仇人一樣！”孩子告訴沈婉琪，自己跟母親一直就有矛盾，只不過平時兩人都忙，自己的成績也不錯，矛盾沒有爆發。呆在家裏這2個月，母親跟防賊一樣盯着自己，自己需要在手機上上網課，母親卻不斷詢問，“天天拿着手機，誰知道你幹什麼？你用那麼久的手機，是不是談戀愛了？”

母女兩人正式進行了一場信任談話，母親勉強表示相信女兒。沒想到，話說完沒多久，她就趁女兒洗澡搜查女兒手機。被女兒發現後，母親不僅沒有道歉，反而質詢女兒，“你手機爲什麼設密碼？真沒有祕密，設密碼幹嘛？都高三了，還玩手機，你肯定完蛋了，跟你爸一個樣！”母女兩人大吵一架，此後母親拒絕跟女兒說話，開始施行冷暴力。

沈婉琪說，這樣的家庭紛爭在最近有不少，很多父母原本焦慮水平就很高，疫情期間焦慮感進一步升高，就會導致行爲失控。有時候，父母一方在孩子教育中的缺失，還會加大另一方的責任感與焦慮感，最後行爲失衡，引發“家庭大戰”。遇到上述問題，大家不要將情緒憋在心裏，可以隨時撥打哈市心理援助熱線免費電話，號碼0451-82480130。

本報記者 李熙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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