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改朝換代，不過是關隴地方集團的權力交替？
在提及歷史時，我們往往會把隋朝和唐朝合稱“隋唐時期”。
這並不僅是因爲唐朝與隋朝先後建立，更是因爲唐朝是在承襲隋朝的基礎上產生的。唐朝在初創時期還大量沿用隋朝的典章制度，直到唐武德七年，纔開始自己的制度建設。
隋朝也並不像我們印象中那樣只是一個“短命王朝”，古人也曾發出“富莫如隋”的慨嘆。
不過，這樣一個富庶的王朝僅存在了30多年就匆匆謝幕了。那麼隋朝滅亡的原因是什麼呢？更加輝煌的唐王朝又是如何從隋末的亂世中迅速崛起的呢？
在說這兩個問題之前，先要了解兩點前提。
隋朝滅亡、大唐崛起的前提 隋唐時期的融合趨勢縱觀南北朝到隋唐的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彼時的中國南北方一度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南朝更多地保留了兩漢之際的古制。北朝則隨着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而到了隋朝，天下一統，南北方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一種融合的趨勢，這也爲後來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礎。
我們知道，隋唐時代本質上來講就是兼有中原農耕民族和北方遊牧民族特質的歷史階段。三省六部制的最終確立，女性地位的抬升等等，都是這種融合趨勢下的必然產物。
關隴集團隋唐的皇室不僅有血緣關係，而且有着相同的出身，他們幾乎全部出自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是由西魏宇文泰建立的一個地方權力集團，關隴集團的成員大多是一些軍功勳舊。其實，宇文泰建立關隴集團的最初目的是爲了制衡東魏的高歡集團。這就需要最大限度的發揮關隴地區的資源，由此，這二十個勳舊家族組成了西魏、北周乃至後來隋，唐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這並不奇怪，清人趙翼所著《廿二史札記》中就曾提到過：
“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共三百餘年，豈非王氣之所聚，碩大繁滋也哉！”當然，我們知道，這當然不是因爲什麼“王氣之所聚”，不過是因爲這個“彈丸之地”把握住了歷史的命脈而已。
初步瞭解這兩點以後，我們可以這麼說，隋唐的改朝換代，其實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一些關鍵步驟操作得當，隋朝不一定會滅亡。
隋朝的國力一直非常強盛，元人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就感慨地說：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就是說古往今來，若論中央政府財政之富庶，隋朝當列於首位。富庶到什麼程度呢？
史載，隋文帝仁壽後期，各州府的官倉全部爆滿，足夠全天下的百姓喫六十年！當然，不排除古人的記載有誇張的嫌疑，那麼暫且打個五折：足夠天下百姓喫三十年，這也是一筆了不起的積蓄了。另外，鼎盛時期的隋朝，人口達到了驚人的四千萬，比之前南北朝整整多了一倍。
所以，隋朝的滅亡與其他朝代的滅亡是有明顯區別的，根據中國歷史的普遍規律，一個王朝的滅亡大多有一個逐漸衰落的過程，而隋朝是在自己的國力達到鼎盛的時候，盛極而亡。從這一角度上來講，隋朝倒是與秦朝有一些相似。
隋朝爲什麼會滅亡呢？無非是隋煬帝的暴虐統治，導致民怨沸騰。
對不對？當然對！
但筆者在這裏要說的是，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歷史事件背後的矛盾是錯綜複雜的，不僅有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也有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關隴集團利益受損讓我們把目光轉回關隴集團內部。
隋煬帝其實可以算作整個關隴集團的叛徒。他和自己的父親隋文帝不一樣，隋文帝即使實現了對全國的統一，依然是站在關隴集團的角度去思考的，他的一切行爲準則都是從關隴集團的利益出發的。
隋煬帝的立場應該說比他的父親更高。他的所作所爲，是想讓關隴集團從一個地方性的小集團，擴大成一個全國性的權力核心，從而滿足帝國統一的政治需要。
隋煬帝很具有戰略眼光，他的決策明顯更有利於帝國的長遠利益。問題就在於他在把自己的美好願景轉化爲實際行動的過程中操之過急。以至於損害了集團全體成員的短期利益。
他的措施可以簡單概括爲以下幾點：
1.人事任用
隋煬帝從一即位開始，就大量任用江南及關東人士。到了後期，隋煬帝所寵信的來護兒，麥鐵杖等等，都是南方人，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關隴集團在朝廷中的話語權。
2.勳官改革
隋煬帝還對原有的勳官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原本勳官有相當高的地位，需要依靠軍功獲得，而且可以在物質上享受許多優待，所以，關隴集團的成員對勳官的身份是很看重的。
不過，改革要求：“舊都督至上柱國，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官，皆罷之。並省朝議大夫。”核心就是基本廢除了針對勳官的一切優待政策，僅保留榮譽稱號。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也使關隴貴族對隋煬帝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3.遷都洛陽
同樣是在即位後不久，隋煬帝下令修繕洛陽城，並將其設置爲“東都”。
背後其實也有深層次的考量。筆者認爲，隋煬帝遷都洛陽事實上是爲了從地理上與關隴集團的中心關中劃清界限。
值得一提的是，修繕洛陽的過程中，隋煬帝還下令建造了一個“配套工程”——大運河。這是迄今爲止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造運河，全長2300公里，修造歷時五年，北達涿郡（今北京），南至餘杭（今杭州），一線貫通，堪稱一大奇蹟。修建大運河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證東都洛陽漕糧和其他資源的供應，以鞏固帝國的統治基礎。
這些舉措從制度、地理等各方面削弱了關隴集團的影響力。
關隴集團的反抗隋煬帝的好多舉措，在後世被視爲 “橫徵暴斂，大興土木”。其實換一種視角，他的這些舉措很有戰略眼光，譬如遷都洛陽，修建大運河，就很好地適應了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向東南轉移的發展趨勢。
不過，這種削弱很快引起了關隴集團的強烈反彈。譬如歷史上著名的“楊玄感兵變”，在這裏要提到一個細節，史載楊玄感在正式舉兵前，曾面對自己的手下說：“我身爲上柱國……”
說出這句話的目的也頗耐人尋味，此時楊玄感強調自己身份的同時，其實也喚起了戰友們的共鳴，營造“我們都是皇帝改革的受害者”這一氛圍。
那麼，隋煬帝本人對隋朝的滅亡難道不需要負任何責任麼？
不是的。隋煬帝最致命的缺陷在於他超強的執行力。他試圖把一系列大規模的公共工程放到一起進行，造成了沉重的民衆負擔，而且這種工作不是僱傭勞動，而是無償的徭役。加之工程量大，督工急迫，所以每次都是死亡枕藉，民怨沸騰。同時推行的激進改革措施，也遠遠超過了了關隴集團的接受能力。
而且隋煬帝還有一個缺點，生活奢靡，性好遊玩。
毫無疑問，隋煬帝這些行爲，勢必使國家走向無序。更何況，隋煬帝還有性格上的缺陷，他容易冒進，也容易頹廢。隋煬帝一出生就是貴公子，後來更是皇子、皇太子、皇帝，前半生還建立了很多功勳，可以說順風順水。因此，一旦遇到艱難險阻，他性格方面的弱點就立即暴露出來。
隋末農民大起義期間，隋煬帝採取的措施就很荒唐。起初是不讓羣臣給他彙報這些消息。等到局面無法收拾的時候，又採取“鴕鳥政策”放棄了長安、洛陽，帶領禁衛軍來到江都行宮，每日高歌宴飲，酒醒之後，就對鏡自嘲：“真是一顆好頭，不知道會被誰砍掉。”
618年，江都兵變。至此，一個偉大的時代結束了。
歷史是不容假設的，但是我們還是不禁要問：“如果不是隋煬帝
即位，隋朝能否避免二世而亡呢？”
隋煬帝是一個很難評說的人物，功過集於一身。他率先意識到了經濟重心的南移，認識到了關隴集團的侷限性，而且他所創立的制度也大多被後世所繼承。
他是一箇舊制度的結束者，同時又是新制度的開創者。他最大的問題還是對各方面的勢力缺少準確的估計。可以這麼說，沒有他，隋朝的江山的確有可能延續得更久一些，卻一定不會有大業五年時的輝煌成就。
新的總代表——李淵關隴集團是一個典型的貴族集團，古今中外的貴族集團對統治者自帶撥亂反正的功能。當一次又一次的反擊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關隴集團只有一個辦法：另尋新的總代表——李淵。
此時的李淵，官拜太原留守。我們可以肯定，李淵對隋煬帝的不滿情緒早就存在，不過他不像楊玄感一樣早早起兵，他十分善於審時度勢。時機不成熟，不舉事。輿論不利，不舉事，可謂城府極深，所以，他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一點也不奇怪。
結語：李唐的建立是對隋王朝的的繼承，同時也是一個撥亂反正的過程，糾正了隋煬帝的過失，回到了關隴集團的“老路”上去，完成了集團內部權力的交替。然而作爲一個地方性權力集團，關隴集團的格局與大一統的需求必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雖然隋王朝最終沒有將中國由貴族等級社會引向官僚等級社會，這一歷史進程還是要交由唐王朝來完成。
歷史何其複雜！我們永遠不能僅憑善惡這樣非黑即白的世界觀來看待。一國興衰也絕不是帝王一己之力所決定的，儘管作爲領導人物，他們在歷史長河中更加耀眼奪目，這是無可否認的。
中國歷史自古以來就是各方勢力互相角逐的過程，影響歷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也許是經濟基礎，也許是人民羣衆的力量，也許是家族的社會影響力，也許是個人的能力差異……就像一部曲調恢弘的交響曲。
這，就是歷史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