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濱海新區新河街道，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大院。院外高牆聳立、防護網密佈，崗哨佔據着制高點。大門口的一塊牌子說明了這裏戒備森嚴的原因——濱海新區第一看守所。

說到這裏，就不得不提到兩個民警的名字——宋慶文和李春強。在這個高牆內特殊的世界裏，他們都堅守超過20年。

宋慶文：踐行初心，高牆內的暖心“多面手”

“老宋，有個事兒得麻煩你……”2月10日下午，監區看守員宋慶文突然接到了所領導的電話。2月9日，濱海新區公安局看守所各分所按照上級機關部署要求，正式啓動“20日監所執勤+20日隔離備勤+20日居家備勤”的勤務模式。當時，宋慶文正在居家待命，一位剛剛開始隔離備勤的同事，由於身體原因需緊急調換。雖然通知突然，但他沒有絲毫猶豫，簡單收拾衣物，來不及跟家人告別便趕到了所裏，前後僅用了短短20分鐘。

今年57歲的宋慶文曾是一名軍人，也是一名有着36年黨齡的共產黨員。退伍後，他於1996年參加公安工作，1997年被調入看守所工作至今。有召必回，是一個老兵的執行力，更是一名共產黨員的使命擔當。而這種臨危受命、解單位燃眉之急的表現，在疫情期間已不是第一次了。

大年三十，宋慶文得知食堂煮餃子的人手緊缺，雖已不是本職工作，但他覺得自己此時最應該站出來。晚上5點多，宋慶文穿好衣服，“我出去一趟，馬上就回來。”

“我知道你去煮餃子，家裏你別惦記了，我們等你。”家人對宋慶文的工作習慣已瞭如指掌，更知道他放心不下新接班的同事。放棄與家人團聚的機會，到單位完成這項任務。而在此前的18年，他的大年三十都是在所食堂度過的。

“煮看守所的餃子可不簡單，不能讓餃子成‘片兒湯’！”同事說。從大年三十晚上7點，宋慶文便在竈臺旁邊，一站就是4個小時，煮了700餘袋速凍餃子，蒸汽和汗水佈滿了整個額頭。最終，他讓每一位同事和在押人員都喫到了熱乎乎的餃子，在一片歡聲笑語中，他默默離開了竈臺。11點多，宋慶文回到家喫上了一頓遲到的年夜飯。“我來了，大夥兒起碼踏實。”

“老宋人很實在，有急難險阻的任務，從來沒對我們說過‘不’字，有時甚至主動要求上崗。”領導這樣評價宋慶文。管教、食堂、收押、看守……23年裏，宋慶文幾乎走遍了看守所的每一個崗位。

“不瞭解我們的人都說，像老宋一樣在看守所盯着監控視頻是件‘輕鬆’的差事，但是這並不輕鬆。”畫面中，在押人員的表情、舉止每一處細微變化，都可能是心理上的波動，需要引起重視。

疫情期間，一位籍貫疫情重點地區的在押人員情緒低落，常常一個人躲在監區角落。宋慶文通過監控敏銳捕捉到了這一反常情況，立刻與看守取得聯繫。經過耐心溝通，民警瞭解到他對家人的擔憂。通過律師的幫助，很快與其家屬取得聯繫，家人發來的視頻讓這名在押人員喫了顆“定心丸”。他含熱淚感謝民警的理解，並表示一定積極認罪悔罪。

對於他人的誤解，不善言談的宋慶文從不辯解。在他看來，單位更像是他第二個家；爲了“家”，他甘願付出。在每一個崗位上，他都保持認真負責、勤懇付出的工作作風，23年如一日，初心從未改變。

李春強：心懷敬畏，監區內的“鷹眼”管教

高牆內，另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李春強，目前擔任濱海新區第一看守所二監區警長。他和宋慶文先後調到看守所工作，儘管比老宋小了將近十歲，但他也在看守所堅守了22年。榮立個人三等功1次，個人嘉獎5次，優秀共產黨員3次，預審監管系統深挖犯罪先進個人1次……一串串勳章寫滿了22年來工作的點點滴滴。在所內，他綽號“鷹眼”管教，在押人員的絲毫變化，都能被他及時發現。

疫情期間，看守所內關押着兩名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二人進到看守所後，都比較偏激，對未來的生活缺乏勇氣。生活上，李春強對他們噓寒問暖，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思想上，李春強時常和他們聊聊家庭，讓他們保持生活的希望。

當疫情襲來的消息傳到高牆之後，在押人員的身體情況，成了看守所民警工作的重點，這也讓一些在押人員的心理產生了波動。“我有點發燒。”“我最近嗓子不舒服。”時不時，李春強就會收到這樣的反饋，有時甚至是凌晨。“他們希望自己能被人照顧，或者是想透氣，有的甚至妄想逍遙法外。”22年的工作經驗，讓李春強對在押人員的心理揣摩得一清二楚。

在所內的醫護人員確診沒有異常情況後，李春強就會開始他的“心理診療”。“如果你不舒服，大夫一定會爲你診療，實在不行我們也會帶你外出就醫。你有別的想法，我也可以和你好好聊聊。但是如果你有旁門左道的想法，我勸你趕快放棄！”

這樣的情況，在李春強多年的管教生涯中，有太多的感受。這位“鷹眼”管教民警的“讀心術”，源於20多年來的工作積累。各種狡猾、難纏的在押人員，在李春強的感化、教育下，最終都放棄了抵抗。

2018年底，辦案單位民警送來一名不能自理、拒絕飲食的在押人員許某，他抗拒法律，不服從管理，採取過各種極端方式進行“對抗”。許某拒絕交流，每次灌食都需要半小時以上，而且常在監室便溺，讓屋裏臭氣熏天。面對這樣的“刺兒頭”，李春強在管理中不厭其煩地開展教育工作，同時還要教育和安慰同監室其他在押人員。生活中的一次次關懷，讓許某最終打開了心扉。“李警官，我服你！”歷經187天，許某最終被順利投入監獄服刑。

長達40天的封閉式勤務，讓李春強的身體疲憊不堪。在他的脖子上貼着厚厚的膏藥：“話說得太多了，嗓子有點起來了。”每天重複的話語，讓李春強的嗓音變得喑啞。時刻關心着在押人員的心理健康，而在他的內心深處同樣有着牽掛。

李春強的妻子是濱海新區某醫院的一名醫生，從大年三十便開始加班，每天接診發熱病人。身穿隔離服，戴着快要窒息的防護口罩，極不方便，高風險、高效率、高強度的工作，壓得她喘不過氣來，但是她依然堅守着。李春強的孩子今年面臨高考，疫情來襲，一切皆無定數。在看守所裏，洞悉在押人員心情波動的他，卻始終摸不準孩子有哪些情緒變化。

“我的工作不允許我想太多。”李春強說，看守所內的工作就像“走鋼絲”，每天都過着如履薄冰的生活。“敬畏”二字，是他提到最多的一個詞。“越是工作久了越明白，在高牆裏不能鬆懈。”

儘管在押人員每天都在變化，看守所的崗位流動性卻並不大。很多人像宋慶文和李春強一樣，在看守所工作了半輩子的時間。這份工作平凡而不平靜，他們用自己數十年的堅守，保衛着高牆內這個“特殊世界”的安寧。

（圖片由濱海新區第一看守所提供）

記者 邰北 通訊員 周重陽 編輯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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