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凱莉·霍平（Kelly Hopping）開車穿越西藏山區。中途有個中國同事下了趟車，從路邊攤買回一袋東西，看着就像插在棍子上的一根根的“芝士條”。那位同事總共買了250根，花了整整1000美元，用來給患癌的母親治病。其實，“芝士條”是一種死去的毛蟲，它的屍體被真菌（“棍子”）給侵佔了。“我當時震驚了，”霍平說，她是博伊西州立大學的生態學家。

西藏市場上的冬蟲夏草比黃金還要貴

沒錯，那就是冬蟲夏草，世界上最名貴的寄生蟲。熱帶地區有一種真菌會把螞蟻變成殭屍。冬蟲夏草的“草”，跟這種真菌是親戚。但不同於那個臭名昭著的表親，蟲草菌只生活在西藏高原，專門感染蝠蛾幼蟲。它是傳統中藥中的一味，近幾十年需求暴增，在北京，它的價格是金價的三倍。不丹是出產國之一，它的國民生產總值中，相當一部分都來自冬蟲夏草。

對於西藏高原上的人們來說，這是一種福音。採挖冬蟲夏草是那裏數萬人的主要收入來源。它能解決溫飽、醫療和教育支出，讓人們在越來越難找到營生的世界屋脊之上，勉強維持生計。

但艱難的日子在後頭。霍平採訪了數百名採挖者，並分析了當地氣候，最後以確鑿的證據證明了一種已有的猜測：在過度採挖和氣候變暖的夾攻下，這種珍貴的真菌正在消失。冬蟲夏草的泡沫就要破滅，一整套生活方式也將銷聲匿跡。

“我問他們：‘如果能幹點別的，你們還會幹這個嗎？’很多人都回答：‘要是有的選，肯定不會，但就是沒的選。’”霍平說。

夏季，蝠蛾幼蟲埋藏在泥土中，以植物根系爲食，並在此時感染蟲草菌。秋冬季節，真菌在幼蟲體內生長，慢慢蠶食它的軀體。到了春天，地表的積雪融化，宿主差不多已是行屍走肉，在蟲草菌的脅迫下，逐漸向地錶轉移。隨後，真菌長出滿載孢子的草頭，從幼蟲頭部穿出。冬蟲夏草之名由此而來。

找到這些深色的草頭頗不容易，西藏的高山草甸莎草遍野，遠看十分相像。蟲草採挖就更難了。“要是真菌和毛蟲脫離，這東西就沒有價值了，所以採挖時，一定要讓兩部分連在一起。”霍平說。“而這些地區草皮很厚，我給土壤採樣時，要用刀把草皮割開。”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但也是採挖人的社交活動——夏天，他們可以藉着挖蟲草，跟朋友們相聚。

冒出地面的蟲草草頭

每年五六月份是蟲草的採挖季。挖到以後，採挖者通過一種複雜的討價還價機制，將戰利品賣給收蟲草的商人。雙方在長袖的遮蓋下出價砍價。一經成交，冬蟲夏草就會經過一個又一箇中間商，流轉到中國那些熙熙攘攘的大都市。

雖然幾個世紀以來，冬蟲夏草的藥用價值都很受推崇，但很長一段時間裏，需求都侷限在精英階層。到1993年9月，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中國女子長跑隊在比賽中出人意料地打破多項世界紀錄——教練馬俊仁將部分原因歸於冬蟲夏草。其可信與否暫且不論（相關的興奮劑傳言不絕於耳），但在這種說法的推動下，冬蟲夏草變得價值連城；2003年非典期間，坊間一度傳說“蟲草能防非典”，再次推波助瀾。蟲草需求飆升，採挖與銷售一下子變得大有賺頭。

1997年至2012年間，冬蟲夏草平均每年漲價20%。全球範圍內，冬蟲夏草的市場規模達到50至110億美元。高端蟲草大賣，因爲它上得了檯面：個頭最大、賣相最好的被當作商務禮品，每公斤可賣到14萬美元。但由於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個頭較小、價格低廉的蟲草也有了巨大需求。冬蟲夏草不再是帝王和商人的專利；普通人也開始服用蟲草，用來預防各種各樣的疾病。

在西方媒體中，冬蟲夏草被冠以“喜馬拉雅偉哥”的稱號，但霍平說，她在西藏從未聽到類似的說法。人們大多用它促進免疫，或治療包括癌症在內的各種疾病。至今，它的抗癌功效都沒有得到臨牀驗證，但從這種生物體中，研究人員還是分離出了有藥用價值的化合物。“它不像犀牛角那樣，一點藥用價值都沒有，”霍平說。“至於售價跟藥用價值是否匹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當代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和生計當中，它的角色再強調都不爲過，”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艾米麗·葉（Emily Yeh）說，它是人們最重要的經濟來源。”人們的生活都是繞着採挖轉的。有的甚至爲爭奪採挖地盤，不惜暴力相加。每年的採挖季，有的學校乾脆放假，方便學生採挖蟲草。

當地居民在搜尋冬蟲夏草

雖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但冬蟲夏草的處境岌岌可危。

“很多人都說，他們小時候，蟲草隨處可見，”霍平說。她採訪了幾十名採挖者。幾十年前，拿蟲草換餅乾還是稀鬆平常的事，而且，蟲草多的時候，整片草地都是紅色的。這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將自己的採訪與之前的幾百項研究進行對比後，霍平發現，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採挖者表示收成日漸稀少。“以前，他們曾經說產量‘波動’，現在則衆口一詞地表示‘減少’。”她說。

這當然跟瘋狂採挖有關係。真菌還沒釋放孢子，就被人給挖走了，後續的收成就失去了保障。從霍平的採訪來看，很多人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們也知道自己在加重問題，但別無選擇，”她說。

少數受訪者還表示，這跟氣候變化也有關係一—確實，霍平對比蟲草菌總量和當地的氣候特徵發現，海拔3000至5000米之間多裸露的地面，而且冬季乾冷，最適宜蟲草生長。蟲草菌以及它的宿主蝠蛾幼蟲都能適應極端寒冷的天氣。零下15至零下5攝氏度之間是適宜蟲草的溫度區間。而“在喜馬拉雅山區，冬季的升溫幅度非常嚇人，”霍平說。

圍繞蟲草減少的原因，很多研究都作過推測，但霍平經過細緻的調查，“在冬季氣溫和蟲草菌產量之間，建立起了明確的聯繫，這是之前沒有的，”澳大利亞南昆士蘭大學的烏坦·巴布·什雷斯塔（Uttam Babu Shrestha）說。

全球各地的山區都在升溫，一些物種開始向更高、更冷的山區遷移。但蟲草菌高度依賴它的宿主蝠蛾（以及蝠蛾賴以爲食的植物），讓整個食物網一起遷移，難度可能有點大。除此之外，在西藏高原上，可供遷移的山區已經不多。“氣候變化速度和生態系統的適應速度之間，存在着顯著的差距，”霍平說。

縱觀人類歷史，一種模式反覆出現：氣候變化削弱一個物種的勢力，而人類扣響了最後的扳機。蟲草菌也許是下一個受害者。比它更具魅力的物種，比如猛獁象和大地懶，都是這樣絕跡的。

爲了扭轉局面，不丹等國對冬蟲夏草的採挖設置了全國性的上限。一些地方則有自己的採挖規定。但冬蟲夏草吸引了無視這些規定的盜採者，“這裏還涉及到一種心態，就是‘我不採，別人也會來採’，”霍平說。這就是經典的公地悲劇，而其他機遇的匱乏又使局面進一步惡化。

歸根結底還是經濟問題，霍平說。採挖者通常家境貧困，來自各個少數民族，受教育程度不高，找不到其他工作。放牧等其他傳統職業同樣因爲氣候變化變得日益艱難。“他們需要更多的選項。”霍平說。“這是降低生存壓力的主要途徑。也就是說，把他們需要採挖的量降下來……我想，對於這些，他們也是清楚的。”

翻譯：雁行

審校：李莉

編輯：漫倩

來源：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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