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并以南京为故都之后，明朝的中央机构就构成了南北两京双轨制。北京有一套中央政府，南京也有一套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有六部及诸府、寺、监，南京政府也有六部及诸府、寺、监。北京领八府一百三十三个州县，南京辖十四府一百一十个州县。上述府、州、县皆直隶两京六部，号称南北二直隶。此乃明朝政治最显著的特征。

当甲申之变局在北直隶激荡衍化时，南直隶却波澜不惊。二月二十八日崇祯帝诏令“征天下兵勤王”，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在南京誓师勤王，20多天后始渡江进抵浦口，而京师已陷。崇祯帝自缢身亡的确切消息也是过了20多天才传递到南京的。

史可法闻讯恸哭流涕，镐衣发丧，便与诸臣僚商议，拟更立嗣君以维社稷。时崇祯帝的三个儿子均未逃离北京,新君只能在藩王中选择。从谱系看，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惠王、瑞王、桂王与崇祯帝血缘最近，因而最有资格中选。但惠王、瑞王、桂王远在西南地区，不便拥立。这时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恰避乱逃到淮安。朱由崧是神宗郑贵妃的孙子、福恭王朱常洵的儿子。晚明宫廷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与移宫案（总称三案）与郑贵妃、朱常洵有牵连，乃至涉嫌，后却不了了之。东林党人曾借机攻讦母子俩。

兵部侍郎吕大器认为，论亲疏福王为神宗嫡孙，伦序当立。然朱由崧为人贪淫酗酒，品行不端，又恐其即位后追究三案，引起政治纠纷，不如拥立潞王，“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朱常淓是穆宗之孙、潞王翊镠之子，比朱由崧长一辈。史可法亦以为然，遂由浦口还南京。

正在议论当中，驻兵江北的凤阳总督马士英，总兵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高杰等，共同发兵拥立福王，并写信给史可法、吕大器：“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且责可法当主其议。”又发兵拥福王至仪征，连营长江北岸，势甚张。

慑于马士英等人的压力，史可法等只得放弃原议，接受马的主张。四月二十八日南京守备徐弘基等迎福王于仪征。三十日百官迎见于龙江关。五月初一福王从三山门登陆，拜谒孝陵后进入南京城。初三日称监国，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并以次年（1645年）为弘光元年。

弘光即位之初，有意为“明主”，在人事安排上力图不分畛域，不计旧仇，吸收东林党人和接近东林党的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入阁，与马士英同为大学士。

弘光政权与福建隆武政权、浙江鲁王监国政权、广东绍武政权及西南永历政权，历史上统称南明。这五个政权，乃甲申年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地区性政权，前后共历十八年。

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之时，正是多尔衮率清军进驻北京之际。弘光政权的头五个月，整个朝廷包括史可法，都把复兴明室的希望寄托在满族统治者身上。甲申年七月弘光朝廷就开始策划派使者去北京。

八月初正式任命左懋第、陈弘范与马绍愉担任这一使命。三名使者的任务规定为：（1）安葬崇祯帝；（2）加封吴三桂爵位；（3）向满族统治者赠送谢礼，作为其镇压农民军的补偿；（4）劝诱清兵撤军，条件是让与山海关外的全部领土，每年纳岁币十万两。

三使节走走停停，沿大运河北上的航程似龟行，进入满人占领区后，受到冷遇，不提供住所，且加以种种限制。接近北京时限制更多。左懋第一行抵达北京后，清廷最初企图待以属国之礼，要使团驻于四夷馆，争之再三，乃改为鸿胪寺。而后出面接待使者的官员又一味指责弘光继位不合法。双方为此争论不休，弘光朝拟议的内容竟未能涉及。二十几天后，清廷强制使团返回，使团行至沧州境内又被追回，左懋第被拘禁于太医院。

至此，弘光朝推行的“北行款虏”（即与清议和）以失败告终。同时，清廷对南明朝的策略由安抚变为征伐。多尔衮传檄江南各地，历数弘光政权三大罪状：

“尔南方诸臣，当明国祟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发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

“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

“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往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

“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

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命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师南征。南征之师虽因西征而延搁，但一当攻下西安，多铎即由河南驱准阳，讨南京之称号自立者。

弘光政权设江北四镇，以史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多尔衮闻说史可法督师江北，抵抗清军南下，便写了一封信给史可法，责难，恐吓兼招降。史可法不甘示弱，也回覆多尔衮一信，不过语气比较宛转，仍想与清廷议和。但清廷志在灭明，自然置之不理。当清军南下时，史可法方知事态严重，遂由扬州至白洋河，部署诸镇以图巩固防线。不料总兵许定国诱杀高杰，率部渡河降清。大河以南溃乱，各镇欲兼并高杰所部及其汛地，高营将士汹汹欲斗。史可法又调停其间始罢兵。

顺冶二年四月一日，清军从潼关出发，兵分三路兼程南下，锋芒直指南京门户、江北重镇扬州。值此大敌当前关头，南明朝廷又起内讧。左良玉以清君侧讨伐马士英为名，由武昌举兵东下，马士英急令史可法赴安徽上游堵截。史力陈清兵日益迫近，应留诸镇兵马控淮河以卫南京。弘光帝严加切责，史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左兵已为黄得功击败，良玉病死，其子梦庚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十三日清军进至泗州城外。史可法遂至扬州，以阻遏清兵。十七日清军进至扬州城郊，次日兵临城下。城内防务异常薄弱，史可法率领军民誓死固守。

史可法，字宪之，河南祥符（今开封）人，生于壬寅年，属虎。早年以孝闻名于乡，师从明末东林党的重要成员、万历“六君子”之一、号称“铁面御史”的左光斗。左光斗为官清正严明、磊落刚直，史可法的一生可以说深受恩师的影响。祟祯元年进士，因其与农民军作战有功，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翌年因逾期未能击败农民军被谴，命戴罪立功。史可法更加奋勉，开府于安庆，四方有警则出击。崇祯十四年起为户部侍郎、总督漕运。十六年升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福王登基后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可法其人长得短小精悍，双目烁烁有光。为人诚笃忠勇，善于用兵。与部下共劳苦，兵士不饱不先食、不授衣不先御，故能得士卒死力，颇有古大将风度。

史可法像

但扬州守军孤立无援，诸军无赴援者。总兵李成栋驻高邮、刘泽清驻淮安，皆拥兵不救。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率所部四千人赶来扬州救援，但觉得扬州必失守，与其固守，不如投降。可法应曰：“汝等欲富贵，可自图！”

史可法知城终不可保，自守地势卑下易受攻击之西门，决以身殉。多铎命降将李遇春招降，可法痛斥之。又一日来五书劝降，可法不启投之火。此时扬州城旦夕可下，防务业已解体。

二十四日清军红衣炮运抵，开始攻城。次日四面环攻。入夜城破，可法自刎未遂，众人拥下城楼奔东门。清兵追及，可法大呼道：“我史督师也！”因被俘。

多铎引洪承畴降清为例劝降，可法慷慨陈词：“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不可杀戳！”多铎便下令将其杀害。终年四十四岁。

城破后多铎下令屠城，令人发指的大屠杀持续了十余天。

可法殁后十二日，嗣子史德威回城觅尸不可辨。次年奉可法衣冠葬于扬州梅花岭。由于未得遗骸，故有可法未死之流言，其后多年有多起“假可法名号”起兵抗清的事件发生于安徽、浙江等地。

史可法是弘光政权中抗清最坚决、威望也最高的领军人物。扬州失守，通往南京的门户洞开，弘光政权危在旦夕。

灭顶之灾迫在眉睫，秦淮河畔犹歌舞升平。对前方战事，马士英只许报喜，不准报忧。弘光帝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依然嬉游如常，高忱无忧。五月五日端午节，百官入贺时帝竟“以串戏无暇”为由，拒不视朝。当时有人在长安门上张贴一副对联：“福人（指朱由崧）沉醉未醒，全凭马上（指马士英）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指阮大铖）曲变。”

五月五日清军进至长江北岸，弘光政权只有一支军队把守京口。八日夜清兵“编筏张灯向镇江，而别由老观河渡”，次日尽抵南岸，明军扬帆东遁。消息传到南京，朝野大惊失色。

十日夜弘光帝“以千余骑出通济门”逃命，连皇太后也不知晓。次日黎明马士英带皇太后也逃离南京。于是，南京城內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官奔窜”，“内门不闭，宫女杂走”。

十五日朝臣赵之龙、王锋、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多铎进驻南京营于城北。二十二日朱由崧被清军俘获，次年五月在北京被清廷杀害。弘光政权覆灭。

多铎入南京后曾告示：“福王僭称尊号，沉湎酒色。信任佥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权，只知作恶纳贿；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离心，远近仇恨。”

上述告示不啻是弘光政权的死刑判决书。

史可法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