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農戶內生動力的激發，涉及到精準扶貧的成敗與否。換句話說,能否實現精準扶貧，激發內生動力是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精準扶貧時也指出：“扶貧要始終注意激發內生動力” 。貧困戶的內生髮展動力增強，可以使其在面對困難時，主動積極地提升個體能力，通過重建個人能力來避免和消除貧困。怎樣促進貧困戶的內生動力？如何貫徹好習近平總書記激發內生動力的要求？社會心理學可以做出獨特的回答，藉助社會心理學知識，可以有效激發貧困戶的脫貧內生動力，更好地服務當前的脫貧攻堅實踐。

　　脫貧的內生動力，是指貧困戶在追求美好生活中，從內心生髮出來的主動性、積極性，它是一種內源性動機。與內源性動機相對，外部資助、外部激勵等則是外源性動機。外源性動機可能激發內源性動機，也可能干擾內源性動機。怎樣把外部資助或外部的扶貧活動，轉換成貧困農戶的內源性動機，社會心理學關於這方面研究可以給出富有價值的啓迪。

　　阿馬蒂亞·森將貧困定義爲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貧困是因爲貧困農戶獲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剝奪以及機會的喪失。早期的研究傾向於將貧困人羣視爲被動的受害者，而現在的研究普遍高度重視行爲、心理對農村扶貧的作用，研究的重點是將人看作是開創未來的載體，觀察的焦點不是貧困人羣缺少什麼，而是擁有什麼資本，以及他們所具有的能力。從扶貧效果的角度看，要使政府扶貧投入收到良好的回報，就必須充分調動貧困者自身的能動性，培養他們的責任意識、自立精神和進取精神，不能忽視對貧困者的精神援助，否則，即使政府投入再多的扶貧資源，也難以達到脫貧效果 。在精準扶貧過程中，利用社會心理學知識，可以有效激發貧困農戶的內生髮展動力，提升精準扶貧效果，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降低貧困戶的過度合理化效應，激發貧困戶脫貧致富的內源性動機。過度合理化，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個術語，是指外部的獎勵有時會削弱人們做一件事情的內源性動機 。脫貧致富，追求美好生活需要，是貧困農戶發展的內源性動機。當他們做他們認爲應該做的時候，他們受到的是內部獎勵。如果貧困戶的脫貧活動受到不恰當的外部獎勵，外部獎勵就可能會降低內源性動機。過度合理化效應的存在，使得貧困戶脫貧的動機可能從內源性動機變爲外源性動機，使得貧困戶在脫貧過程中產生“一等、二靠、三要、四找幫扶幹部鬧一鬧”的現象。

　　那麼如何降低貧困戶的過度合理化效應？一系列的社會心理實驗清晰地解答了這個問題。外部獎勵，作爲一種外源性動機，合理的運用，是可以加入到內源性動機中，起到增強內源性動機的作用。但是，當不注意人們的作業質量，而對作業進行獎勵時，過度合理化效應就極易發生。同樣的事情可以發生在扶貧活動中，當不管貧困戶的生產生活狀況，而進行資助、補償或獎勵時，貧困戶的過度合理化心理就會發生。具體到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過程中，這就要求一方面把握好貧困農戶的能力現狀，區分貧困戶的實際生產發展需要,使得外源性的支持和幫扶能加入到貧困戶脫貧致富的內源性動機中，強化貧困農戶的內源性動機；另一方面就是要恰當運用外部獎勵、支持和幫扶，避免外源性動機對內源性動機的干擾和弱化，使外源性動機能真正誘發、激發貧困農戶的內生髮展動力。

　　在精準扶貧過程中，降低貧困農戶的過度合理化心理，能更好地激發他們的內源性發展動機。習近平總書記的精準扶貧思想，具有深刻的內涵，精準扶貧中的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講，就是精準地對貧困戶進行外部幫扶，從而增強貧困戶的外源性動機，而這種外源性動機，是可以加入到貧困戶的內源性發展動機中，並不會對內源性發展動機產生干擾。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我們發現，在中國當前扶貧實踐中，精準扶貧可以有效地激發貧困戶的內生性發展動力，能把外部的扶貧活動與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內源性動機結合起來，使得貧困農民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動機更爲強烈，也能更充分地發揮他們的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

　　其次,克服刻板印象威脅，利用價值肯定，激發內生動力。刻板印象，又稱刻板效應，它是指對某個羣體產生一種固定的看法和評價，並對屬於該羣體的個人也給予這一看法和評價。刻板印象、期望和自我實現預言密切相關。心理學家認爲，有些羣體成員對他們羣體中某類人的能力是低期望。這些低期望會影響作業表現，特別是當人們有刻板印象時。心理學家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稱其爲刻板印象威脅 ，刻板印象威脅是指當一個人意識到他所屬的羣體將會在該領域表現不佳時，這時，就會產生的一種對他行爲表現的負面影響，使得他在該領域的表現結果果然不佳。

　　研究表明，知識和技能會塑造人們對現有所屬羣體的刻板印象。針對貧困農戶的需要，開展知識和技能培訓，是可以改變人們對貧困農戶的刻板印象，降低貧困農戶的刻板印象威脅。

　　實際上，只要是有“社會身份標籤”的人，都會遭遇刻板印象，而每個人都擁有一個或幾個社會身份。具體到那些具有勞動能力而發展能力不足的貧困農戶，他們既有“貧困戶”的社會身份，也擁有“勤勞的勞動人民”的身份。貧困農戶自身對外界的刻板印象的感知，一樣會威脅到他們脫貧實踐，當貧困戶感知到外界對他們貧困的刻板印象時，他們脫貧活動的實際表現就會受到影響，他們脫貧活動的內生動力也就會受到影響。

　　刻板印象也能提高工作的表現力，讓人相信自己在任何維度都比別人優越，這就是“刻板印象提升”。當人們被明確地標籤上一個刻板印象時，他們也會表現的更好，這種影響被稱爲“刻板印象敏感性”。“我們可以使刻板印象爲我們和我們的表現做貢獻”，“改變身份，就能改變環境，從而改變人生” 。當貧困戶把自己的身份從一個“貧困戶身份”改爲“勤勞的勞動人民身份”時，他們的心態就會發生變化，積極的心態就會產生。當貧困戶把自己的貧困歸因爲自己的努力和勤勞，而不是歸因爲自己的能力和命運，他們感知到自己是一個“勤勞而能力可以提高的羣體”時，貧困農戶的“刻板印象敏感性”便會出現，這時的“刻板印象威脅”，反而會成爲“刻板印象提升”，從而激發貧困農戶的內生動力。

　　刻板印象提升和價值肯定是相連的。傑弗裏·科恩和他的同事在他的研究中確定了價值肯定的力量 。外界的價值肯定，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視爲外部強化，是一種外源性動機，但是這種外源性動機比具體的強化物，比如物質獎勵或金錢資助更能激發內生動力。讓貧困戶對自己的行爲進行價值肯定，可以激發貧困戶脫貧活動的信心與志氣，激發他們的內生動機，增強精準脫貧的長期效果。

　　再次，構建心理扶貧支持體系，幫助克服習得性無助，激發內生動力。對貧困農民而言，他們長期生存在較爲惡劣的環境中，如此，他們可能通過既有經歷和體驗認識到，無論他們做什麼都無法改變遭受的命運，這也就可能使得他們漸漸形成了習得性無助。習得性無助，是指一個人面對消極的生活境況時，經常沒有意志力去戰勝困境，而且相當依賴別人的意見和幫助。習得性無助，多是指有機體經歷了某種持久的改變後，在情感、認知和行爲上表現出消極的特殊的心理狀態。對於貧困戶而言，一旦形成了關於貧窮的習得性無助，他們就會沒有脫貧的信心和志氣，他們會感覺到個體怎麼努力，都難以擺脫貧困，認爲“做它幹什麼，貧窮都是命”。習近平總書記曾說：“擺脫貧困首要並不是擺脫物質的貧困，而是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貧窮並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頭腦空空，怕的是知識匱乏、精神委頓。脫貧致富不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腦袋’” 。“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克服“精神委頓”，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就是要幫助貧困戶克服習得性無助感，提振他們爲美好生活而奮鬥的積極心態。

　　幫助貧困戶克服習得性無助，就需要構建精神關愛和心理服務體系、以及健全的社會支持體系，進行心理扶貧和精神扶貧。當貧困戶日復一日的勤奮努力，卻仍處於貧困的狀態時，就需要提供社會支持，這時就需要在對貧困戶進行精準扶貧過程中，對其進行心理扶貧和精神扶貧，幫助他們更改“認命”的認知，讓他們形成對將來的期待，樹立“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觀念。

　　心理扶貧和精神扶貧，還包括對特殊人羣的心理援助，主要體現在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女性、孤寡人士等特殊羣體身上，對於他們的心理困惑、關愛缺乏等，要及時提供製度性的幫助，以防止他們形成習得性無助。心理扶貧和精神扶貧不僅能提高生活質量，而且還能提高個人獲得擺脫貧困的能力。

　　實際上，社會支持的不足、社會歧視等原因形成的習得性無助，都是造成人們發展能力低下不可忽視的因素。按照社會互構理論 ，扶貧既需要動員社會結構的資源，也需要個體行動的參與。扶貧實踐，其實是個人主體與社會結構這兩大社會行爲主體間的互構共變。在社會互構理論看來，個人與社會的互構共變是解釋貧困現象的根本依據，也是緩解貧困的根本出路。緩解貧困必須同時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雙重參與。提供心理服務、精神關愛和社會支持，消除貧困戶的習得性無助，可以促進貧困戶和社會這兩個行爲主體之間的互動，形成良性的社會互構，激發貧困戶脫貧發展的內生動力。

　　然後，恰當使用社會比較，增強歷史比較，形成合理的公平感。社會比較，又稱社會參照，是社會心理學的理論之一，它是研究人的動機和知覺關係的一種激勵理論，認爲人們做事的積極性取決於他所感受的分配上的公正程度，也即公平感。每個人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社會比較，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歷史比較。當人們對自己付出和得到的收穫作社會比較，發現投入和回報大致相等時，便會感受到公平，因而產生心理平衡，心情舒暢，努力工作。如果認爲投入和回報與他人不相等時，便會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產生怨恨情緒，影響勞動積極性。當認爲自己的回報與其他人相比過低時，會產生回報不足的不公平感，差距越大，這種感覺越強烈，這時人們就會產生挫折感、義憤感、仇恨心理，甚至產生破壞心理。扶貧其實是一種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當付出大致相同的勞動，卻得到不相同的社會財富時，這時社會比較便會影響到扶貧活動的內生動力。

　　具體到當前的扶貧活動，就是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精準識別貧困戶，明確是何種原因致貧，貧困戶與貧困邊緣戶的差異到底在哪裏？對非貧困戶或貧困邊緣戶而言，當他們感覺到貧困戶的勞動投入不如自己多，反而能獲得扶貧支持時，他們的心理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失衡，這時，他們可能會進行自我解釋，以便獲得主觀上的公平感；另一方面，非貧困戶和邊緣戶也可能採取行動，改變對方或自己的收支比率，如要求增加貧困戶的勞動投入，或要求政府把自己也確定爲貧困戶，或者自己減少勞動投入，以獲得主觀上的公平感，甚至可能會發牢騷、講怪話，面對扶貧活動而採取消極應對，這時就會影響鄉村社會關係，影響鄉村社會團結，增大了扶貧脫貧的難度。按照社會比較理論，對於內源性發展動機不足的貧困戶，要精準設計扶貧項目，使得貧困戶明白“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對於不是因爲勞動能力喪失的貧困戶而言，貧窮不是光榮，而是恥辱，同時，要正確引導農戶形成正確的公平感。

　　社會比較理論表明，村民感知到的公平對個體行爲有直接影響，而且還將通過個體行爲影響到整個脫貧活動的積極性。在精準扶貧中，要着力營造一種公平的氛圍，正確引導扶貧言論，減少因不正常的輿論傳播而產生的消極情緒。社會比較理論的核心是與他人比較，所以，比較的結果是否符合客觀實際，取決於人們對比較對象是否具有完全信息。而在現實中，人們往往不能夠對比較對象的情況有足夠了解，往往把自己的實際情況和他人的不完全信息進行比較。於是，對本來客觀合理的現實，主觀上也可能感到不公平。在面對外部支持的物質財富面前，一些村民往往有“公家的東西，他家憑什麼享有，而我家就不行”的心理，這時難免會有不公平感。公平影響着扶貧的實際效果，也影響着鄉村社會的團結，進而也影響農戶的內生髮展動力。

　　按照社會比較理論，在精準扶貧過程中，要淡化社會比較，增強歷史比較。所謂歷史比較，就是指人們對他所獲得的報酬與自己工作的投入的比值，同自己在歷史上某一時期內的這個比值進行比較。無論是貧困戶，還是非貧困戶的村民，要最終形成與自己以往生活質量的歷史比較，相對於過去的生活，生活水平在提高，生活環境在改善，村民的公平感、幸福感和滿意感自然會提升。增強村民的歷史比較，能增強他們對扶貧攻堅的支持，能促進他們的內生髮展動力。

　　最後，謹慎使用榜樣示範，鼓勵貧困戶建立自助支持羣體。近年來，榜樣的典型示範，在各個實踐領域都有所應用。榜樣的典型示範，是日常生活中一種常用的教育方法，適宜於態度和行爲學習。但是榜樣的典型示範，不是對任何羣體都是有效的。在精準扶貧過程中，要謹慎使用榜樣示範方法。在同質性羣體中，從羣體中樹立一個榜樣，極易導致羣體的分化，這時，不僅不能很好的激發羣體發展的內生動力，還會削弱羣體中其他個體的內生動力。對農村貧困戶羣體而言，如果在羣體內部樹立的榜樣缺少恰當性，它會影響到貧困戶的社會比較，這時的榜樣會顯著削弱貧困農戶脫貧的內生動力。實踐表明，在貧困羣體中，樹立脫貧活動的榜樣典型，進行榜樣的示範，不如在農村貧困戶成立自助支持羣體的效果明顯。

　　自助支持羣體通常是由具有相同問題的成員所組成，他們通過互助的形式，來滿足共同的需求、克服共同的障礙或者困擾生活的問題，並希望在社會或個人方面獲得滿意的變化 。在自助支持羣體中，羣體氛圍是寬容的、支持性的氛圍。自助支持羣體爲人們營造了一種不具威脅性的環境，人們可以和那些具有相似問題的人，或那些已經克服障礙的人進行交流 (Schiff & Bargal, 2000)。

　　對貧困農戶而言，建立自助支持羣體，可以使得貧困戶之間沒有領導的壓力或者是榜樣的壓力，在寬容性的氛圍中，就脫貧活動面對的問題進行交流、討論，尋求精神支持和問題解決的方法，這種自助支持羣體所開展的活動，其動力是內生的。貧困戶通過建立自助支持羣體，可以激發他們尋求問題解決的方法，激發他們脫貧的內生動力。一定程度上，我國鄉村地區的農業專業合作社、農業互助社、農業產業協會，都可以廣義的理解爲自助支持羣體。自助支持羣體，與外來的扶貧團隊相比，更能領悟地方性知識，結合本地實際而開展生產活動，從而提高精準扶貧的實效。鼓勵貧困戶建立自助支持羣體，能夠激發貧困農戶的內生髮展動力。

　　在學習和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扶貧思想中，在當前偉大的脫貧實踐活動中，有效地利用社會心理學的知識，可以爲解決當前的扶貧實踐提供有益的路徑。利用社會心理學知識，激發貧困農戶脫貧的內生動力，就是一例。在實施精準扶貧的過程中，如何激發貧困戶的內生髮展動力上，社會心理學可以做出獨特且有價值的回答。降低貧困農戶的過度合理化反應，適度社會比較、增加歷史比較，構建多元社會支持體系、幫助貧困戶克服習得性無助，克服刻板印象威脅、利用價值肯定，謹慎使用榜樣的典型示範作用、建立貧困戶自助支持羣體，這些做法都有助於激發貧困戶的內生動力。

　　（作者系西南大學博士、安徽農業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