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央高層和財政部不斷髮出“更大規模減稅降費”的政策信號，引起國內外社會的廣泛關注。更大規模減稅降費，規模能有多大，如何減，能否有效果，錢從哪裏來等一系列問題，成爲社會關注的焦點。本文嘗試對此問題談談個人的見解。

什麼是“更大規模”？

據悉，2018年，我國減稅降費規模預計將超過1.3萬億元。更大規模，意味着減稅降費規模將比1.3萬億還要大。減稅降費需要通過具體的稅（費）種來實現。從全國財政收入結構來看，前六大稅（費）分別是國內增值稅、社會保障費、企業所得稅、進口貨物增值稅和消費稅、個人所得稅、國內消費稅。大規模減稅，將會涉及更多的稅種，而這些將是減稅降費中首要考慮的。

根據2018年上半年數據推測，我國前五大稅種2018年有望達到：國內增值稅（67200億元）、企業所得稅（47856億元）、進口貨物增值稅和消費稅（17040億元）、個人所得稅（16254億元）、國內消費稅（13738億元）；根據年初預算數，2018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約爲55380億元。

如果按10%的減降幅度估算，增值稅減稅爲6720億元，企業所得稅減稅爲4786億元，進口貨物增值稅和消費稅減稅爲1704億元，個人所得稅減稅爲1625億元，國內消費稅減稅爲1374億元，社會保障繳納減費爲5538億元，合計約爲2.2萬億。

如果按1.3萬億規模計算，上述稅費平均減幅應達到6%。因此，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意味着，在2018年財政收入的基礎上，上述主要稅費的減降幅度平均要達到6%以上。

“更大規模”還意味着，此次減稅降費將可能是更多稅種參與，整個過程可能持續較長時間，各項改革還將是一種長期的制度性減稅降費。如此一來，整體來看，減稅規模必將相當可觀。

企業將是直接受益主體

值得注意的是，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的目標將主要是廣大企業。具有降低企業運行成本，增加企業可用資金，扶持實體經濟，促進經濟增長等作用。

長期以來，我國的財政收入中的稅費，主要來源於廣大企業。其中，增值稅、企業所得稅、消費稅、社會保障費又稱爲間接稅（費），由企業繳納；個人所得稅又稱爲直接稅，也主要由企業代扣代繳。

間接稅的最大特點是其納稅人與負稅人不一致，企業繳納的稅收可以通過調整價格轉嫁出去，然而，當經濟形勢好時，企業可以將稅負全部或大部分轉嫁出去，但是當經濟下滑、產能過剩、出口受阻的情況下，稅負轉嫁的難度增加，在稅費制度沒有任何變化的情況下，企業的利潤大大下降，稅費負擔佔稅前利潤的比重不斷上升，企業稅費負擔增加。

在上述稅種中，增值稅、社會保障費、消費稅，不論企業盈虧，都要繳納，使困難企業更是雪上加霜；企業所得稅，以企業利潤爲基礎，對困難企業的影響相對要小；個人所得稅，也是企業工資成本的一部分，並影響企業的利潤。

因此，在大規模減稅中，增值稅、社會保障費、消費稅是首要需要降低的，其次，個人所得稅的降低對於降低企業的運行成本同樣非常重要；最後，企業所得稅具有增加資本所有者收益的作用，必要時也可採取普遍降稅措施。

有效纔是硬道理

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是對2016年政治局會議提出的“降低宏觀稅負”，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簡政減稅降費，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高經濟發展質量”，2018年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等一系列要求的落實與進一步深化。

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既可以通過普遍降低增值稅、社會保障費、甚至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的方式實現，也可以通過對特殊企業（如小微企業等）、特殊行業（如出口行業、服務業、高科技行業等）、特殊行爲（企業研發、固定資產投資等）、特殊生產要素（如普通勞動者）等，採取有針對性的減稅降費優惠政策實現。前者，有很強的“普惠性”，有利於實現應對宏觀經濟下滑、緩解企業資金壓力的作用；後者，則有很強的“針對性”，有利於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激發企業活力，推進供給側改革。

從前一階段減稅降費的效果來看，我國“普惠性減稅”和“針對性減稅”均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財政部對前期減稅降費效果評估顯示：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扭轉了2012年以來增速放緩態勢。一些收入項目超出預算較多，其中，國內增值稅超出2677.56億元，企業所得稅超出1875.61億元，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和關稅超出3086.25億元。並分析了其主要原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提升，稅源相應增加；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回升超出預期，直接帶動以現價計算的相關稅收快速增長；國內外需求回暖，進口商品量價齊增，進口稅收增加較多。由此可見，通過減稅降費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財政收入的“拉弗曲線”效應已經顯現。

前一階段良好的減稅降費效果，也是我國決定進一步出臺更大規模減稅降費措施的基礎和信心來源，因此，可以預期，隨着更大規模減稅降費措施的實施，其政策效果將進一步顯現。

大規模減稅降費，財政如何承受？

在經濟增速放緩，外部衝擊加大，企業運行困難的大背景下，國家各級財政部門同樣面臨着巨大的壓力：一方面，很多剛性支出需要保障，甚至需要增加財政支出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財政支出壓力增大；另一方面，不少稅費收入增長放緩甚至下降，財政收入壓力增大；此外，中央與地方的債務負擔同樣壓力較大。如此財政形勢下，我國實行更大規模減稅降費，財政能夠承受得了嗎？財政將採取哪些措施加以保障？

從目前來看，各級財政部門正積極採取各種措施，加大各項改革力度，爲大規模減稅降費創造條件、提供保障。其中，幾個重要的措施如下。

一是提高徵管能力。隨着徵管信息化手段的深化，以及稅收徵管體制的改革，國家對稅源的監控能力不斷提高，稅收的徵收率不斷提高，具有增收的效果。我國稅制“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的特點更加突出。

二是增加直接稅。大規模減稅，只是我國稅收制度結構性調整中“減”的一面，與此同時，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稅制改革還需要“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降低間接稅，並提高直接稅。一方面，將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同時增加個人的稅收負擔，逐步完善自然人稅收制度和稅收徵管；另一方面，在減稅的同時，還將實現增稅，從而減少財政收入壓力。直接稅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其中，個人所得稅，已經完成個人所得稅的修法，初步建立了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房地產稅，目前正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財政部以及其他有關方面起草和完善房地產稅法律草案。改革後的個人所得稅對於普遍工薪勞動者，將降低其個人所得稅負擔，但對於有多種收入渠道的高收入者，其稅收負擔具有增加的趨勢。房地產稅出臺後，由於稅基巨大，其收入規模也相當可觀。

三是調整財政支出結構。近年來，財政部門嚴格控制和壓縮“三公”經費，不斷強化財政支出績效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四是擴大財政融資渠道。例如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通過開展PPP項目合作，引入私人資本，緩解了財政資金緊張問題。再如將國有資本劃轉社保基金，充實了社保基金，也爲降低社保費提供了大力支持。

因此，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必然伴隨着我國財稅改革的更進一步深化；也只有更大規模的財稅改革，才能夠爲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提供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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