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領袖”一詞，在網紅經濟、直播、短視頻等娛樂內容氾濫的當代社會，正在被重新“定義”。

最近，因屢次偷盜電瓶車被捕、渡過了長達4年牢獄生涯的周某，再次被推向了流量高點。此次，30多家網紅公司開着豪車蹲守周某家裏，希望簽約周某將其打造成網紅，數百萬到上千萬的的高額簽約價頻繁被提及。

被叫着“精神領袖”、“竊格瓦拉”的周某，一時間從盜竊慣犯成了佔據流量和關注度的網絡紅人。

實際上，周某被高價搶籤的現象，只是亂象叢生的網紅經濟市場一個微小側面。

在網紅經濟被過度挖掘、放大的最近幾年，不乏因爲一句話、一張照片、一段視頻就登上社會熱點的網絡紅人。他們一夜之間被追捧，看起來錢途無限，但很快又被遺忘於江湖。他們同時也是被流量被資本裹挾着的人。

不斷有人在成爲新的網紅，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網紅經濟，到底應該是怎樣的？MCN、經紀公司對於流量至上的追捧，是否也說明了他們其實已經陷入流量困境？

當我們關注這場鬧劇時，我們在看什麼？

捧紅周某的視頻來源於2012年周某在一次被捕後的採訪。“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進看守所感覺像回家一樣”，周某淡定自若地說出了令尋常人震驚和捧腹大笑的金句，後迅速走紅網絡。

周某後來被判刑1年6個月，於2013年刑滿釋放。但是2014年他再次因偷盜入獄，2015年出獄。2016年，周某第四次入獄。

隨着網絡媒體、視頻內容平臺的發展，周某的那段視頻多次被拿出來二次創作，無數網友在B站鬼畜區製作、傳播着他的搞笑視頻，在社交媒體上討論着關於他的段子，網友還給他起了個“藝名”：竊格瓦拉。

今年4月18日，周某終於出獄。雖然一開始網友們更多是調侃、玩梗的心態在看熱鬧，但隨着大量網紅公司搶籤周某的現象發生，一場引發巨大爭議的鬧劇也就開始了。

在接受採訪時，剛剛走出監獄大門的周某說：“感覺就像做場夢一樣，第一時間想回家看一下父母。”他提到多陪陪家人，後悔以前做的事情，也提到想補償家人找回失去的時間。

對於簽約做網紅一事，周某在媒體採訪中表示，不會去簽約，因爲不可能給別人打工。事實上，在獄中待了4年的周某，對於如今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並不能完全理解，他可能都不知道別人爲什麼叫他“竊格瓦拉”，更不懂直播、網紅的概念。“不可能，怎麼可能有那麼多錢”，在被問到是否簽約時，周某如此回答。

周某的流量價值在短視頻平臺上已經開始顯現，在抖音、快手上，出現了不少未經認證、掛着周某名字和頭像的賬號，有的賬號沒有發佈任何內容，已經收穫十幾萬到三十多萬粉絲，以及數百萬點贊。

擅長玩轉網紅、流量經濟的人們，都想在周某身上獲取流量和利益。這像極了在大衣哥朱之文門口直播的人，有人靠着直播朱之文的日常，過上了富裕的生活，甚至一個賬號賣出60萬元。

這不是我們身邊特有的現象。2014年夏天，美國34歲的Jeremy Meeks因爲一張入案照突然走紅，被稱爲“史上最帥罪犯”。此後不僅有無數網友追捧他的顏值，更有多家模特經紀公司開始接洽與其談合作簽約，包括範思哲和阿瑪尼在內的大牌公司也表示有意聘請其當服裝模特。儘管很快Meeks更多的信息被挖出：一家5口均有犯罪記錄，其父親是個強姦殺人犯……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爲網紅，踏入時尚圈、影視圈，收穫富二代女友。

Meeks的走紅始終是一個巨大的爭議。而這樣讓人震驚和唏噓的事情，已經不斷在現代社會發生着。

有人認爲，“作爲一個被偷過手機的人，我這輩子都不會支持一個賊當網紅。”但有人也覺得，看竊格瓦拉的視頻很有意思。

隨着這類網絡紅人的走紅，部分開始收割流量和金錢，網紅經濟行業多年來建立的平衡和制度，正面臨被打破的可能。

美國媒體文化研究者尼爾·波茲曼在他的《娛樂至死》一書中指出，電視時代蒸蒸日上，但改變了各種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體育、商業和任何其他公共領域的內容，也在由曾經的理性、秩序、邏輯性，逐漸轉變爲脫離語境、膚淺、碎化，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爲一種文化精神。而人類無聲無息地成爲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心甘情願，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他告誡公衆要警惕技術的壟斷。

這一現象，在網絡媒體不斷發展的今天，也同樣上演着。技術的進步，爲大衆帶來了更加豐富的生活娛樂方式，但同時我們也面臨着信息和資源更加紛雜的現狀，以及對社會價值觀的思考和判斷。

被消費的“竊格瓦拉”們

當然，從法律層面，周某曾經如何，法律已經作出了相應的懲罰。即使周某未來簽約要成爲網紅，也無可厚非。

一位法律行業從業人員表示，從法律的角度看，時代迅速發展，以前很多不可能都變成了可能，網紅經濟存在是可以理解的。網紅職業也是合法合規的，只要周某在從事這份職業的過程中，不違反法律規定，不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即可。

從經濟價值的角度考量，機構、經紀公司簽約周某，不一定就不適合做。但從社會價值觀的角度看，這個事情可能不會被行業認可、被大衆支持。

“搶着籤周某的網紅經紀公司很不負責任，這是一個非常負面的價值觀導向，但凡有原則的公司都不應該幹這個事情，做內容或者媒體相關行業的人，一定要考慮所做事情產生的社會影響。”在接受新浪科技採訪時，紅人產業鏈服務商火星文化CEO李浩認爲。

“不是說不打工不對，而是不打工以偷竊爲生，價值觀是有問題的，周某是以這樣的一種價值觀走紅，然後可以成爲網紅、可以簽約、可以賺很多錢。這對網民、青少年的價值觀引導會出現偏差。”

李浩表示，這種現象還會爲平臺招致監管層面的密切關注，同時會給經紀公司帶來巨大的風險。

實際上，隨着此事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一些監管層面的聲音已經出現。中國廣告協會21日就針對部分機構欲籤周某的這一舉動發表聲明，對某些網紅經紀公司爲“流量變現”而喪失道德底線、有悖社會主義價值觀和良好風尚、損害社會化營銷產業業態形象的行爲表示反對。

中國廣告協會明確，抵制“刷單”、刷量、刷評價等任何形式的數據造假，對損害消費者權益、虛假誇大等行爲進行公開點評，公佈網紅經紀公司及“網紅”紅黑榜單，促進社會化營銷業態的健康發展，服務誠信社會和精神文明建設。

在如今的網絡和社會中，網紅也在成爲一個“自媒體”，他們做的事情是和媒體、傳播有關，就需要考量其社會價值和對社會的影響。

上述律師表示，簽約周某這樣的紅人，對MCN機構或者經紀公司來說，也是有風險的。其風險在於周某是否能帶來充足的流量和購買力、是否能夠適應直播，公司是否能夠規範和引導周某的直播行爲。

一般而言，平臺會有監管義務，而經紀公司如果和周某簽約勞動合同，周某就是其員工，周某的職務行爲一般代表公司，也就是說周某工作中引起的糾紛，一般是由公司來承擔。

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過去早有前車之鑑。因爲社會熱點意外走紅的素人不少，包括拉麪哥、吹頭哥、杭州小吳、大衣哥、流浪大師……他們中有人在逃離流量戰場，有人轉型做了網紅，有的在爆紅之後逐漸消失在大衆視野。很少看到他們之中有人能長久喫下網紅這晚飯。

從行業角度來看，高價簽約之後，紅人持續生產內容能力至關重要。

目前，機構或者經紀公司一般可以通過規避合同風險，來達到風險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經紀公司看重的其實也是短期利益，肯定會考慮其中的風險，所以會在合約中規避這些風險。一些經紀合同對紅人也是不利的。”

“竊格瓦拉”們，能救網紅經濟嗎？

別人眼中走了狗屎運的周某，他自己覺得幸運嗎？我們不知道。但可以看見的是，在這場網絡流量爭戰中，不懂網紅和直播的周某，同時也是被資本和流量推着向前的一個平凡人。

資本和流量爲何要追捧周某？其背後，也揭露出網紅產業中，日漸稀缺的流量資源的困境。

“現階段流量稀缺資源，大多數的MCN或者網紅經紀公司都很難，他們希望找到這種自帶流量的人。”

李浩告訴新浪科技，現階段MCN機構其實面臨着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從表面上看，行業內平臺很多，不管是微博、抖音、快手，還是淘寶直播、小紅書、拼多多，到處是MCN的戰場。當平臺越多，需求就越大，表面上看MCN進入了一個很好的階段，但實際上 MCN已經進入到一個非常危險的階段。“行業整體的洗牌已經拉開序幕了，但有的玩家還沒意識到，MCN已經在一個高度白熱化競爭的紅海戰場拼殺。”

他表示，頭部的紅人自帶流量和吸引供應鏈及客戶的能力，他們對MCN的依賴性最弱的。而10萬粉絲以上的腰部紅人，羣體數量不小，活躍紅人大概有20萬左右。MCN的主戰場，正是在服務這部分頭部和腰部的紅人。

“這個主戰場有多大？ 抖音快手兩個平臺加起來，10萬粉絲以上的活躍紅人只有14萬-15萬。2019年4月份開始，短視頻平臺上的腰部紅人活躍用戶數據是下滑的，每個月基本上有環比位有下滑的趨勢。”

李浩表示，這是因爲大量的紅人做到10萬粉絲以上就開始出現瓶頸，而平臺對於這類紅人的容納量是有限的，越來越多的素人在湧進來都搶流量；此外，腰部紅人過於集中在泛娛樂品類，非常飽和、同質化很高，因此他們的變現能力弱，變現不行，紅人的持續產出的動力就不夠了。

在這樣的主戰場，競爭非常激烈。對MCN、網紅經紀公司來說，新的流量從哪裏來、商業變現效率如何提升，都成了問題。

所以也就出現了爲什麼會有一些MCN、網紅經紀公司想要高價簽約“周某”們，很大原因是希望解決流量困境。

同時，行業內上大部分MCN機構，更像一個紅人經紀公司、簽約機構，沒有持續的內容生產能力、用戶運營能力、客戶網絡，也沒有在供應鏈上生根，並不具備核心競爭力。而紅人對於MCN的核心訴求——漲粉、變現，得不到滿足。

如此，MCN和網紅經紀公司在接下來一兩年會面臨非常大的洗牌壓力。

“這就是現狀。”李浩說到。

近幾年，以短視頻和電商直播爲代表的社會化營銷已成爲經濟發展新業態，但同時也在促使社會制度作出更多的規範。新傳播方式的出現捧紅了很多東西，歌曲、人、地方、食物，甚至生活方式，但我們在追求經濟、商業價值的同時，也要時刻保持對社會價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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