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读史，看到几个这样的故事。

同治6年（1867年），浙江海宁人陈其元受命代理南汇县令，巡抚与布政使要求他及时组织掩埋暴露的尸体。陈其元这个人办事非常敬业，他亲自督促董事、保长等办理此事，三个月一共掩埋了4万余棺，当地的青砖、石灰等使用殆尽。

时近年底，尚有万余棺没有掩埋，或是因为亡者的子孙在外，无人作主；或是因为方位不利，暂时搁置。陈氏据实向朝廷禀报，结果受到申斥。另一个县只安葬尸体1700余棺，却报告境内完全葬尽，得到的评语是办理认真，记大功表彰。

其实，陈氏的幕僚最初起草报告时也说了掩埋净尽，但陈其元考虑这样报了，下一年不用掩埋，万余未葬者依然还是暴露于野，肯定会带来疾病，因此，他选择了说真话。没想到干实事、说真话却受到惩罚。

光绪年间，四川有一个担任把总的强盗坏事干尽，无恶不作，但说来也怪，他无数次被拘捕，最后总是获释，每次获释都是乡民到官府作揖磕头哀求担保才得以实现的。

岑春煊做四川总督时有心为民除害，秘密派下属拘捕此人。没想到消息很快走漏，尾随求保释放这个盗窃犯的人绵延数里路。岑春煊不为所扰，一等人犯押到，便布置将其枭首示众。

岑氏有一点很不解：这个大盗害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大家还肯为他作保呢？周围的民众告诉他：我们其实受尽了这个强盗的祸害，只是过去的官府太怕事，逮捕以后没过多久就将其放了。缉捕时如果我们不为他求情，出狱后他就变本加厉伤害我们。岑春煊大吃了一惊。

让我们将历史的镜头再拉到同治初年。山西有一个姓杜的人家极其富裕，妯娌争产，两人连年累月地打官司，谁也不让谁。该省官员从州县之吏到按察使、巡抚个个发了大财。

按察使瑞昌吃了原告吃被告，所得最多。离开时，银子多得无法携带，只好在省城以12：1的比率将银子换成金子，一时之间，省城的黄金几乎都被瑞昌一个人换完，瑞昌也因此得了个“黄金贼”的称呼。

上述故事一个讲的是皇家统治者如何评价下级，一个说的是坏人作恶，善良的人不敢怒更不敢言，一个涉及到皇权时代的司法腐败，表面上毫不相干，它们的当事人也未必有多少勾连，但仔细一想，我们立即可以发现它们内在的逻辑联系。

四川大盗之所以有恃无恐、胡作非为，无非是因为有地方官包庇。而地方官为什么要包庇呢？一个可能是他们想做太平官，混几年就回京城；更大的可能是收受了大盗的贿赂，为了控制大盗，得“留水养鱼”。同治年代的山西司法界腐败至极，小官小捞，大官大捞，少数人甚至贪腐到让人发指的地步。

这些地方官们为何如此胆大包天呢？原因只有一个：皇家人高高在上，只知道在深宫中听汇报，而不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经常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贪腐官员随便用点心计就可以将其蒙骗。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又回到了一个很原始的问题：官员如何才能做到勤政廉政？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那就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用民意与制度看守掌握权力的人，不让他们足不出户、高高在上，更不容许他们假公济私。

陈其元的委屈也好，四川、山西民众的被欺压、被剥夺也罢，其实都是皇权体制病症的一种折射。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2015年11月16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不相干”背后的相干》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 游宇明

编辑：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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