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和十萬億級產業：鄉村振興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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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該打破城市流向鄉村的諸多門檻，允許城市上億人次的中產階級到鄉村田園自由生活和創業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40年，中國農村雖然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它並沒有和國家整體或城市同步發展，其所面臨的問題仍舊是系統性和全域性的，這是否證明中國農村的改革真的失敗了嗎？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期。一方面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僅僅還有兩年左右的時間，而現在中國鄉村的現狀與發展，與當初預期到2020年所實現的初步現代化的設想，距離相差甚大；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戰等新增的負面變量，也使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增加了諸多不確定因素。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實施有效高質量的鄉村振興戰略，就顯得格外的重要。中國的頂層，也急需能夠通過鄉村振興戰略，打開一條新的生路。

那麼，在貿易戰的壓力之下，有什麼路徑和方式，能以最快速度的激活鄉村振興，提供及時迫切、規模可達萬億級規模的新經濟增量來抵消諸多的負面影響？答案是肯定的。

這就是打破城市流向鄉村的諸多門檻，允許城市上億人次的中產階級，按照市場自由流動和鄉村發展的規律，到鄉村田園自由生活和創業發展。

把上億最有活力的的城市中產階級，按照市場原則和城鄉流動需求，“播種”到日益空心化邊緣化和愈加凋敝的鄉村，不僅可大大提升中國鄉村最亟需的人氣，更可“立竿見影”的提高中國鄉村中產階級的比例及人口的素質和活力。上億城市中產階級的到來，不僅可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帶來最稀缺的天量的資本和財富，還可爲鄉村發展的轉型升級換代帶來包括高科技在內的各種技術和專家人羣，以及久經沙場富有眼界的投資者和建設者。同時，上億規模的中產階級的到來，也爲鄉村帶來了最值得期待的市場要素和中高端消費羣體。

中國鄉村的問題和其他方面發展一樣，如果僅僅靠政府行政力量來解決，也就能起着宣導和帶頭的作用。要想真正化爲蓬勃發展、轟轟烈烈和星火燎原般的改天換地的國民運動，只能靠民間的市場覺醒和廣泛發動，尤其是城市中產階級的參與和行動。他們纔是中國農村的發展“最快的加速器”和最新也是潛力最大的“新動能”。只有他們的參與，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纔有了最強的支撐。

幾年前，武漢的一些退休工人自發的到郊區的鄉下租房養老，這無論是對城市還是鄉村的居民來說都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城裏人到鄉下養老，空氣清新，環境優越，生活成本還大大降低，並同時給“美麗貧困空心化”的鄉村帶來了各種技術和項目投資。而對農民來說，不僅過去常年閒置的農房和宅基地被盤活出租出去，而且整個鄉村也帶來的新的商機和就業機會。武漢市政府發現這一新的城鄉融合潮流後，對這民間創舉高度重視並順勢而爲，在去年4月正式啓動鼓勵市民下鄉租賃空閒農房興業的“市民下鄉”行動，並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鼓勵市民下鄉租賃空閒農房興業，促進新農村建設。據報道，該政策實施9個月，武漢市就有10078戶閒置農房簽約出租，年租金達1.49億元，戶均年租金約1.48萬元。按照武漢官方的介紹，該市通過農村空閒房屋出租搞起的市民下鄉、能人回鄉、企業興鄉“三鄉工程”，已吸納資金160億元投入農村，幫助農民增收22億元。

事實證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可加速成功的“優選路徑”。

那麼，吸引城市的中產階級到鄉村生活發展和創業，在中國最空心化和凋敝落後的鄉村“播種開花”，成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不可或缺的“加速器”，究竟有幾大類“最優路徑”可走呢？筆者認爲，在目前的大環境下，至少有三大方面的“最優路徑”。

首先，以市場規律大力推動以中產階級爲主城市退休養老人羣“新上山下鄉”，開闢鄉村田園養老的陽關大道。他們是可自由流動到鄉村生活創業的城市中產階級的主體人羣，也是帶動其他人羣到鄉村發展的核心力量。

在當今中國消費產業的發展中，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歷史性轉變，這就是未來十年內，養老產業將取代房地產，成爲中國第一消費產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大力發展鄉村田園養老，正好可把未來中國最有發展潛力的第一大消費產業，融入到在城市化大潮中被空心化邊緣化、最需要新的經濟動能注入的的鄉村之中，這是時代賜予的不可多得的最大機遇和“天作之合”，也是中國鄉村振興最有前途的希望所在。

在全國城鎮2.3億退休養老人羣中，保守估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願意到鄉村實現田園養老，也就是將會有7710多萬以中產階級爲主的中老年人，願意從城市搬到鄉村過田園般的互助抱團養老生活。另外，這還將帶來爲七八千萬老人服務的養老產業鏈（如建築、農舍裝修、物業、家政、餐飲、休閒農業等）上的兩千多萬農村勞動力人口的迴歸，實現上億人從城市到農村的“逆城市化流動”。這不僅一舉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空心化和邊緣化的問題，而且帶來的還是高質量的人口羣。

開放城市養老人羣按照市場和自願的原則到鄉村田園養老，實際上就等於在中國最薄弱和“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一下子“種植”了7700多萬最迫切需要的“中產階級”種子，使鄉村振興戰略，可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模式“開花結果”。

如果我們以具體的組織單元形式來看分析，也許可以更深刻的看到這7700多萬城市退休養老者到鄉村田園養老，對中國整體的鄉村結構可以帶來多麼巨大的影響。

假如我們以康養型田園綜合體或鄉村養老特色小鎮的形式，來作爲承載這7700萬鄉村田園養老人羣的平臺，以每個單元平均承接1000名（500對中老年夫婦）抱團養老者計算，全國就可建立77000個康養型田園綜合體（或鄉村養老小鎮）。再以每個養老者在養老住房上等方面人均需要投入15萬元計算（注：在發達地區這個投入會更高），7710萬人就可爲鄉村振興及田園綜合體帶來11.565萬億元的資金投入。

而在全國大約2000個農村縣級單位中，約有一半的縣區（及屬下的鄉鎮）有條件打造這樣的鄉村養老單元。平均到每個縣級單位，就可以打造近80個康養型的田園綜合體（或養老小鎮），每個縣至少吸納城市養老資本投入120億；平攤到每個鄉鎮級單位，可擁有5個這樣的的養老單元。試想一下，如果全國一半多的鄉鎮，不僅一下子湧進了數千名的城市中產階級，而且還一次性就吸納了7.5億元的養老產業資本的投入，將會對這個鄉鎮帶來怎樣的翻天覆地影響。

我們以南京做一個養老產業上的城鄉融合分析，來看看城鄉融合下的鄉村田園養老產業，對城市周邊鄉村振興的輻射影響。

到2016年底，南京市城鎮常住人口爲678.14萬人（全市常住人口827萬人）。推算占城市常住人口十分之一規模的退休養老者自願到鄉村抱團養老，就意味着南京市一地就有68萬人的鄉村養老的市場潛力。還是以每個養老型田園綜合體（或養老小鎮）平均可接納1000人計算，南京市及周邊的需要建設680個這樣的養老單元，才能滿足鄉村養老市場的需求，並從南京一地就可吸引1020億養老產業城市資本的投入。

而南京市擁有農村土地的鄉鎮大約也就五六十個，以每個平均容納5個養老型田園綜合體或養老小鎮（共計5000人）計算，也只能消化需求總量的一半。另一半的鄉村養老市場，就可以輻射到南京周邊150公里半徑範圍內的鎮江、常州、揚州、淮安和安徽馬鞍山等地田園綜合體的發展。

其實，在江蘇的城市羣中，除了南京都市圈以外，蘇錫常和通泰揚（南通泰州和揚州）等發達地區的城市羣，都是發展養老型田園綜合體（或養老特色小鎮）的極佳區域，而且這兩個區域的總盤子都比南京要大，有的甚至是數倍以上。尤其是南通和蘇州，更是有着2400萬人口的中國最大最佳養老市場——上海市傳統的養老後花園。

綜上所述，如果放開門檻，大力推廣實施鄉村田園養老，那麼，它必將成爲實現鄉村振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也是最快的“播種機”。

其次，充分利用信息時代遠程辦公和城市養老者資本擴散鄉村的優勢，讓鄉村成爲吸引更多的城市創業者的優選之地。

武漢市在總結市民下鄉養老時，有一組數據值得高度重視，這就是在該市在農村空閒農房簽訂出租協議達到10078戶、年租金達1.49億元時，由此所帶來的市民下鄉、能人回鄉、企業興鄉“三鄉工程”所吸納資金的資金卻高達160億元投入農村，實際農民增收22億元。這相當於到鄉村養老者戶均給農村帶來22萬元的新增收入和160萬元新增投入的“邊際效應”。

據介紹，武漢市長期空閒農房約11.6萬套，目前已利用的連總量的十分之一還不到，還有很大的較大市場利用開發空間。如果武漢農村的這些空閒資源都被充分開發出來，它所可能帶來的整體邊際效應就可能是增加收入200億和新增投資1500億以上。而在1089萬的武漢是人口中，鄉村人口只有20%左右，連200萬人都不到。僅此一項就可帶來的人均萬元的新增收入，這樣的成績是在以往任何三農工作中都不可想象的。

如果全國各地都能像武漢市那些，打通城市人自由流動到鄉村的門檻，以盤活利用空閒農房及宅基地爲切入口推廣市民下鄉和能人回鄉的“三鄉工程”，那就將給中國農村的5億多村民會，帶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鉅變。

除了城市養老人羣創業投資帶來的資本和中等收入人羣的鄉村集聚外，網絡信息時代的遠程辦公，也使過去難以想象的在鄉村發展IT等高科技產業成爲可能。這必將吸引城市中年輕的中產階級更多的到鄉村，成爲鄉村振興最具創新和活力的有生力量。

日本的一個典型案例，可很好的詮釋這點。在日本西南部德島縣有個人口只有5000多、65歲以上的老人佔到總人口一半以上的山間小鎮——神山町。它和日本大部分的偏遠地區一樣，面臨着嚴重的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但是作爲山間小鎮神山町，卻通過吸引IT企業入駐當地，一舉成爲鄉村版綠色硅谷，使小鎮經濟重新恢復活力。目前，這裏已吸引了16家來自東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IT企業入駐。在這裏，抬頭就能看到大自然的美景，也沒有東京那樣擁擠的生活和上下班長時間擠車的煩惱。由於IT技術類的工作不需要太多人際交流，只要有電腦和網絡，即使深處鄉間也能同樣開展工作，這使IT企業的宅男宅女對在這山間小鎮工作相當滿意。

而對入住的神山町的IT企業來說，不僅這裏的房租只有東京的十分之一，而且當地政府還爲入住的企業提供房屋改建費用補助和減稅等優惠政策，大大降低公司的運營成本。山間小鎮的神山町，就這樣通過引進IT企業的入住，既解決了當地大量空置房的問題，更帶動了當地年輕人的就業，整個小鎮重新煥發了朝氣和活力。

以上的案例啓示人們：那怕就在偏遠的山間小鎮，“高大上”的IT企業一樣可以入住運營。不僅可大大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使員工在更愜意的環境中工作生活，更能爲當地鄉村帶來新的活力和生機。不僅原有的閒置房產再次發揮的作用，而且爲之配套的產業鏈也爲更多的當地人提供了就業機會。作爲互聯網產業在全球數一數二、鄉村空心化又極爲嚴重的中國，日本神山町的經驗，更能爲我們的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一條難能可貴的經驗。

其實，在國內浙江江蘇等地，一些搞IT和做創意產業的青年人到鄉村創業已不是什麼新聞。實施鄉村振興的人才戰略，可以吸引大量的、特別是由鄉村出去的大學畢業生、退伍軍人和新型農民工回鄉村發展和創業。他們可藉助信息社會網絡所帶來的遠程辦公和電商等迅猛的發展，利用鄉村生活和創業成本低、房價低和壓力小、不擁擠的鄉村優勢，大大提高創業生存幾率和市場競爭力。初步推算，如果這方面形成全國性的規模態勢，總共可吸引四五千萬的青年人和勞動者回歸鄉村。

第三、鄉村旅遊和鄉村養老、鄉村創業所帶來的關聯效應，將爲鄉村振興帶來大量的候鳥型的休閒度假人羣。

根據國家旅遊局發佈的消息，2017年全國鄉村旅遊達25億人次，旅遊消費規模超過1.4萬億元，無疑這爲鄉村振興增加了新的富民新渠道。

而全國七八千萬的城市中產階級爲主體的養老人羣和四五千萬年輕創業人羣逆向流動到鄉村，以及隨之而來的爲相關產業鏈至少帶來的三四千萬人口迴流到農村，使1.5億多人”“5+2”都居住在鄉村，而不是“節假日和週末的過客”。他們的到來，也會給鄉村帶來難以想象的候鳥型人羣。

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鄉村田園養老人羣還是迴歸鄉村的新型年輕創業者，他們在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的田園居住，都可以對其他城市人羣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必將會吸引各方的親朋好友更多的前來遊玩探訪甚至是短時間居住，大大增加親朋好友在鄉村休閒度假的時長。比如說，老人兒女和孫輩的探訪，使體驗農業和親子游又有了常態化規模化的消費人羣。還有年輕創業者配偶和兒女的假期到鄉村居住等，諸如此類關聯效應所帶來的鄉村候鳥人羣的必將大大增加。

一年25億人次的鄉村旅遊人數，加上上述關聯效應所帶來的較長時間的休閒度假人羣，推算下來相當於每年又使鄉村增加了3000萬左右的城市中等收入人羣“長期居住”在鄉村。

鄉村養老、鄉村創業和候鳥型休閒度假這三股城市中產階級人羣的到來，使中國的鄉村將增加1.8億人的中產階級羣體，相當於現有鄉村人口總數的30%。正是他們，纔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最不可或缺的“加速器”，也是中國農村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的支撐。

實際上，把城市裏上億的中產階級“搬”到鄉村去，絕對不需要什麼行政命令和動員。這樣的“新上山下鄉”，本身是市場要素之間的趨利吸引所致，是一種自願嚮往、於己有利、城鄉資源優化融合的市場逐利行爲。這和五十年前的“上山下鄉”運動有着本質的不同。從世界潮流上來說，無論是城市退休養老人羣到鄉村養老還是年輕人到鄉村創業，在歐美和日韓等一些發達國家已成爲一種慣例。

這裏還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的鄉村有足夠的空間容納這三大城市中產階級人羣在鄉村的發展。根據統計推算，目前中國農村大量閒置的空心化鄉村農舍，可通過整治盤活的空心村宅基地等閒置農村住房等建設用地就高達1.4億畝，這無疑爲這1.8億的龐大的人羣，提供了最適宜、成本最低和最可按需建設的生活和創業的集聚地。

1.8億的城市中產階級，必將成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大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