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嶺南的廣州，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航海條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成爲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是唐代地理學家賈耽所言的“通海夷道”起點。至於隋唐，由於對外交往的擴大和航海技術的進步，東南海路在帝國對外經貿體系中的地位更趨重要，廣州更是海上貿易的關鍵樞紐。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在廣州附近的出海碼頭建“南海神廟”；唐天寶十年(751年)冊封南海神爲“廣利王”，說明了南海貿易在隋唐朝廷視野中的地位。

中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的記載，“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從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廣州是南海重要的外貿港口。除了一般意義的外貿，廣州還是唐朝宮廷獲取很多御用物資的渠道，紫檀、桐木、檀香、象牙、翡翠毛、青蟲珍珠、紫礦、水銀等新奇玩意，大都通過廣州輸往長安宮廷。

在盛唐時代，帝國的開放往往是一種單向度的，雖然“梯航萬國來”，但唐人卻鮮有赴海外者。長安對於海外貿易的需求其實更多出自於宮廷享受主義的需求和對海外異域的浪漫想象。

唐朝海上絲綢之路

由於廣州地處南海，地理位置優越，開元天寶後嶺南對外貿易日趨興盛，吸引大批海外商人前來貿易。據《舊唐書》記載，“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唐大和尚東征傳》亦記載，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船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唐朝持續繁榮的海外貿易，不僅爲唐朝帶來了豐富的物質財富，更使嶺南廣州發揮着全國海外貿易的樞紐功能，“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脣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

唐前期，唐帝國在對外的交往中不在乎經濟利益，長安需要的異域珍寶，還有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榮耀。故而，每有蕃商遠洋來至，一切錢糧食宿皆由唐政府供給。朝貢貿易對於唐廷而言是財政上的虧損，當然朝廷不算經濟賬。

廣東蕃舶

隨着中後期唐王朝政治、經濟的變化，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在藩鎮割據、常規農業類型的財賦收入已經難以維持朝廷運轉的情況下，對外通商的市舶收入在整個帝國財政體系中就顯得非常重要，所謂的市舶收入主要指的是進口商品的關稅。

唐朝以前海路貿易雖然已經興起，但諸中央王朝卻無一設置管理海上貿易的機構和官員，大都由沿海諸州郡地方長官兼任。隨着貿易中心轉移和對外交流的擴大，唐王朝開始派遣市舶使管理海上貿易。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爲市，稍收利入官”。

開元中，“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有市舶之利”，促使了唐廷市舶使的設立。據《舊唐書》等史籍相關事件記載，最遲在開元二年（716年），唐朝政府已派遣選任市舶使管理海上貿易事務。由於海外貿易及國家財政需求的發展，最初的市舶使應是設於安南（交州），廣州則在其後。

所謂的“市舶使”僅僅屬於朝廷作爲臨時差遣的使職系統，而非正式職官，也沒有與之配套的正式治理機構，這一點與宋代成爲重要職能機構的“市舶司”有很大不同。

海上蕃舶

無論是從獲取異域珍寶的宮廷旨趣角度，還是後期對海外貿易稅收的倚重，唐廷對廣州市舶使的選任都極爲重視，“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最初，廣州市舶使是由嶺南節度使兼任。在唐代嶺南地區“五管”體制下，廣州市舶貿易的管理權屬嶺南節度使府，即廣州都督府所有。廣州市舶使屬於朝廷派遣性質的使職，雖然有節度使兼任，但在節度使軍政庶務繁忙的現實情況下，其具體事務則由廣州都督府屬僚具體負責，並無專門管理市舶貿易的政府機構和官僚。

後來雖然單獨設立使職，但也只是一個監督地方官向宮廷進奉的督察官而已，“雖有命使之名，而無責成之實”。直到王虔休出任廣州市舶使之後，纔對這一職務進行大力改革，使其漸漸成爲實職。王氏的此次改革使市舶使有了文簿檔案和固定的辦公地點，獨立行使職權，真正對海外貿易進行管理，而不是此前的“拱手監臨大略”而己。

最初，廣州市舶使由嶺南節度使兼任，而後獨立爲專門的使職，大多是由朝官擔任。但是，後來這一職務則成爲宦官專任了。對於皇家而言，廣州市舶不僅可以獲取鉅額商業稅收利益，而且也能爲宮廷蒐羅“南海寶貨”。

唐朝的對外貿易

唐廷任用宦官出任市舶使的做法，其實是有歷史淵源的。自西漢以來，中原朝廷就有差遣宦官市物南海的傳統。《漢書·地理志》中“粵地”條之下有一段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 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

從《漢書》中的這段記載，我們或可窺見漢武帝時代以後南海貿易的盛況，文中的“有譯長，屬黃門”，即指的是朝廷任用黃門（宦官）處理南海貿易事務。從漢代開始的這種貿易管理傳統看，唐代之設市舶使，其最初動機還是爲皇帝進獻“御府珍寶”。之後由宦官掌管海外貿易，“大概更能保證利益落到天子的南庫”，日後明朝以宦官主持航海事業，或許也是這種傳統的延續。

電視劇裏的唐朝宦官

根據現有史料顯示，最遲在開元十年（722年），唐廷就任命了一名韋姓宦官出任廣州市舶使，他也是中國市舶史上第一位市舶太監。從此以後，唐朝設於廣州的市舶使，“以收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爲之”，宦官成了市舶使最主要的出任者。

對於絕對皇權的唐廷而言，海外貿易是否有利於民生，沿海民衆是否可以從遠洋貿易中獲取利益都不重要，海外蕃舶所帶來的的商稅利益，以及充滿異域風情的海外珍寶，纔是長安宮廷聖人們最在意的。所以，廣州市舶使先由嶺南帥臣出任，後又由代表宮廷利益的宦官長期佔據，其背後不過是長安的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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