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爲第二次向皇帝提出遷都的建議，是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

戊戌年。

自《馬關條約》簽訂、“公車上書”以來，已經過去了三年時間。在這三年時間裏，英法德日俄各國對我國領土鯨吞蠶食，大清已經來到被瓜分豆剖的邊緣。

直到生死關頭，清政府這纔想起來，再不變法，就要亡國了。

這場由光緒皇帝發起並主導的戊戌變法，康有爲是一位踊躍的參與者。維新百日，康有爲本人及代人起草的奏摺，就不下數十件，涉及到了新政改革的方方面面。在這其中，就有一項建立新國都的提議。

在康有爲看來，現有的所有東西都太舊了。舊政、舊法、舊俗、舊學、舊人、舊物、舊都，凡舊之事物，皆一應摒除。而北京這座千年古城，舊得已經承載不起大清中興的希望，自然也在他廢棄的名單之上了。

既然北京地氣精華都已漏光，因此，康有爲在七月所上的《請設新京折》裏，開宗明義，指出他理想中合格的首都應該具備的特點。

康有爲認爲，大清設立新都，需滿足這樣兩個條件，一是“宅中圖大”，二是“爲（維）民所止”。

什麼是宅中圖大呢？宅中圖大，是指居於一國之中央，以謀劃四方。我們之前說過，洛陽是中宅天下，長安虎眂天下，北京則身坻天下之瓶口。北京地處北方，在此建都的目的，是據天險以控遼漠，顯然不具備宅中圖大的優點。

而維民所止，則意指能夠吸引民衆定居，蓄養人口的地方。康有爲覺得，那時北京的交通條件不太好，氣候又差，尤其是（對他這個廣東人來說）太冷了，吸引不了人才前往，只是“據亂世憑險之都，非昇平世阜民之地。”

既然康有爲說北京不行，那總得跟大家說清楚到底哪裏行。上一次，康有爲說秦中是個好地方；而這一次，他卻建議光緒遷都去上海。

當然，康有爲覺得上海還太小，因而在奏書裏請光緒在中國的東海邊畫一個圈。圈定上海到蘇州之間，方圓兩百里的一塊地盤，來營造大清的新都。

光緒看到奏摺，或許會問，等等，你之前說了一大通遷都到西安的好處，怎麼這次又要遷到上海？況且上海在東部沿海，都不算“宅中”，又如何“圖大”？

康有爲解釋說，“長安自古爲帝王居。而今者山皆剝皮，地不華膴；涇渭淺而流小，河運險而難通；距海遼遠，交輸不便；乃陸爭時之都會，而非海通世所宜也。”

原來，與公車上書那時相比，康有爲現在考慮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了。他說，陸地時代已經過去，如今是海洋時代，大國要爭海利，首都就得設在沿海。之前上書建議遷都西安，只是權宜之計，因爲“不能自強者，恐爲列強所挾制，宜深入內地。”而如今光緒已經下詔變法，那麼“能變法自強者，與外國相流通，宜近海濱。”

上海能內收長江萬里精華，外爭太平洋海權利。而且，要是把整個太平洋視作中國版圖，上海不正是“中宅天下”？

康有爲遷都上海之議，乍看之下好像有點道理，但仔細一想，卻是比之前遷都西安的理論還要不靠譜。

別的先不論，單說近代以來，大清每提遷都，主要矛盾都是北京距離海口過近，只有天津緩衝，容易被洋人所挾制。一旦與列強起軍事衝突，後果便是割地賠款。

而上海連一點緩衝都沒有，直接就是個瀕臨海洋的大都會，比之北京，更加無險可守。

康有爲說，“能變法自強者，與外國相流通，宜近海濱。”但光緒僅僅是下了個詔書，宣佈開始變法而已，到底中國能否自強，尚是不定之數。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以光緒手中的權力，和他手下的班底，變法根本不可能成功。

所以，大清是宣佈了變法，但來自西方列強的威脅解除了嗎？答案是沒有。

更不靠譜的是，康有爲這次提出的遷都方法，也是幾乎沒什麼可操作性。

意思是，皇上，你先偷偷派個人去上海建設新都，規模越大越好，但別讓太后知道。等新都建好了，你就以南巡爲名，輕裝簡從過來上海，然後發一紙詔書昭告天下，宣佈上海爲新的國都，同時保留北京爲陪都，那麼遷都之事可成。

出門旅個遊，國都就遷了。讓人想起康有爲之前對榮祿說的，“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除此之外，康有爲還建議大清一共要建立十個都城。除了上海建設的新都，大清原有的都城興京、盛京、北京之外，再以武昌爲中京、成都爲西京、廣州爲南京、蘭州（或西安）爲西北京、拉薩爲藏京、伊犁（或迪化，即烏魯木齊）爲西城京。雖然也不知道搞這麼多都城有什麼用，但聽起來確實比較酷炫。

光緒讀到這裏，不知道會不會很無語。

康有爲這封奏摺，是七月二十日後所上，此時距離慈禧發動戊戌政變還有十多天事件。考慮到當時一觸即發的緊迫形勢，康有爲這時建議遷都，恐是另有所圖。

在公車上書時，康有爲是一介書生，不知光緒無權。而戊戌年後，隨着康有爲對朝政瞭解的深入，他已知道“上果無權”，光緒只是慈禧手中的傀儡。

在北京，大清舊官僚勢力盤根錯節，全都是變法的掣肘。因此康有爲建議遷都上海，恐怕不是沒有考慮到洋人的威脅，反而正是想利用洋人在上海的勢力，先將光緒從慈禧手中解放出來。至於列強要爲此開出什麼價錢，那些日後再說。

不過，面對強大的守舊勢力，加上光緒的一些變法措施已經觸怒了慈禧，留給維新派的時間已經不多。康有爲提議遷都上海，其實也是急不擇途，纔出此下策，沒有辦法的辦法而已。

此外，康有爲這份“戊戌年所上”的《請設新京折》，見於康有爲在宣統三年（1911年）發表的《戊戌奏稿》中。近年來學者黃彰健等發現，康有爲這本《戊戌奏稿》有造假嫌疑，裏面許多奏摺均爲他在日後重撰。

《請設新京折》，便是康有爲逃亡海外後重撰的奏摺之一。因在故宮檔案中不見原折，而剛好這份奏摺中的文字，與1907年康有爲向清政府上《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第三次提議遷都時的說法非常相似。至於康有爲是造假，還是將遷都上海的想法堅持了十年，不好斷言，只能交由讀者智者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