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论文主要从“阴德论”：《史记》历史观之主流，与“阴德论”相悖的非主流历史观这两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史记》；“阴德论”；历史观 第一节 “阴德论”：《史记》历史观之主流 多数情况下，《史记》未出现“阴德”二字，但表现了“阴德”之观念却很常见。尽管《史记》中还有“时势论”，但“阴德”观念遍穿整部《史记》，下文通过具体分体来看看，司马迁的“阴德”观念是如何解释朝代兴替和个人际遇的。 一、“阴德”观念与朝代兴替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述写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他想通过贯通往古至今，稽查兴亡成败之理，探究天与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总结出历史的发展规律，解释出历史发展变迁以及活动在历史中的人的兴衰荣辱的动因。 “阴德”观念是司马迁解释朝代兴替和人的荣辱穷通的重要理论，表现了司马迁的主流历史观。当然，《史记》不仅仅用这个解释朝代兴替，“阴德”观念也并非原创，而是继承了《左传》 《国语》等先秦史书解释历史变迁的“天德统一”的方法，但是司马迁继承了前代史官文化的“天德统一”思想，并且将其作为解释历史发展变迁的主要观念贯穿整部《史记》。尤其是在《五帝本纪》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脉络的痕迹。如《五帝本纪》说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1”代神农氏为天子之后，“获宝鼎”，“有土德之瑞”2。《商本纪》一开始就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3”《周本纪》开篇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4”周族王业奠定者姬昌出生时“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5”陈述了这些神异之表象之后，司马迁就在各自的本纪中都会记载与之相关的君主的美好的政治措施、或所具有的高尚的道德、或他们为部族的发展所建立的赫赫功绩等等，进而表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天命（神意）和道德的一致，才是行为主体及其后代兴旺发达的原因。另外，《史记》几乎全面地接受了《左传》对三家分晋、陈氏代齐等神学预言和道德预言，只是对《左传》资料进行了略微的提炼和整理而已。毫无疑问，这种材料的采纳，说明司马迁对《左传》在这两件历史大事上是持与《左传》一致的 “天德统一”观念的。 《史记》在对较为琐碎的历史资料进行“重组”甚至多数为“自创”的人物传记中，也表现了这种“阴德”观念。比如在讲述秦如何起源发迹时便用此“阴德”观念来解释，见于《秦本纪》：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这段文字取自《秦本纪》开篇，追溯了秦的祖先，即秦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颛顼帝，给秦交代了一个正统起源，接着从颛顼的后代孙女女修开始，说她吞下一颗燕子蛋，因此怀孕生了大业，大业娶了大典部落的女儿生了大费。叙述到大费这里，便展现了司马迁用“阴德”观念来解释秦的发迹，说大费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舜便赐给他一面黑色的旌旗，并说能保佑大费的后代昌盛。一方面说大费治水有功，对天下有功劳，从道德层面来寻找秦以后兴盛的原因，也就是为秦国后代的发达崛起找到了依据；同时司马迁还用舜的话“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来”为秦后代的兴盛做注解，虽然看起来是人事的因素，但其实本质上说的是一种上天的神在保佑，来使秦的后代显达，显示了司马迁对预言的认可，也就是用一种近乎神秘的天命的方式来解释秦以后的兴盛。接着《秦本纪》开篇第二段，又讲了大费的两支后代，一支费昌，处在夏桀时期，当值夏桀暴政，弃夏投靠商汤，并在鸣柳打败了夏桀；另一支，孟戏、中衍，因为身为鸟形，太戊帝用占卜占到用他们驾车很吉利，便启用他们为之驾着，后代也一直有功，并长时间辅佐殷国，司马迁又说“故嬴姓显，遂为诸侯”。显然他在这段叙述中提及的占卦是秦的后代昌盛的一个重大因素，假如卦象是凶，岂不是没有了他们为太戊帝驾车的机会，也就没有后代建功的机会，更别说“故嬴姓显，遂为诸侯”，所以说司马迁解释秦的兴盛时，不仅强调他们的祖先中的人有德行，也重视从神秘的天命的不可控的因素找原因，即道德的行为主体所积的到底“德”什么时候报，或报给谁，有一个所谓“天”或“神”来决定，也就是从天命的角度找原因来阐释朝代的兴盛。 司马迁在《秦本纪》中从道德层面和天命层面来共同解释秦后代的兴盛，展示了“天德统一”为核心的“阴德”观念。《史记》中大量的解释历史朝代兴盛都是用的这个观念，说明《秦本纪》中体现的“阴德”观念不是个例，也不是局部，而是贯穿了整个《史记》，是《史记》解释历史变迁、朝代兴替的重要理论观点，为了更好的说明，笔者再举一例，作为佐证，见于《燕召公世家》： 召公奭与周王同姓，姓姬。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戌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说。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彊国之闲，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燕召公世家》在解释燕国之所以运祚久远的时候，运用了“阴德”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史记》将其与燕国的始祖召公的道德联系起来。首先，召公为姬姓，在周成王时，为三公之一，他不仅恪守自己的职责，还为周公是不是会僭越的事情操心，体现了对周天子的一片忠诚之心和对王朝命运的关切。其次，召公在治理管辖的区域时，在乡邑巡查，在棠树下办理案件，使得从侯伯到普通的庶人都得到适当的安置，没有失业的，百姓安居乐业，人民感激他，做甘棠之诗来歌咏他，即召公是“德政”之典范。第三，从最后“太史公曰”里，可以清晰看到司马迁的“阴德”观念，说召公的美德不仅让当时人们称赞，而且流传广远，更能庇佑子孙，使燕国虽然迫近蛮貉等域外部族，疆土又和齐、晋等国交错着，艰难地生存在强国之间，最为弱小，有很多次几乎被灭掉，但是国家延续了八、九百年之久，在姬姓的封国中只有它最后灭亡，而燕国的这一切，都是“召公之烈”，是召公美好风范之余续的彰显，即得了召公生前所积阴德的庇护。总之，司马迁不仅从“阴德”观念道德层面来解释燕国可以长久存在的原因，更是从不可控的神秘的天命的层次，即燕召公一时的德行，换来后代八九年百年的基业这个神秘的说法，来解释这个国家长存的原因，体现了司马迁在解释历史上朝代兴替的原因时，“阴德”观念是他常用的理论。 从《秦本纪》和《燕召公世家》两篇，可以看到，面对历史的变迁、朝代的兴替，司马迁继承了《左传》 《国语》中“天德统一”思想，并且有进一步的发扬，形成他的完备的“阴德”观念，并用这种观念作为“究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 二、“阴德”观念与个体际遇 在《史记》中，司马迁特别同情李广，为他终生不能封侯扼腕叹息，以往学者都对此持有批评的态度，认为李广的不得封是李广个人的原因，比如说他恃勇逞能、心胸狭窄、怨天尤人等些性格上的缺陷。总的来说，很多学者，主要从品德的方面来分析李广难封的原因，实际上，作为写史的司马迁，在十分同情李广的身世和肯定李广的战功的前提下，不仅把反映李广个性上的问题客观的展现，而且从天命的角度从李广难封做了解释，即“天德统一”的“阴德”观念来解释李广的命运，见于《李将军列传》：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 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 广尝与望气王朔 燕语，曰：“自汉击匈奴 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 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尽管司马迁很同情李广的命运，也很赞赏他的战功，也写了他爱护士卒，但作为史学家他还是客观真实记录了李广的所作所为，显而易见，李广对待霸陵尉，李广诱杀降敌，这种种行为显示，李广干了司马迁所说的损“阴德”的事情，接受天命的惩罚也是自然的事情。司马迁通过望气者王朔 与李广的对话形式，揭示了李广之所以战功赫赫却终未封侯的原因，对这种原因未加任何评价。显然，司马迁对李广个人际遇的解释，从道德和天命两个层次出发，旨在说明李广的命运是由它们两者共同决定的，即司马迁用“阴德”观解释了李广的个人际遇。 再看秦国战将白起，一生为秦国拿下七十多座城池，战功赫赫，被封武安君，因为被应侯嫉妒和谗悔，从此无论如何不肯出来为秦国效力，导致最后越来越被疏远，最后自杀。很多学者多从被嫉妒和自身性格的缺陷来解释白起有这种命运原因，笔者认为，司马迁字里行间，不仅仅从客观环境和白起的性格出发，而是把天命加入了解释白起命运过程中，见于《白起王翦列传》： ……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 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 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 秦王使王龁 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 。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馀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 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司马迁在《史记》中肯定了他的智谋和战功，但也通过叙述清晰地写出了他屡次不听秦王差遣，致使秦国损失惨重，从他的官职和秦国利益出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换言之，没有德兴，再加上他坑杀赵国降卒十万人，更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和习俗，也算是损“阴德”，但司马迁并不认为单单是以上原因使白起落得自杀的下场，从白起说的“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有个天命在主宰者人世间，并对白起做过的过分杀人的事情进行惩罚。总之，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对白起命运的解释过程中，有对白起道德上不好的地方进行客观叙述，也同时认为有个神秘的天神在主导对白起的赏罚和对他命运的安排，也就是体现司马迁“天德统一”的“阴德”观念。 第二节 与“阴德论”相悖的非主流历史观 “阴德”观念是司马迁解释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但不是唯一理论。体现了司马迁历史观的矛盾。大体上有如下三种。 一、“时势论” 表现这一思想的如《六国年表》序 ： 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僣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歧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这段文字说，秦作为一个杂戎翟之俗的僻远的西方小国，不尊德礼，“先暴戾，后仁义”，后来迅速发展成一个可“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的强国。其中原因何在？司马迁认为，“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主要原因不在于道德，也不在于秦的兵多将强（“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也未必与地理位置险固有太多关系（“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而主要在于历届君主的奋发有为；在于当时中原大国晋、齐内部持续不断的权力纷争——“窝里斗”造成的有利形势；在于“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后的六国间不可调和的复杂矛盾，即“时势”。 二、怀疑“天德统一” 《史记》中有对神学天命观的怀疑，最被人所知并经常引用的就是《伯夷列传》中的太史公曰：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认为，伯夷是道德高尚积仁洁行的典型，按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他理应得到好报，但却饿死了！这使司马迁大惑不解，积了如此之大阴德的人不得其死，盗跖这样的无恶不作的大强盗却寿终正寝，这神灵这天命还讲究道德吗？就眼前看，世上“操行不轨，专犯忌讳”的人终身逸乐，子孙富厚；严守道德，公正无私的人却遭灾难的人不可胜数，于是司马迁发出了“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质疑——说老天对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否真有这么回事呢？ 三、脱离道德的神学目的论 为了解释历史现象，特别是用“阴德”观念、“时势论”等都不能解释清楚的时候，司马迁在《史记》中还用了脱离道德的神学目的论来论证某些历史事件的合理性。这种神学目的论，是指把历史进程中某些事件的发生归结为隐藏在冥冥中的上帝、天命或神意预先安排的结果，而与人的道德无关。 《史记》中体现神学目的论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有梦、占卜、相术、神异事件等。下文略举几例来说明。 梦《史记》中一共出现过21个梦，期中有6个梦是女性的梦，这6个梦都是关于生育的，写这些梦的目的其实都很相似，都是用这种神秘的事件来有意为出生的人找到后来富贵的理由，明显是一种脱离道德的神学目的论。比如《高祖本纪》： 高祖，沛丰邑 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 ，母曰刘媪。其先刘媪 尝息大泽 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 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 、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通过《高祖本纪》，大体可以了解到，刘邦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富裕，他非但不帮助家里做事养家，还整天喝酒、赌钱、好色、欺满诈骗。司马迁写史有自己的原则，最重要的一条是“实录”精神，面对汉高祖年轻时的表现，司马迁无法从“德”的层面为后来刘邦大富大贵做合理解释，所以脱离道德的神学目的论就出现了，也就是司马迁只能通过神秘的梦来解释刘邦非同一般的发迹，于是刘邦后来成为汉高祖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当然，这些神秘的预言多不是甚至根本就不是司马迁的创造，而多是刘邦为自神其事而有意编造并将之流传于社会的。但是司马迁郑重其事地将这些事情写进史书，并让其与人物未来照应，这就表明了司马迁对这些传言是认可的。虽然看似荒诞，但可以看出脱离道德的神学目的论也是司马迁解释历史现象的一种工具。 再比如《卫康叔世家》： 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贱妾 ，幸之，有身，梦有人谓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卫，名而子曰‘元’。”妾怪之，问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卫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无子，于是乃立元为嗣，是为灵公。 《卫康叔世家》写道，卫襄公的一位身份很低的妾，在做梦的时候梦见卫襄公给孩子取名为“元”，告知襄公后，襄公说这是上天的安排，使得这位贱妾的孩子在激烈的后宫争斗中脱颖而出。众所周知，古代继承王位讲究出身，即使没有正嗣，庶出的孩子要想脱颖而出，也是必定要想办法，所以这个“梦”里既有襄公贱妾的有意为之，更多的是为灵公之所以能继位做了解释，因为作为史书的作者，司马迁完全可以不去记载襄公贱妾的梦，所以说，司马迁在选择是否写什么的时候，已经运用了脱离道德的神学目的论来解释历史事件。 《史记》中剩下的女性的四个梦中，也多数是这样的，为了抬高后代的出身，附上一些神秘的、天命决定的梦来达到目的，司马迁对梦的叙述无非是想通过神学目的论来解释那些无法用其它方法来解释的现象罢了。 相术作为神秘的对人预言形式，也是司马迁解释历史发展和人物际遇的重要方式，同样属于脱离道德的神学目的论范畴。在《史记》中，面相有不同的种类，有帝王之相，比如《项羽本纪》：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峰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选段中提到的重瞳子，相当于今之多瞳，古人却认为是一种返祖现象。在《史记》中是被看成一种奇异的吉相，象征着大富大贵，甚至是成为帝王的象征。司马迁发现并试图运用这一规律，说有重瞳子的人就天生具有凛赋，是帝王之相，并且联系到舜也是重童子，并且也生性残暴，借以猜测项羽会不会是舜的后代。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司马迁借助人的面相试图找出一个人命运变化的原因。 再如《高祖本纪》：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 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 、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高祖本纪》开篇第二段就先写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的超乎常人的奇异面向，司马迁接着又写刘邦的岳父吕公是因为看中刘邦的面相，把女儿下嫁给区区一个亭长。到这里，一方面写吕公的相术之高，所以吕公当着刘邦的面并不避讳地说：“臣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另一方面其实体现出了司马迁对面向决定人的命运的认可。《高祖本纪》中不但刘邦的面相带有帝王之相，刘邦的家人也同样是长着富贵相，总体来说，司马迁通过写刘邦及家人的面相，试图在用面向来解释他们富贵的原因，体现了司马迁解释历史的多重性，除风水、时势、阴德外，还有脱离道德的神学目的论。 另外如黥布，《史记黥布列传》开篇就说：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乃以兵属项梁，……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 后来黥布归汉，“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即黥布日后的经历与相面者所说完全吻合。另外，卫青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黥布和卫青后来的发迹与他们的道德没有任何关系。 总之，司马迁虽然用“阴德”观念来解释历史变迁和历史人物的命运，主流上是“阴德”观念，但在很多地方，司马迁同样也用神秘的天命来解释，似乎一切是天注定的，无关乎道德，所以说脱离道德的神学目的论也是司马迁解释历史的一项非主流但仍不失为重要的工具。 注释： 1、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 2、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页。 3、见《史记·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页。 4、见《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页。 5、见《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页。 作者简介：

王守福（1987.3.3—），男，汉族，山东省莒南县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