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6年，62岁的重耳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还当上了家长—晋国国君，史称晋文公。

　　十几年的飘荡生活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资本，晋文公变得更加成熟老到、圆滑深沉。这种资历本是国家之幸、民众之福，毕竟，晋国再也经不起折耗了，民众再也不想被折腾了。但晋文公却有自己的独特想法，他要证明自己还不老，要证实自己还很行，如此不但可以改善晋国多年来只知内斗的局面，而且能够改变自己19年落魄狼狈的形象，更能使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君。基于此，晋文公制订了短期奋斗目标和快速成长计划。

　　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前636年五月，周王室内乱，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联合狄人赶跑了襄王。晋文公听说后，抢先报到注册，承包了平叛工程，之后出动所有兵力，击溃狄人，捉住了王子带，并亲自迎回了周襄王。此举不但获得了周王室的表彰和赏赐，更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声望和德威。

　　好运仍在继续。公元前635年冬，眼看当年的创收任务完不成、政绩工程无着落，晋文公心急如焚，只得小题大作，拿弱小无依的原（周王室直属地，被赏赐给晋国，但原地人不同意）做文章。于是乎，晋文公率领晋军精锐，叫嚣三天必占原城，若不成功，晋军就自动撤去。但是三天之限已到，原城仍未被晋军攻占，晋文公尴尬异常、羞怒不堪。幸运的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线人密报：原人准备投降。晋文公心花怒放，但又心生一计：封锁消息，严令晋军撤退。在撤军回国的途中，晋文公收到了原人的正式投降书。这就是“伐原示信”的真相。通过一番作秀，晋文公既扩大了实际地盘，又赢得了诚信名声，可谓一箭双雕。

　　两年后，更大的机会来了。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联合郑、蔡、许等国围攻宋国。一心想要抛头露脸、证明自我的晋文公，想通过“解宋之围”的“道义行为”来证明自身的伟大。但楚国毕竟是强国，且多年来国内政局稳定，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刚刚在泓水之战中打败了宋国，势头正猛，还乘机掌握了对许多中原小国的“保护权”。而晋国多年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即便在晋文公即位后有所改善，实力也仍与楚国相差甚远。如此一来，要想从楚国得到好处，只能向其他国家借力，将局部问题国际化，并尽可能地在国际社会上孤立楚国。

　　于是，晋文公一方面让宋国赠送财物给齐、秦，请求两国居中调停；另一方面却暗地出兵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卫，不但俘虏了曹国国君，还把两国的部分土地无偿赠送给宋国。如此一来，楚国肯定不愿接受调停而继续进攻宋国，这样就得罪了秦、齐两国。晋文公则同时达到了三个目的：把秦、齐两国拉下了水（加上晋、秦有姻亲，齐同楚是世仇，晋文公很快就构建了所谓的“三国同盟”），又迫使楚国陷入了预设的圈套，还落了个“见义勇为”的美名。

　　不过，此时的楚国虽有向中原进一步发展的打算，却还没有同中原大国尤其是晋国交战的计划。因此，楚成王仅把楚、晋的纠纷看成是一个突发事件，竟然很放心地率领部分楚军南撤回国。但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他还是留下了部分军队交由子玉领导，并严厉告诫子玉不可轻举妄动。后来考虑到宋国已成为大国角逐的火药桶，为了避免发生进一步的纠纷，楚庄王又令子玉率军撤离宋国。

　　面对楚国的步步妥协，大导演晋文公得寸进尺，不但没有顺势给对方一个台阶，巩固一下轻易到手的胜利成果，反而刻意玷污楚国的形象，使楚国落得了一副蛮横无理、咄咄逼人的嘴脸。

　　对于晋文公的这种做法，楚成王虽然不太满意，但还是尽量克制住情绪，坚持以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谁知晋文公却扣留了楚国的谈判专使。这种粗暴无礼的挑衅行为，大大激怒了楚国，楚庄王于是向子玉下达了“便宜行事令”，开始进行战斗部署。与此同时，晋文公也在做紧张而周密的战争动员，他拿国运相赌，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胜则事半功倍，败则前功尽弃。

　　公元前632年四月，晋军东进，楚军北上，双方相遇于卫国的城濮，随即摆开阵势。战争一触即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晋文公却摆下了一个迷魂阵，下令晋军连退三次。此举可谓计中带计、套中有套，可以同时收到五个效果：第一，报答楚成王当年的救命之恩，不但为退避三舍争取到了完美的理由，而且为晋文公捞得了知恩图报的美名；第二，制造了君退臣犯的典型事例，使楚军陷入道义上的困境；第三，通过连续三次的折腾，让楚军在恼火和无奈中消耗本就不多的斗志；第四，使楚军迷惑不堪，进退维谷，担心陷入晋军包围圈；第五，晋军不断后撤，可以尽量接近友军（秦军、齐军）的阵地。五种客观效果，看似毫无关系，实则环环相扣。可以说，晋文公完全左右着这场战争。

　　结果可想而知，楚国败了。出乎意料的是，子玉统率的楚军精锐没有投入战斗，而是及时、有秩序地撤退了。因为直到这时，子玉才真正领悟到晋文公的阴险狡诈，为了避免楚军遭受更大的伤亡，也为了减轻乃至免遭楚成王对自己的惩罚，机灵的子玉知难而退了。这也许正是晋文公完美收场的重要原因。但老练的晋文公不会放过渲染自己的机会，不但夸大城濮之战的规模和规格，更是制造烟幕，炮制出了晋军以弱胜强的假象。

　　在晋文公的策划下，参战楚军“被强大”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也是事实，且有一些较为明显的理由：第一，这场战争的导火线是楚国围攻晋国的盟友宋国，且在此之后楚国主帅子玉曾向楚成王强烈请战，后来大将经先也向晋文公下战书，好像战争是由楚国一手挑起的，主动者往往被认为是强者；第二，城濮之战前夕，子玉曾率楚军长驱直入，并说出了“今日心无晋矣”的话，而晋文公却刻意退避三舍，给人留下了晋军偏弱的印象；第三，战役进行中，晋军利用“虎皮蒙马”和反攻夹击的战术分别击溃楚军左右两师，深受诱敌深入战略思想影响的人很容易认为晋军是弱者。这就是晋文公的高明之处—明知胜券在握，却还刻意示弱。

　　另外，晋文公在战前大肆宣扬敌众我寡，表面上是讲给晋军听的，实际上是让盟国看的，这样更能突出战争获胜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友军的齐军和秦军可不是主动前来的拉拉队，而是被邀请来的观摩团—胸有成竹的晋文公要尽力显摆，要疯狂炫耀，要让盟国直接感受到晋国的厉害。

　　如果仅此而已，那就太小瞧晋文公了。毕竟，城濮之战是个战役，晋文公认为战斗不可能这么轻易结束，如果子玉带领楚军精锐前来决战，晋、楚两军很可能处于胶着状态，这样一来，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秦、齐等国盟军便可随时增援，以确保战役的必然胜利。晋文公将借力演绎得完美无缺，给晋军的必胜设置了“双保险”。

　　最后，大获全胜的晋文公携着余威，马不停蹄，顺势将军事胜利转化成了政治胜利。公元前632年五月，晋文公在郑国的践土举行会盟，会后率领多国代表前往洛邑朝见周襄王，并进行了规模浩大的献俘仪式。这次，晋文公将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发展到了新境界，将“尊王”与“攘夷”有机糅合在了一起。齐桓公“尊王攘夷”更多的是一种口号，晋文公则将之事实化、提升化，甚至违心地喊出了“求诸侯莫如勤王”。此种冠冕堂皇的宣誓，显然感动了周襄王，于是他被襄王任命为“诸侯之伯”。公元前632年冬，晋文公再接再厉，又大会诸侯于温。在大会上，他甚至提出了“北方集体安全模式”的构想。如此上心，如此创新，如此忠心，晋文公理所当然地被襄王任命为“诸侯之长”。

　　当此之时，晋文公虽然很活跃、很积极，但并没有做天下霸主的想法，更不是要以齐桓公为榜样，统领诸侯与楚国对着干。晋文公只是要重塑自我、证明自身。现在效果终于出来了，晋文公不但成为“诸侯之伯”，还成了“诸侯之长”。对此，他其实已经很满足了，毕竟晋国还没有称霸的准备，更没有争霸的实力。

　　但晋文公的运气就是好，在他当大家长的几年间，国际形势比较安稳和谐。楚国被内部问题困扰（镇压若敖世族的叛乱），暂时还无法对晋国实施报复；秦国虽对关东抱有幻想，但碍于亲戚面子（晋文公娶了秦穆公之女），也不好意思对晋国制造压力；齐国虽已渐从内乱阴影走出，且国力得到一定回升，但由于受鲁国、卫国的牵绊，暂时也不能对晋国产生威胁。由此，中原大地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权威空当期，众多小国都非常希望有强势人物出来构建权威，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现实权益。而晋文公的内心诉求和活跃表现正好契合了小国们的需求和时代的需要，所以晋文公成为新一代的盟主就成为一种必然。

　　不过，以上这些状况都是暂时的，随着各国内部形势的安稳和国际形势的嬗变，一切都将重新整合和再次洗牌。

　　但是，晋文公实在是太幸运了。公元前628年冬，晋文公急流勇退般地抱着和谐盟主的美名去了天国。

　　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晋文公若再多活几年，说不定盟主之位就会易主，至少也会遇到不小的挑战。如此一来，不但有损自己“战无不胜”的形象，说不定还会自曝家丑—国力虚弱。这一点在后来得到了证实，晋文公以后，晋国与卫国持续冲突几十年，最后竟以平等结盟的方式结束。连这么弱小的国家都搞不定，哪里像真正的霸主之国？而且此后将近两百年，晋国与楚国、秦国进行了多轮较量，多以失败告终。

　　由于盟主之位来路不正，更由于晋国不是真正铸造出来的强国，晋文公即使在当大家长的时候也没有十足的权威（卫国对抗、郑国背盟、宋国疏远就是明证）。对此，晋文公既十分明白，也极度无奈。这是一种不太自信的心态，不自信中夹杂着侥幸，侥幸中又镌刻着心虚。也许，晋文公临死的时候嘴角还挂着一丝微笑，心里还捏着一把冷汗—这辈子终于没出事，自己也算是“十全（十足的安全）老人”了。不过，临走的时候，晋文公应该还带有些许遗憾，因为他还想继续证明自身、超越自我。同时，他应该还有一丝担忧，担心后继者不能把晋国的尊严维护下去。但不管怎样，晋文公再次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只是这次没有回头路了。

　　晋文公给儿子晋襄公留下了一份政治遗产（主持会盟）和生理基因（阴谋诡计），儿子也算孝顺，很快便活学活用，不但在崤山偷袭了秦国远征军，还在扈地主持了一次大会盟。但是，由于参加会盟的国家不多，且秦国很快就对晋国实施了反击，晋襄公开始意识到国家真正强大的重要性。正是从晋襄公开始，晋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经济，积极训练军队，快速稳妥地向强国的目标迈进。而随着国力的持续性增长，晋国才真正敢向大国叫板，与强国较劲。如是，中原大地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诸侯争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