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燈片放完了，大廳內又響起了審判長的聲音：“江青，這是你誣陷張霖之以後，發生的批鬥場面，因此，對於他的死，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你承認嗎？”江青從椅子上站起來，努了努嘴脣，什麼也沒說。 “我再問一遍，你承認對張霖之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嗎？”審判長說到第三遍時，江青才勉強地點點頭。 “你應該明確回答本院提出的問題！”江青不能再沉默了，她用極低的聲音回答道：“我承認，承認對他的死有責任。” 她必須負責任！ 1966年8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煤炭工業部黨委也跟隨大勢，召開民主生活討論會。張霖之主持會議。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被一位發言者指責爲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張霖之身爲部長，不但不帶頭學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我記得在一次黨委擴大會議前，他說了這樣一段惡毒的話——‘第一任皇帝者都很厲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同志們呀！看看吧，這不是赤裸裸的反動言論嗎？！” 張霖之氣憤至極。這純粹是誣陷！原來，揭發者是因爲沒能提職爲副部長而誣陷張霖之。爲了保護脾氣耿直的張霖之，讓他脫離是非的漩渦，他的夫人李蘊華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請求中央允許張霖之到外地休息一段時間。 9月2日，經國務院主管工業方面工作的負責人批准並報請周恩來總理同意，張霖之暫時離職休養。當天，他踏上赴大慶油田的列車。 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央文革小組”盯上了張霖之。 1966年11月，“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上，康生手持一大堆材料，說有人揭發張霖之反對毛主席，並肯定地說張霖之是彭真圈子裏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黨。江青、葉羣等人也跟着附和，表示同意康生的說法。 不久，張霖之接到了讓他立即返京接受羣衆教育的電報。在此之前，他的家已經被抄。老同事段君毅把他接到京西賓館。飯店對面的煤炭工業部大樓上，貼着巨大的標語：“揪回畏罪潛逃的走資派張霖之！”“徹底批判煤炭戰線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真沒想到眼前會是這樣，他難以控制自己，轉身握住妻子的手，眼睛紅紅地大聲說道：“如果不是相信黨，相信共產主義，我‘紅張’今天就跟他們拼了！”“紅張”是他幾十年前的稱呼。那是抗戰時期，張霖之終日奔走在田園村莊，陽光和風雨把他的臉龐、胳膊、脊樑、腿腳都變成了黑紅色，人們習慣叫他“紅張”，冀南的老百姓這樣叫他，僞軍也這樣稱他。 次日凌晨，張霖之服從黨組織的安排，去北京礦業學院接受“羣衆教育”。在礦院一號樓313房間——經濟系六四（2）班廢棄的學生宿舍裏，四個紅衛兵的小頭頭開始審訊他們的部長，之後便監管他的行動。 時隔兩天，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的生日。張霖之正在房裏認真學習毛主席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系列指示。忽然，門被“嗵”的一聲踢開了。一羣學生呼啦啦湧了進來，沒等他看清那些陌生的面孔，一個黑大個就對準他的腹側，猛擊兩拳。隨着肋骨的斷裂，張霖之兩眼生淚，頭暈眼黑，應聲倒在地上。他憤怒地抬起頭，喝道：“不許胡來，不能武鬥！”話音未落，一個人撲上來，揪着他的頭髮狠命地拖扯，另一個人把一塊寫着“彭真死黨張霖之”並在上面打着黑叉的大牌子掛在他頭上。混亂中，張霖之的半邊頭髮被連扯帶剪地剃光，斑斑血水滴落在胸前的牌子上，染紅了上面貼的紙，又滴在眼前的水泥地上。最後，他被押上了樓外的大卡車，開始了第一次遊鬥。 在歷次遊鬥中，除了毒打，竟然還有人給他戴60多斤重的鐵帽子…… 1967年1月21日晚6時，張霖之癱倒在牀上。這一天，北京礦業學院的造反派舉行“慶祝奪權勝利”遊行。他，作爲俘虜和戰利品，舉着“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牌子，陪遊陪鬥6個小時。此時，他覺得自己已經快油盡燈枯，沒有一點氣力。忽然，外面一陣紛亂的腳步，看守王某和田某推門側倚，放進五六個人來，未等老人張口，他已被拖到地上，接着又被按跪在一張長方條凳上……王某大聲吼：“張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上下級關係。”“你是不是常常深夜到彭真家開會？”“很少。”“幹什麼去了？”“商量工作。”“胡說……”“啪！啪！”王某左右開弓，打得老人嘴裏血沫子都淌下來了。他的眼角也捱了一拳。“你還敢不老實——”不知是誰，照準凳腿一腳踢去，凳倒人翻。張霖之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暴徒們又把他揪起來。帶着鐵卡子的皮帶和軍用帆布腰帶像雨點一樣抽落下來……張霖之下意識地蜷縮着，終於，兩眼發黑，又撲倒在地上…… 聽到張霖之的死訊，周恩來含淚發表談話：“我很難過！一個部長，一箇中央候補委員，一個人大代表就這樣死了。” 李蘊華和她的子女們是三天後纔得到音訊的。天寒地凍，孩子們攙扶着母親，路途遙遙奔向東郊火葬場。一位工人告訴他們，三天前礦院造反派把遺體拉來扔下就走了。要不是你們找到這裏，再過些時候就火化了。

（卿保孜/丈，摘自《名人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