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30日,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在“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願者派遣計劃首期出征儀式上致辭。
這本書寫完之後,一直沒有合適的書名,想了很多名字,都不合適。 2019年春天,我和樊錦詩老師在燕南園和出版社的幾位編輯商定書名和版式,爲了打開思路,出版社的幾位同仁找來了許多歷史人物的傳記。 我看着身邊瘦小的樊老師,想到我們朝夕相處的日日夜夜,想到她神情疲憊、手不釋卷的樣子,想到四年前在莫高窟送別我的那個身影,耳邊始終迴響她說過的那句話:“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來。” 這本書的終篇是“敦煌人的墓地就在宕泉河畔”,我明白她的心。 宕泉河邊安葬着包括常書鴻、段文傑先生在內的27人,他們是第一代堅守敦煌的莫高人。保護區是不允許有墓地的,這個墓地很隱蔽,在遠處幾乎看不見。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最終心歸敦煌……如有神明授意的那樣,我脫口而出:“心歸何處?書名就叫《我心歸處是敦煌》吧!”大家沉默下來,接着是讚許,樊老師看着我說:“嗯,還是你懂我!” 2014年夏天,我初到敦煌,也初見樊錦詩。那次會面,匆匆而別,我沒有想到命運會在我倆之間安排下如此深厚的緣分和情誼,我會成爲這個世界上“懂她的人”,她也成爲這個世界上“懂我的人”。那年暑假北大藝術學院的幾位老師到莫高窟考察,樊老師親自接待了我們這羣北大校友,不僅安排我們參觀洞窟,還安排我們和敦煌研究院的專家進行了座談。記得那次座談會就在敦煌研究院的小會議廳舉行,那是我第一次面對面聽樊老師講述敦煌研究院的歷史,以及關於壁畫保護和傳承的艱辛,也是我第一次被“莫高人”堅守大漠、甘於奉獻的精神深深觸動。 莫高窟的清淨令人心生敬畏。 許多洞窟都有着沿着牆角一字排開的禪修窟,這是數千年來歷代僧侶在此禪修的明證。如今人去窟空,對於頗有悟性和慧根的人而言,目擊空空的禪窟或有如棒喝一樣的啓示。即便不能頓悟,眼前也一定會浮現當年那些枯瘦如柴的禪僧,在陰暗寒冷的洞子裏默坐冥想的情景,心中必定生出一種謙恭和敬意。在莫高窟,那一尊尊苦修佛並不是虛假的幻想,而是一種日常的真實。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時時讓我想起出家人。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給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圓百里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種貌似荒寒的人生景緻中等待一個又一個莫高窟的春天。他們雖然不念經、不拜佛,但是臨摹壁畫、修復洞窟、保護遺址、宣傳講解,這些日常生活在我看來無異於出家人的修行。 莫高窟是一種考驗,只有那些經最終經受住考驗的人才能修得正果。 夏夜的傍晚,太陽還沒有落下時,莫高窟上空明澈無比的藍天令人陶醉。遊客散去之後,位於鳴沙山東麓、宕泉河西岸的莫高窟就顯得格外神聖。那些開鑿在長長的石壁上,如蜂房一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羣蔚爲壯觀,那看似灰頭土臉的外表下隱藏着是聖潔而又神祕的偉大文明。走進石窟,就能強烈地感覺到每一個洞窟透出的五彩斑斕的神光。 爲了這個訪談,我擬出了一百多個問題。但真正進入訪談,我擬出的題目基本失效。她的健談,她閱歷的豐富,思路的開闊,還有那些從來不爲人知的往事,遠遠超出我的預想,似乎每一個小問題都可以打開她記憶的寶藏。樊老師的講述有她自然內在的邏輯,只需一點觸發便能源源不斷的噴湧而出。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她所說的話全部記錄下來。近60年的敦煌生活,她對那裏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樹,每一方壁畫都如此熟悉,莫高窟的歷史、洞窟壁畫藝術到考古保護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如數家珍。 樊老師曾對我說,大家都認爲她留在敦煌是自己選擇的,其實她有幾次想過離開敦煌,我問她:“最後爲什麼留下來?”她說:“這是一個人的命。”鳩摩羅什當年隨呂光滯留涼州達17年,也是在一種並非自己選擇的情形下開始佛法的弘揚,而樊錦詩是隨歷史與命運的風浪流徙至此,所不同的是鳩摩羅什當年是東去長安,後來在“草堂寺”負責佛經的翻譯工作;而樊錦詩是西來往敦煌,在“莫高窟”守護人類的神聖遺產。好在有彭金章這匹“天馬”,在她最艱難的時候,“伴她西行”,不離不棄,陪伴左右,和她一起守護千年莫高,一直到他生命的終點。 夜幕降臨時,九層樓的四周愈發安靜,安靜得彼此彷彿都能聽到對方的心跳。我們的耳畔是隨風傳來的一陣陣叮叮噹噹的鈴聲,斷斷續續,若隱若現,似有若無……樊老師說那是九層樓的鈴鐸,鈴鐸的聲音躍動在黑夜和白天交替之際,讓人感到彷彿遊走在變幻莫測的夢境。直到滿天星斗閃耀在我們的頭頂,微風從耳際流拂過,那壁畫裏飛天彈奏的音樂也好像瀰漫在我們的周圍……
敦煌莫高窟。光明圖片/CFP
我突然明白了樊錦詩願意一輩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塵世間人們苦苦追求的心靈的安頓,在這裏無須尋找,只要九層樓的鈴鐸響起,世界就安靜了,時間就停止了,永恆就在此刻。 我把錄音和訪談稿件帶回了北京,很快就整理出了文字稿。 我把口述的內容整理位13個部分,分別涵蓋了“童年”“大學”“實習”“歷史”“學術”“劫難”“至愛”“藝術”“保護”“管理”“搶救”“考古報告”和“莫高精神”,這就是這本書13章的最初框架結構。 這本書是一次跨度極大的多學科嘗試,寫樊錦詩和敦煌,涉及敦煌藝術、敦煌學、考古學、文物保護等多個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學科領域,還有歷史學、宗教學,以及關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西域文明和敦煌之間的一種交融互動……對我個人而言是個挑戰。 完成此書,除了跨學科的難度之外,還有各章內容的不平衡。因爲口述帶來的一個直接問題就是章節內容不均衡,有的充實,有的薄弱,有些章節內容只有數千字。怎麼辦?樊老師遠在敦煌,我在北京,不可能每天和她通電話,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問題全部拋給她,並且大多數寫作中遇到的問題是無法通過電話採訪解決的,必須要查閱相關資料,才能加以豐富和充實。 我找來了樊老師全部的著作、論文以及講演,希望可以把以往她曾經思考過的重要問題融入她個人的傳記。通過閱讀她所有的文章,我理清了她在學術上始終關切的核心問題,在敦煌學研究上已經或試圖突破的問題,在遺產保護方面主要抓住的問題,以及她在時代轉型時把握的重大問題。直到我對她的學術思想、思維方式、表達方式越來越熟悉。書中有的地方或許她只是說到幾句話,提到曾經發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我看來很重要,我就進一步查找相關資料,儘量恢復她自己也已經遺忘的那些往事。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很多時候就好像聽到她本人在我耳邊敘述,這些文字不像是我寫出來的,而像是她以特有的語氣、思路和節奏說給我聽的。 比如樊老師回憶蘇秉琦先生,她只是簡單提到畢業之際蘇先生找她去朗潤園談話的往事,至於談了什麼,爲什麼找她談話,這些記憶已經都已經非常模糊了。如何從歷史角度來把握蘇秉琦和樊錦詩的這一次談話,如何寫好蘇秉琦先生?我必須重新學習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報告和考古思想,翻看蘇秉琦先生長子蘇愷之撰寫的《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我覺得只有在我自己的意識中復活一個活生生的蘇秉琦,才能真正理解並懂得蘇先生爲什麼要找樊錦詩作一次談話。僅僅這一章,我就需要對蘇秉琦先生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他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他的考古學理念,他何以成爲考古大家等諸多方面進行必要的研究。沒想到,樊老師看到這一章時非常感動,她說:“謝謝你!我以前覺得蘇先生很了不起,現在我更加覺得蘇先生了不起,我的一生能有這樣的老師真是幸運!” 關於她如何度過最艱難的歲月,從哪裏汲取精神動力,一直是我反覆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沒有任何資料可考,需要我自己用心去探尋。樊老師最喜歡第259窟的“禪定佛”和第158窟的“涅槃佛”,她心靈的答案就藏在這些偉大藝術之中。當我介紹敦煌的壁畫和雕塑時,不是從陳述敦煌藝術知識的角度來講敦煌,而是從存在的角度體悟樊錦詩和敦煌藝術之間的生命關聯,這需要我闡釋敦煌藝術的意義,如何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了樊錦詩的整個生命。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藝術學理論的專業積累,我的藝術闡釋學的學術思考幫助我完成了這項難度最大的工作。 這本書也不僅是樊錦詩個人的傳記,書的內容涉及對幾代敦煌人的回憶,這既是樊錦詩個人的奮鬥史,也照應着敦煌研究院的發展史,這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歷史見證。第一,樊錦詩現階段的思考,遺產保護在未來所要面對的嚴峻問題,都在這本書裏得到了真實的呈現;第二,樊錦詩是第一個做出了莫高窟考古報告的人。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敦煌石窟全集·第266—275窟考古報告》作爲中國考古學的當代成果,意義重大。就是因爲這個考古報告,2019年法國“法蘭西學院汪德邁中國學獎”授予了樊錦詩,她是目前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學者。樊錦詩在書中毫無保留地貢獻了她對於石窟寺考古的全部思想和觀念;第三,關於世界遺產的保護,遺產保護過程中如何建設數字化保護工程?很多高科技的保護工作是如何一步步發展起來的?樊錦詩的回憶也具有檔案的價值。這一探索過程傾注了她畢生的心血,書中對此也進行了總結。 2017年春天,彭金章老師查出晚期胰腺癌,這是不治之症,這件事猶如晴天霹靂。 樊老師本來希望能夠由她本人逐一校對書稿後再出版。但是由於彭老師在上海治療期間,樊老師心力交瘁,我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好意思再提出校對書稿的事情了。初稿完成後,出版的事就暫時擱置下來了。樊老師一邊陪護在彭老師身邊,一邊還要爲敦煌的工作四處奔波,她當時已是一位八旬老人了,我們都非常擔心她的身體,每次通話我就在電話裏安慰她。那段時間幾乎每天我們都通電話,我感到她爲彭老師的病情非常着急、痛苦和焦慮。她始終覺得自己對不起老彭,因爲忙於工作,自己沒有盡到做妻子的責任,這一輩子老彭爲自己、爲這個家付出太多了。 2017年7月29彭老師去世,葬禮異常樸素,她沒有驚動任何人。2017年中秋節那天,我的手機上顯示了樊老師發來的一條短信,她說:“今天是中秋,我一個人在九層樓下散步,今天莫高窟的月亮非常圓,每逢佳節倍思親,我現在非常想念你……”當時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往外湧,我知道痛失愛人的樊老師已經把我當成了自己的親人。 2019年3月,樊老師對我說:“我想好了,我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應該全力配合你校對書稿。”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太累了,但是我很擔心她是否抽得出時間,因爲2019年年初,她剛剛榮獲“改革先鋒”的稱號,有許多許多活動等着她參加。但是她執意要來北大和我一起修訂書稿,並且不讓我告訴任何人她在北京。就這樣,從3月到6月,我們先後躲在北大勺園和中關新園,朝夕相處,手不釋卷,除了喫飯其餘時間都在覈對書稿,終於把這本書一章一章地修改完畢。 這本書前後寫了將近四年,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是樊老師對我的言傳身教。 這四年的時光有幸和樊老師在一起,從師生關係,到忘年之交,尤其是最後校對書稿的這段時間,我就好像跟着樊老師又讀了一期研究生。她把自己對於敦煌很多問題的思考毫無保留地告訴我,把關於人生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我,讓我在這個過程中零距離地接近她,瞭解她,認識她,體會她最真實的內在心靈節奏和精神世界。 寫作這本書的過程,讓我真正走近樊錦詩,懂得樊錦詩。 她和雙胞胎姐姐六個半月就出生,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她得過小兒麻痹症,幾乎癱瘓,幸好沒有落下後遺症;她遭遇過青黴素過敏,死而復生;她忍受過夫妻兩地分居十九年的艱難歲月……她能夠活下來,還能活出她希望於自己的那個樣子,做出一番令人動容的事業,是一個奇蹟。她那兩條瘦弱的腿,從上海走到了北京,從北京走到了西北,去到了萬里之遙的敦煌,走過荒漠和戈壁,走過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和崎嶇,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樊錦詩是善於觀察,善於學習,善於自我約束的那種人,也許她在她父親那裏學會了謙虛和果敢,繼承了父親溫柔敦厚的文人氣質,以及在決定了任何事情之後,永不更改的決心;在母親那裏學到了安靜慈悲以及簡樸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老師閻文儒和宿白等人那裏,她懂得個體作爲社會的一員,應該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在社會和整個的人生中實現自己的價值,摒除任何矜驕之心;她也在敦煌的前輩那裏學會了意志的堅定,懂得了在任何時候都要學會堅持和隱忍,懂得了信賴自己的真心,懂得了要有大的作爲必定要經歷大的磨難,以艱苦求卓絕,在任何的艱難和痛苦中鎮定如常,如如不動。 而所有這些在她身上所體現的美德,都是她生命中所敬慕的那些人以人格的方式傳導給她的,每一位接觸樊錦詩的人都可以在她柔弱的軀體裏感受到一種至剛的力量,感覺到一種堅定、謙遜、溫和的精神氣質。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論語·子張》)意思是:君子的氣質有三種變化:遠望他的外表,很嚴肅;近距離接觸他,很溫和;聽他說話,很嚴厲。樊錦詩就是那種達到大道似水、至柔至剛、剛柔並濟的人。
作者與樊錦詩。
她在人格方面,自有一種甜美、寧靜、淡然和端莊。正是這樣一種和諧呈現,讓我們看到她和她所從事和堅守的事業融爲一體,她所在的地方就是敦煌,就是莫高窟,就是考古保護事業;而敦煌的所在就是她的所在,她的名字就代表着莫高窟。她選擇的敦煌和莫高窟作爲自己心靈的歸宿,敦煌和莫高窟選擇了樊錦詩向世人言說它的滄桑、寂寞、瑰麗和永恆。 也許當一個人真正了悟時,她的內心纔會升起一種持續的歡樂和發自內心的喜悅,因爲這是從心靈深處生髮出一種迷惘的解脫和無惑的快樂,而這樣一種無惑和快樂是其他世俗意義上的快樂所無法比擬和超越的。古羅馬的賽涅卡說,“正是心智讓我們變得富有,在最蠻荒的曠野中,心智與我們一起流放,在找到維繫身體所需要的一切後,它飽嘗着對自己精神產品的享受。” 我在《樊錦詩和宿白的師生情緣》這篇文章裏,曾用“守一不移”四字來概括樊錦詩一生的追求和意義。這個“一”就是莫高窟,她來了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個“一”是她作爲北大人的自覺和自律,離開北大以後,一直在她身上傳承和保留了的北大精神;這個“一”還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她從沒有忘卻也沒有背叛過。所以,她的一生就是“守一不移”的覺悟人生。唯有莫高窟和壁畫的保護,纔是她確證自己存在的最好的方式和全部的目的。 樊錦詩沒有爲自己的孩子們留下什麼遺產,她捐出了所有個人獲得的獎金用於敦煌的保護。她從來不留戀美食和華服,不留戀金錢和名利。樊錦詩是過着最質樸的生活的那一類人。對於這樣質樸的人而言,質樸生活源自心靈最深處的自覺。她唯一感興趣的就是不斷地向外界和世界介紹她心愛的莫高窟,介紹她所從事的莫高窟的保護事業,彷彿她人生的意義全部都是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在樊錦詩的身上,呈現着一種少有的氣質,單純中深厚,寧靜中的高貴,深沉中的甜美。當我這樣感覺她的神氣的時候,我發現,這正是我面對敦煌壁畫時候的關於美的體驗。壁畫穿越歷史的美,那種滄桑中的清雅和燦爛,在這裏以一種奇妙的方式滲透在一個人的氣度之中。她的高貴來自她思想的嚴肅,莊重和純正;而那種深沉也許來自於長年的關於文物保護的憂思,來自於她對於莫高窟這一人類絕無僅有的寶庫的現在和未來的強烈的責任;而她的童真,年屆八十卻依然如少女一般純真的笑容,是偉大的藝術和神聖的使命所賦予她的那種安寧和靜謐的心靈所造就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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