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中國的繪畫藝術，張大千一定是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他是現代著名的潑墨畫家，有着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傳奇畫工，他將山水、色彩與墨筆藝術巧妙地加以融合，開創了一番獨具匠心的藝術風格，對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起着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然而，萬物皆有兩面性而言，人亦是如此。從繪畫藝術的成就來看，張大千屬實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但從文物探尋的角度着眼，他卻是一個不算完全徹底的“罪人”。爲了促進自身對繪畫事業的深入研究他不惜對文物加以破壞，也正是因此，他受到了後世人們的紛紛指責，更是有人對於其人其畫產生了深深的質疑。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進上個世紀，看看那些年關於敦煌壁畫我們所不瞭解的那些事。

來敦煌的初步緣由

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敦煌莫高窟出於初步發現階段，那時的文物學者與藝術家們還很少有人前來考察。這一消息被張大千得知後，瞬間眼前一亮，他試圖通過對敦煌壁畫的臨摹與勘察，完善中國文人畫的研究，從而促進中國繪畫事業的再發展。在這種目的的驅使下，他帶着妻子楊婉君、兒子張心智於1941年5月抵達敦煌，開始了他漫長的探尋之路。

在洞窟中的種種行徑

面對着豐富的壁畫素材，張大千一時興起，開始瘋狂地對壁畫加以描摹。起初的描摹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發掘階段，然而隨着臨摹的不斷深入，一些多層壁畫逐漸受到了張大千的格外關注。他對這些壁畫的表層進行剷除、令其層次分離，這樣一來，深層的壁畫雖得到較好的還原與再現，而表層的卻是徹底丟失了，整個敦煌壁畫的完整性受到了嚴重的摧殘。

然而，張大千的作爲還遠不僅如此，在剝離壁畫的同時，他還在原有壁畫上進行題詞題作，其中有很多還加上了自己的署名，這些名字大多在他臨走之前被人爲颳去了，倒真是頗有一種銷燬罪證的感覺。

除此之外，他還在壁畫上留下了很多無關緊要的語句，類似於“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後忽降大雪時正臨寫淨土變也”這般的言語可謂是十分常見。這種在文物上隨便書寫繁瑣生活小事的行爲，無異於把這壁畫當成了自己日常的記事本了，難免有失妥當的。如此看來，若是張大千剝離壁畫層次之行徑尚有爲文人畫研究服務來作爲藉口，那麼這種隨便題詞題名的作爲一定擺脫不了自私的嫌疑，甚至可以說是置國家之寶貴文化資源而不顧了。

文物破壞所帶來的影響

當然，張大千的種種行爲很快就遭到了輿論的譴責，在以向達剛爲首的專業考古團隊到達敦煌後，立刻發現了張大千的這種有失分寸的作爲。向達剛頓時心生惱火，公開在《大公報》上發表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其中研究爲次要，主要目的是反映“幾個問題”中張大千的刻意損壞行爲，對這種不得體的做法進行了大肆批判。當然爲了避免社會輿論攻擊所造成的恐慌，傅斯年對其文進行大量的刪改，最終出版的文章中展露的都是一些極其輕微的言辭。

儘管如此，張大千的行爲還是遭到了社會的一致苛責，在廣大文物學家與考古工作者的強烈建議下，張大千及其家屬於1943年4月22日被遣送離開。在回去的路途中，他對自己的種種作爲並無懺悔，他毫不反思，也絕不悔過，還直言文物學家們不懂得何爲“保護”，聲稱自己纔是真正的保護敦煌壁畫，還多次刻意強調自己對文人畫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對於他的這種言辭，自然是無人理睬的，當然，由於當時並沒有明確的文物保護法的條令，國家對於他的這種行爲也沒有進行懲戒，但這種遣送的結果已然是表明了一種對文物保護的立場。

如今我們再來看，張大千的種種行爲與言論，或許其中有一定的正確性，至少他的確促進了文人畫的再生與創造，也推動了中國繪畫事業的進步與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敦煌所待的兩年八個月的時間裏，對敦煌壁畫造成了極大的摧殘與損壞，這種行爲無疑是有違道義之舉，若是放到今天，甚至可以將其看作是對文物保護法的不敬與褻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