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達，說着容易做到難。

東坡先生一生爲官約40年，有短暫居廟堂之高的輝煌，有長期輾轉地方爲民服務的辛苦和政績，也有一百多天的牢獄之災和長達12年的貶謫生涯。在家庭生活裏，青年失去父母，中年時先後失去兩位愛妻，老年痛失幼子，在惠州，愛妾也先他而去。與之前文人相比，雖然他不是最苦的、最慘的，但他卻是贏得同情最多的。

烏臺詩案，對於東坡先生一生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直接影響了東坡先生“三觀”的重塑。之前的東坡也曾擁有興國安邦的壯志豪情，你看他“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密州出獵）”經歷“烏臺詩案”之後，東坡先生有志難伸，報國無門，發出“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的無奈感嘆，呈現出“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的慵懶和“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放任。直到臨了，才遺憾的發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悲嘆。 三次貶謫應該是他心底永遠的痛。然而恰恰是這逆境，豐富了他的內心和閱歷，使他有更多自由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幾次貶謫，都是以失意開頭，以詩意結尾。

烏臺詩案後，蘇東坡被貶黃州，任民兵團副團長。經歷了牢獄之災的蘇軾，對人生有了新的看法，有了一種超然的平實和瀟灑。到黃州後，沒住的，自己蓋“雪堂”；沒喫的，開荒在東坡；經濟拮据，來，實行計劃經濟，每日定量支出15貫，若有節省就存起來招待客人。在黃州已經三年了，一家人仍然過着“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溼葦。”的生活，即使如此，東坡也決定就這麼過， 準備打持久戰，長期定居黃州。 既然被貶了，那就愛咋的咋地吧。逆境中的灑脫，在他的《定風波》裏暴露無遺：“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再貶惠州後，東坡先生仍然不以爲意，還是睡得好、喫得好。初到惠州借居寺廟，曾作《縱筆》詩：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牀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五十多歲的東坡先生，頭髮白了，臉色蠟黃，寺廟的道士爲了先生睡個好覺，連敲鐘的力度都輕了。看來混得真心不錯。惠州產荔枝，他在《食荔枝》詩中寫道：“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東坡先生的意思很明白，貶到這裏也不錯，至少可以喫到新鮮的美果，這在汴京可不容易喫到。好吧，就在這長住吧。

蘇軾的樂觀與豁達，對於他的朋友來說，是一種喜悅，對於他的政敵來說，則是一種嫉妒。他們非但沒有看到蘇軾的可憐相、困苦相，倒黴相，而是“ 報道先生春睡美”，更是恨得牙根癢癢，於是再貶海南儋州，希望他在蠻荒之地自生自滅。

六十一歲再遭貶，萬里投荒到海南。此時的蘇軾已是風燭殘年，妻妾已亡，身邊沒有女人的照顧，只有小兒蘇過陪伴着他。儋州是被貶的最後一站，也是最艱苦的一站。渡海前，他寄給弟弟的詩裏說：“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 在給朋友的信中也談到對自己後事的安排：“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當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可見蘇軾已將海南當成了自己人生的最後歸宿地。

到了儋州後， 他寫信告訴朋友，稱自己過着“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的生活。最悲催的，父子二人竟被人從借居的驛站裏趕了出來，只好用僅存的一點點積蓄，在城南面的桄榔林下，買地建了幾間茅屋，起名“桄榔庵”。淳樸善良的黎人時常接濟這對父子一些喫的、用的。有一次，百姓送來一些生蠔，父子倆把它們剖開，把肉放進鍋裏，倒進一些酒煮了喫，沒想到味道十分鮮美。蘇軾邊喫邊囑咐蘇過不要對外人講，“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爲東坡所爲，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生活困頓如此，仍不失一顆童心。

儋州三年，海南人民陪伴着他，關心愛護着他，他也通過積極傳播中原文化，改善當地百姓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來報答海南人民。對此，後人曾發出“東坡不幸海南幸”的感慨。

世事變幻，1100年，蘇軾奉詔北渡。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中，對三年謫居儋州的生活作了總結：“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我不但誰也不恨，反而慶幸來海南美美旅遊了一圈。

豁達不是天生的，而是無奈時的自我調適，磨難中修煉到的境界。東坡先生也是在經歷了“烏臺詩案”的磨礪後，才逐漸豁達起來。之前更多的科考得志，皇帝讚譽，文章驚朝野，才名傳天下背景下的自負和輕狂。面對貶謫中的有志難伸和生活困境，爲什麼東坡先生始終有一顆如此豁達的心？

不計較。早在蘇軾初入官場，到鳳翔赴任的路上，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中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他認爲，人生就像飛鴻踏雪泥，有很多偶然性。人生很多事不要強求，順其自然便會省卻諸多煩惱。人生既然如此，一切都不必計較。在黃州時，東坡寫信告訴好友李端叔：“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則自喜漸不爲人識。”一個曾經的朝廷遙遠，一個千年才能出一個的人物，卻時常被醉人推罵，不但不計較，反而爲“漸不爲人識”而高興。

小事不計較，大事也不計較。蘇軾遇赦北歸時，構陷他的宰相章惇因爲反對徽宗即位，被貶謫嶺南。章惇的兒子章援，怕蘇軾被宋徽宗重用後報復他的父親，便寫信請蘇軾手下留情。蘇軾馬上回信安慰他，並把自己在嶺南生活經驗告訴章援，還囑咐他嶺南缺醫少藥，要給父親多帶些藥品，以備不時之需。章援見信後，深爲蘇軾的寬宏大度和古道熱腸所感動。

隨遇而安。蘇軾的好友王鞏因“烏臺詩案”的牽連被流放嶺南，北歸時蘇軾爲其接風，蘇軾向王鞏的歌姬柔奴問嶺南的風土人情，柔奴道:“此心安處，即是吾鄉”。柔奴的回答，引起蘇軾強烈的共鳴，爲此寫下了著名的 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當年弟弟蘇轍曾規勸哥哥交友要慎重，蘇軾答，我眼裏都是好人。東坡輾轉各地爲官也好，多地謫居也好，所到之處，都認爲此地甚好。在他眼裏，每個地方都是好地方。杭州是東坡唯一兩度任職的地方，自稱“居杭積五年，自憶本杭人。故山歸無路，欲卜西湖鄰。"真正把杭州當做自己的第二故鄉。

在將要離開儋州北渡時，蘇軾在《別海南黎民表》詩中聲稱：“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深情的與儋州百姓告別：“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永遠懷抱希望。對於天縱英才，人中真龍的蘇東坡來說，雖然他的詩詞文章書畫都取得了開拓性的成績，達到了後人難以逾越的高峯，但， 作爲讀書人，他最看重的還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人生理想能否實現。雖然他尊崇儒家，出入道釋，無論遭遇什麼樣的挫折和打擊，爲國建功的理想從沒有放棄，對生活、對報效國家從來懷抱希望，從不絕望。在密州，他勸朋友“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在黃州，“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在儋州，“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有希望就會樂觀、豁達。

真情的溫暖。東坡先生有扶上馬再送一程的好父母，有手足情深冠天下的兄弟蘇轍，有前赴後繼、風雨相隨的三個好女人王弗、王閏之、王朝雲，他還有一大幫生死朋友。正是有了親情、愛情和友情一如既往地濃密包圍，才使蘇軾不論身處何種境地，都有光亮照耀，都有溫熱暖心。這也是他樂觀豁達的情感依據。

藝術生活的慰藉。人的生活是多樣化的，在東坡先生的一生中，除了政治生活的不如意外，他還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多彩的社交生活、豐富的藝術生活和深邃的學術生活。他失去的一部分，反而在其他方面都得到了成倍的彌補。他的詩詞文章、書法繪畫、學術著作，正是在謫居期間達到了人生的頂峯。套用前人言，可以說是東坡不幸天下幸！

人生難免多坎坷。在蘇軾押解汴京的途中，他也曾幾度欲投水自盡，但他還是挺過來了，樂觀和豁達伴隨着他，不但實現了讀書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目標，而且以其人格、政績和藝術成就，贏得了當代和未來，贏得了華夏和世界，成爲人們學習和追求的標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