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人士、物流經理、金融行業、電商副總……如果這些人出現在一個街道的就業幫扶對象中，你是否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事實上，就是如此。原因就在於，他們的年齡都在30-40歲左右。當這些昔日的“成功人士”遭遇中年“職場危機”時，他們反而更難調整心態，一旦“屢戰屢敗”，往往會“淪落”成“宅一族”。

上海就業幫扶的重心，曾從昔日的“4050”轉向爲前些年的“2030”；而如今，“3040”的“中間層”在滬逐漸湧現。本報記者從上海一個普通街道的基層“樂業空間”就業援助點了解到，在其失業、無業人員登記信息中，“2030”與“3040”已然打成平手，幫助後者找到屬於自己的崗位，成爲其工作的重要部分。

中年失業遭遇瓶頸

“我曾經找了6個月的工作，每天睜開眼，心中的希望都會被磨滅一點。”坐在記者面前，龍嚴如此說道。

1985年的龍嚴曾是滬上一家物流公司的經理，擁有令人羨慕的薪水，在高檔的創業園區內上班，擁有屬於自己的辦公室。

一切的美好，在被通知裁員的那一刻被打破了。剛開始，龍嚴並沒太過擔心，“不就是換個公司麼，我在這行幹了那麼多年，還怕找不到工作嗎？”

但是，事實開始逐漸讓他懷疑自己。6個月中，龍嚴投遞了數百份簡歷，面試了多家公司，期望值不斷下調，但他始終沒有被一家錄取，“有HR很明確地表示，就年齡而言，他在年輕人爲主的這一行當內，已經不受歡迎。”

同樣鬱悶的，還有原先在金融行業從事行政工作的董小姐，36歲的她在生育二胎之後，做了3年全職媽媽，之後想要“重出江湖”時發現，儘管她之前所在的企業總部在陸家嘴赫赫有名，但如今哪怕是一家小公司，也拒絕了其崗位申請。

心態變化加重危機

在楊浦區平涼街道的失業、無業人員登記信息中，龍嚴和董小姐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事實上，該街道的統計發現，“3040”失無業人員的比例，已經與“2030”的人員不分伯仲。例如：在今年5、6月份的報表中，30歲以下的人員比例爲41%，31-40歲的比例爲47%；7-9月的報表中，30歲以下的佔比爲52%，31-40歲的比例爲48%。

“我們驚訝地發現，在就業困難的人羣中，越來越多出現了中年人的身影，而不是過去單一的青年人。”平涼街道第一睦鄰中心“樂業空間”的負責人高燕如此說道。

擁有職場經歷、學歷不低、有求職慾望……所有的這一切，似乎都是這些“3040”人羣的優點，可他們爲何會找不到工作呢？

對此，高燕分析認爲，與“2030”不同，“3040”再就業初期有明顯的期望值，然而其年齡的劣勢，使得其不再完全“適配”同等崗位。換句話說，同等崗位，企業寧願需要更爲年輕、學歷更高的人員。

那麼，“3040”爲何降低預期，也很難找到崗位呢？高燕指出，這同樣是因爲過去的職業經歷所致，“你一個做過副總的人，申請去做經理，儘管你願意屈才，但讓現在的總監怎麼想，他怎麼管理你？”

正因爲如此，一旦“3040”遭遇失業，其再就業之路比想象中更難。在平涼街道第一睦鄰中心“樂業空間”的援助名單上，不僅有物流經理、金融業人員，甚至還有電商的副總、西班牙海歸人士。

高燕着重指出，長期失業給“3040”的影響，一定程度上甚至要超過“2030”。由於“3040”多已成家，其經濟來源一旦遭遇影響，甚至會導致婚姻和雙方家庭的變化。此外，與“宅一族”的“2030”相比，“3040”明顯更成熟，其自責和壓力也會更重，更容易造成不良後果。

“做減法”幫助其上崗

“幫助這些中年人走上崗位，需要進行鍼對性的就業指導。”高燕坦稱，不少“3040”之所以去街道“找工作”，其實已屬無奈。

“除了沒拉下臉求朋友，我什麼方法都試過了。”龍嚴就告訴記者，不管是網絡招聘、新媒體招聘、現場招聘會，他全都嘗試過。

高燕告訴記者，除了必要的心理疏導等，樂業空間最大的功能在於“做減法”，降低求職者和企業的雙方預期值。

“我們要說服企業，給予這些中年求職者機會。”高燕表示，爲此他們採取“信用背書”，利用擔保的方式，推薦這些“3040”上崗。今年以來，已經有20多位成功實現再就業。

龍嚴告訴記者，下個月，他將在一家物業公司重新上班。而董小姐已經在滬上一家互聯網公司找到了一份行政崗位。

但“中年危機”絕非個案。日前，智聯招聘發佈的《2019職場人年中盤點報告》曾顯示，職場人中近六成感受到中年危機，29.9%的職場人期望在35歲後做到企業管理層，還有12.2%的白領認爲35歲之後有失業風險。

不僅如此，隨着工作年限增長，職場人士對中年危機的感受與日俱增。“70後”中感受到中年危機的比例最大，佔據了89.8%；81.6%的“80後”也表示遭遇到了中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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