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費琪》（Rafiki，2018）和《Pumzi》導演瓦努莉·卡修（Wanuri Kahiu）回憶起上世紀90年代初還是小女孩的她在肯尼亞和家人一起探訪汽車影院的神奇經歷。

我對電影院最生動最特別的記憶之一就是和我的姑姑和表姐一起去福克斯汽車影院（Fox drive-in）看電影。那真的是個老派的電影院。你會把車停在一根連着喇叭的杆子邊上，搖下車窗，把喇叭放進車裏，你就可以聽到電影。後來，你可以用收音機調出電影的聲音。這樣你就在可以車裏看電影! 你可以帶爆米花，這也是爲數不多的可以在車上喫飯的場合之一。那是一個如此奇妙的地方。

我們在那裏第一次看的電影是《小鹿斑比》（Bambi，1942），那種感覺太神奇了，我一刻也不想離開：隔着擋風玻璃看着電影，坐在心愛的家人中間，喫着零食，做一些平時不可能做的事情……當時我還小，大概是在十或者十一歲。這不是你再大一點時想做的事情，因爲到時你就不想和父母一起看電影了。的確，我們當時依舊對成爲成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甚爲着迷，感覺像是一種享受偷窺的感覺。

這個電影院放映過很多不同的電影。我記得在那裏看過好幾部歌舞片，因爲寶萊塢的電影在肯尼亞很受歡迎。《寶萊塢生死戀》（Devdas，2002）是我最喜歡的歌舞片之一，它如此壯麗，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極盡奢華，而且如此令人心碎。

當時肯尼亞本土製作的電影並不多。我記得看過的第一部肯尼亞故事片是《聖樹之戰》（The Battle of the Sacred Tree，1995），在它之前有很多紀錄片，但是沒有什麼故事片。說來奇怪，並不是電影本身影響我，使我成爲一個電影人，而是我可以創作電影的這個想法觸發了我的激情。當時我自己還心存猶疑，直到我走進一家電視演播室看到別人在拍攝才確定了這個可能性。

汽車影院是在當時內羅畢的郊區一大塊空曠的場地上。它於1958年開放，當時只面向白人觀衆；直到1963年脫離英國統治獨立之後，所有電影院才取消了種族限制。在殖民主義時期，非洲電影被使用於不同的地方。我發現，在津巴布韋，他們希望鼓勵人們到礦山或者其它危險邊遠的地方工作，就會放牛仔片來吸引人們去，然後試着剝削他們。

福克斯汽車電影院早已不在了，那裏被開發成了一個購物中心和多廳影院，這簡直太可怕了。在肯尼塔，去電影院算是奢侈消費，只有中產階級或上層社會的家庭才能消費得起。汽車影院其實也是如此，因爲你需要有車才能去那裏。一張電影票可能從五到十美金不等，對於這個國家日均工資不足一美金的人們來說，那是一大筆錢。

人們會去那些過去就已經存在、而且還會繼續存在下去的社區影院，通過移動的投影儀或者直播電視來觀看電影。因此，這也是一種電影院的體驗，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更爲便利地讓所有人蔘與。

他們還會配有翻譯人員。我看過幾部電影，電影播放時銀幕前有個男人站在那裏翻譯所有的一切，他不僅僅只是翻譯對話，還會翻譯動作場景！他會站在那裏說，“接着他打了他：嘭！然後那個人回擊：嘭，嘭！”他會配上自己的音效。慢慢地，人們開始去看電影，取決於是誰在現場翻譯這部電影。

在肯尼亞也有審查制度。電影分級委員會認爲電影是宣傳傳統價值觀的一種方式，儘管我認爲這很荒謬，因爲我們現在都有互聯網了。我的電影《拉費琪》（Rafiki）只允許上映了七天，《華爾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2013）被禁， 《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2015）被禁。不過《五十度飛》（Fifty Shades Freed，2018）沒有被禁。電影分級委員會的負責人告訴我說，他之所以沒有禁映這部電影是因爲電影的結局男女主人公結婚了！

展望未來，我希望電影院能得到政府的補貼，這樣可以讓更多人有機會去看。隨着Netflix的發展，越來越多人更容易看到電影了。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公共空間可以讓大家坐在一起看電影，我認爲這一點很重要：不要坐在家裏獨自看電影，而是一羣人一起用羣體的方式與這種藝術發生交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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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視與聽》（Sight & Sound）雜誌編輯，也爲包括《衛報》（the Guardian）、《偶像》（Icon magazine）等雜誌撰寫關於電影和攝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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