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掐頭去尾地記錄歷史，還是孤立地介紹一座城市，即便附加上一連串華麗的標籤，儘管它們都能從現實中找到依據，但是不把城市與國家命運聯繫起來，不把最近的四十年與整個現代史聯繫起來，那麼，它只是一部詞藻豐富的大事記，而不具備思想的深度與研究的價值。這一點上，最近剛剛出版的《我們深圳四十年》，很好的將城與國等關係結合起來，該書以編年的方式，通過國事、家事、深圳事三條主線，清楚勾勒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和路徑選擇，詳盡介紹主要領域改革的肇因、瓶頸和階段任務，忠實記載了深圳建設史的每一個重要步驟，生動描繪了作者家庭的變遷及身邊人物的悲歡離合。

讀完《我們深圳四十年》，筆者發現，該書最富創造性的地方，就是把深圳放在全國改革的棋局內，細數中國價格改革、財稅改革、國企改革、金融改革、民生事業改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上率下，詳解深圳的三次產業轉型，將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更便於讀者理解中國經濟起飛奇蹟。筆者還驚喜地發現，《我們深圳四十年》通過分析比對落後國家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踐，對於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的體制切換問題，向市場化轉型中實施分步走改革的理由，中國經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做了清晰的解說。關於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作者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發展，在以毛澤東同志爲核心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完成了資本、土地、企業的公有制改造，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國家工業體系，擴大了人口規模和受教育水平，實現了強國夢所必須具備的生產要素儲備。而到了改革開放前期，重工業導向再不調整，隱性通脹和隱性失業問題再不得到解決，龐大的潛在產能和人口不變成紅利，再拖個若干年，到老齡化出現的時候，揹負着超過十億且逐漸失去勞動能力的窮困人口，中國就要面臨印度及一些發展中國家正在面臨的國貧民病處境，即便實施改革也難以有效積累資本，難以有效完成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升級，從而深陷低端加工製造業的薄利困境，長久失去翻身的機會。

在此危急之時，又恰逢製造業第三次國際轉移的戰略機遇，以鄧小平同志爲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當機立斷，將生產要素儲備及時變現，轉化爲了技術和資本。在中國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經濟進入新常態，社會主要矛盾出現了轉化，經濟工作新的階段性任務也相應地展開了。對於中國經濟當前的形勢，以及中美貿易戰的前景等熱點問題，儘管理論界衆說紛紜，但各執一端使讀者莫衷一是，《我們深圳四十年》一書從歷史研究出發，給出了令人豁然開朗的解答。書中認爲，目前對華貿易戰主要發生在中美之間，但這並不代表歐洲對中國的市場擴張採取包容和許可的態度。一國的外貿地位往往取決於其在世界的政治地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能夠從大國夾縫中獲取較大的市場份額，除了憑藉自身成本方面的優勢，更爲深層的原因，是中國成爲了大國較量中一枚舉足輕重的砝碼，中國的加入符合大國的政治需要。此一時、彼一時。從《我們深圳四十年》中，我們不難發現，客觀評估中國實際國力可保障的邊界，可以看出亞洲以外的國際市場將會面臨一定的收縮。正是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纔會顯得如此緊迫。對實體經濟來說，“三去”的過程必然是痛苦的，但也是必須邁出的一步。關於中國分步走改革的遠景，該書認爲，分步走改革的優勢在於穩，先從非關鍵領域展開，待改革的條件充分具備後再全面鋪開。然而這也是最受理論界置疑的地方，對非關鍵領域單獨進行改革，就會造成二者的不公平競爭，前者利用體制優勢可以獲取壟斷收益，而後者會處於競爭弱勢而致失敗，並使人得出改革行不通的結論。

在作者眼中，通過壟斷形成權貴資本主義，並不是分步走改革，辨識分步走改革與附庸資本的自由主義改革，關鍵之處在於，在條件成熟後，能不能邁出關鍵的第二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從實現生產要素的積累，到將生產要素轉化爲資本和技術，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反觀近半世紀改革風雲，從雙軌制到單一市場價格，從建設特區到全面開放，分步走改革要完成“最後一躍”，每當切換的信號燈亮起，總是能夠義無反顧地邁步向前。在生產力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的基礎上，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又像是一記沖天的號角，標誌着新一輪改革的再次啓動。（希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