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跨下来。”这话其实最适用官场。尤其在古代，皇帝金口一开，诏令一下，不论对错、是非、好坏，都要执行，有敢违者，轻则掉乌纱，重则掉脑袋。因而古代的官场，早形成诚惶诚恐唯上命是听，甚至只看上级眼色行事的积习。在这样的积习之下，若“上梁”不正，“下梁”很难不歪。所以，在古代，真能以民生为重，不盲从上级，敢质疑和拒绝执行错误政令，一心为民谋利的官，很罕见。 当然，说罕见，是因凡事都有特例。比如北宋的苏轼，他做官就与众不同。他在初考进士时，就在他的应试文章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阐明了他的做官理念，就是遵循“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仁政思想。

这种“官念”，使他重民生，甚于他头顶的乌纱，乃至颈上的头颅。因而有违他这种“官念”的上级政令，他就敢质疑，甚至拒绝执行。譬如，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因新法有些对民有利，有些对民有害，因而他对新法就采取两种不同态度，即有利于民的就执行，不利于民的就公开拒绝。他这样做的结果，使民得以安生，有口皆碑；自己却经常被上级打压、被贬，难以安生。 尽管如此，他却从不改自己做官的初衷，始终奉行“仁民之道”。熙宁七年，在他被调任知密州期间，一个叫“司农”的上级部门下令推行“手实法”。所谓”手实法“，就是让老百姓“自供丁产实况”。说通俗点，就是让老百姓向官府申报公开自己的财产。苏轼认为这种”手实法“于民有害，就向上提出质疑，准备拒绝执行。因上级的“官僚”也怕闹出事，不敢再强令实施，因而让苏轼“暂缓”，说：“公姑徐之。”后来，“朝廷知法害民，罢之”。很难想象，若苏轼也盲从上级，不管政令于民有利还是有害，只知按令强制执行的话，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后果？

以民为重，仁民、利民为先，做正“下梁”，不被“上梁”带歪，始终坚守自己做官的本心、良心，苏轼这种为官之道，于民有利，却于己有害；加上他是文人，对不平、不公之事爱写文章寄情，或“托事以讽”，尤其是对王安石施行的新法，讽刺的人和事有点多，最终竟被群起弹劾，被捕入狱。好在他有“大才”，有“大名”，“有大影响”，且还有“皇帝的赏识”，否则可能就惨死狱中了。最后因皇帝怜惜他的才华，只是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苏轼也从此开始了他的贬官生涯。

苏轼做官，明是非，知对错，分善恶，不唯上，不盲从，始终坚守做官的底线，行“仁民”之政，让人敬仰。他可说是所有做官之人的榜样。可惜这种榜样并非一般人能效仿。因官场不是职场，有点特殊，若无“特殊之才”或“特殊之名”或“特殊之影响”，像苏轼这样做官，后果可想而知。

然而，像苏轼这种不被“上梁”带歪，始终做正“下梁”的官，恰正是堪称栋梁之才的“中梁”，只要“中梁”正，那些“歪梁”就无法影响大势，搞跨大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或许就因无论在任何朝代，都有像苏轼这种真正以民生为重、不唯上、不盲从、敢为民请命的官，他们才是中华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