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張煒的博客 原文刊發於《名人傳記》

叛徒孔荷寵

1933年秋，蔣介石調集百萬兵力，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第五次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這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紅軍中佔據了統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使紅軍完全陷於被動地位。經過一年苦戰，第五次反“圍剿”以紅軍慘敗而告終。反圍剿失敗後，紅軍前途渺茫，變節的將領開始多了起來。其中，最早變節而投靠國民黨的紅軍將領是湘鄂贛軍區總指揮孔荷寵，蔣介石稱之爲“紅軍瓦解的先聲”。

光榮的鬥爭，可恥的叛變

孔荷寵，湖南平江人，生於1896年。早年參加湘軍。1926年在平江參加農民運動，任農民自衛軍隊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早年的孔荷寵表現出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而且自身有過硬的軍事才能。馬日事變後，孔荷寵在平江地區組織游擊隊任南鄉隊隊長，隨後參加了平江撲城鬥爭以及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

平江起義後，紅五軍將平江游擊隊帶到贛西永新一帶活動。響應中央發展地方武裝的號召，年底，孔荷寵只帶一個警衛員回到平江，繼續發展平江地區武裝。經過一段時間的艱難創業，孔荷寵任隊長的又一支平江游擊隊成立。

1929年初，黨中央將平江、瀏陽、修水、銅鼓等縣的游擊隊合編成鄂贛獨立團，孔荷寵任團長。獨立團在孔荷寵的領導下，英勇善戰，轉戰南北，受到了黨組織的表揚，團長孔荷寵也作爲湘鄂贛根據地主要領導人和創建人被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並和彭德懷、賀龍、林彪、徐向前等紅軍著名將領一起當選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在長期的對敵鬥爭中孔荷寵功勳卓。1932年8月1日，孔荷寵和陳毅、聶榮臻、張雲逸等三十三名紅軍將領一起被中革軍委授予二等紅星獎章。10月，孔荷寵當選爲湘鄂贛蘇維埃政府副主席。

職務的一步步高昇沒有讓孔荷寵更加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念，相反，他卻產生了自滿的情緒，革命意志也開始動搖。戰鬥中，他不再聽上級領導的命令，根據自己的個人意願指揮，引起了上下官兵的不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孔荷寵屢次違抗中革軍委命令，動搖退卻。

孔荷寵的變化也引起了上級的注意，1933年11月，朱德批評了孔荷寵犯盲動主義錯誤。1934年月1月，孔荷寵被撤銷湘鄂贛軍區總指揮職務，被派到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學習。

這時，孔荷寵仍沒有去認真思考自己的錯誤，而是把這些批評和處罰當成是對自己的不公平，他對自己的前途和革命的前途悲觀失望。1934年2月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孔荷寵雖然再次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但由於屢受批評以及對“左”傾領導者的不滿，孔荷寵仍打算伺機出逃，背判革命。

1934年7月，中央軍委派孔荷寵到駐在興國的紅軍補充訓練三師檢查工作。聽取了師長曾春鑑、政委胡定坤的彙報後，師特派員裴周玉陪同孔荷寵到興國縣委瞭解這次動員幾千新兵入伍的情況。

在師部的幾天，孔荷寵最終決定叛變。於是，他以到高興圩看望戰友爲藉口，在師部張參謀處騙取了通行證，並借了一匹馬，逃至國民黨第36軍周渾元部，叛變投敵。

蔣介石稱之爲“紅軍瓦解的先聲”

孔荷寵叛變蓄謀已久，當然，他也沒忘記給新的東家送個大蛋糕。出逃前，孔荷寵偷偷地勾畫了沙洲壩黨、政、軍首腦機關的分佈圖，並詳細地掌握了我黨內部之間的情況。

聞知共產黨的一個軍長兼軍區總指揮來投降，蔣介石大喜，立即發報命令把孔荷寵送到南昌，他要親自接見。

孔荷寵到南昌不久，蔣介石和南昌行營主任賀國光便先後接見了他。

見到蔣介石後，孔荷寵雙手送上了那張地圖，並詳細地講述了毛澤東如何失去軍權靠邊站，博古怎樣依靠李德指揮紅軍等一系列我黨內部情況。

蔣介石對孔荷寵高興地說：怪不得紅軍改變了慣用的游擊戰術，原來毛澤東不再指揮紅軍了！

蔣介石對孔荷寵的投靠非常高興，稱之爲“紅軍瓦解的先聲”，並鼓勵陳誠“放開膽子加緊進攻吧，再不必懼怕毛澤東的游擊戰術了”。隨即，沙洲壩遭到了連續的轟炸，中央機關不得不由沙洲壩遷到了瑞金城西十九公里處的雲石山。

爲擴大影響，蔣介石讓孔荷寵同他並坐於委員長的豪華轎車，在南昌城周遊一圈，招搖過市。從此，孔荷寵更加受寵若驚，恨不得捨身效命蔣介石。

孔荷寵的叛變給我黨帶來了極大的損失，他雖然沒有如蔣介石說的那樣，成了“紅軍瓦解的先聲”，卻開了紅軍將領較大規模叛變的先河。

隨後，湘贛軍區獨立第四團的團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四大巨頭，全部叛變；湘鄂贛軍區紅十六師的師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後投降，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閩贛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委陳洪時、閩浙贛省委書記兼閩浙贛軍區司令員曾洪易、閩贛軍區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等也先後叛變。

誹謗誣衊我黨，散發反共言論

對孔荷寵的叛變，1934年8月4日國民黨的《救國日報》作了報道：著名匪首孔荷寵於7月25日隻身向我36軍周渾元部投誠，周軍長即寬容優待，並聞次日已派員將該匪解送南昌行營核辦。

南京《中央日報》曾於1935年5月19日和9月22日，分別以《湖南散匪肅清，各匪首紛紛來歸》和《孔匪荷寵確已投誠》，對孔荷寵的叛變作了報道。此後發表了孔荷寵的反共宣言，還由南昌行營印成了五寸長、三寸寬的小冊子，封面上印了孔荷寵像，並寫了《孔荷寵書》四字，用飛機在蘇區散發，或向紅軍將領寫信招降。

孔荷寵爲了討好新的主子，傾其所有向蔣介石建言獻策。他建議蔣介石進剿蘇區的軍事力量要精幹，要多派飛機，要“愛護”人民，不要燒殺；要以政治進攻爲主，對俘虜和投誠人員要優待招撫以達到瓦解內部之目的。

叛變後的孔荷寵到處作報告、發表演說，爲國民黨軍鼓勁打氣，誹謗誣衊我黨“殺人放火，假仁假義，無所不爲”；說“蘇區無法生存，重重困難不能克服”，並以身說法“國民黨的軍隊仁義、寬大，對共產黨的投誠和俘虜人員，不僅不殺，還給予許多優待”，勸我黨我軍人員“棄暗投明，早日投降國民黨”。

同進，孔荷寵還向僞十八軍軍部、南昌市警察局、九江感化院、南昌市商會等機關團體作報告。

對此，我國家政治保衛局派來巡視員周興瞭解了孔叛變的情況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以《跌落的孔荷寵》爲題，在《紅色中華》日報上發表文章，揭露了孔荷寵的叛徒嘴臉。

組織“招撫公署”，罪惡罄竹難書

蔣介石在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中，“剿撫兼施”，採用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兩手策略，力求兩手都“硬”。他親自委派孔荷寵組織了“湘鄂贛邊區招撫公署”，以求瓦解我軍。該公署受僞南昌行營領導，進駐永修。孔荷寵爲特派員，原紅16軍政委李楚平，原湘鄂贛軍區中路指揮部指揮林楚才，原湘贛紅軍第四分校政委李芬，原湘贛軍區獨立第8師師長戈勇等一批紅軍中的敗類成爲主要骨幹。

永修地處江西北部、鄱陽湖西岸。南瞰西山、北望匡廬，縣境與共青城市以及都昌、星子、德安、瑞昌、武寧、靖安、安義、新建等八縣交界，交通便利，系贛省南北通衢之要道，古有“洪都門戶”之稱。而在當時，全湘鄂贛的六塊游擊區，其中平修銅、修銅宜奉、修武崇通、修通四塊靠修水邊界。爲了更大方便對我游擊區的破壞活動，孔荷寵便請示上級將公署移至修水。

1935年2月，經南昌行營批准，公署設在湘鄂贛蘇區之中心的修水縣城鼓樓下的陳家祠和餘家巷一帶，門口掛起了 “湘鄂贛邊區招撫公署”的牌子，兩邊掛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湘鄂贛邊區招撫公署”內設參謀、副官兩處，軍需、祕書兩室，招撫員一批。

背叛了共產黨，並沒有讓受益自己，蔣介石一生並不信任這個叛徒。儘管孔荷寵多次表白赤膽忠心，而南昌行營仍派來國民黨的主要骨幹賀自毅任公署參謀長，王榮任政治處主任，以控制這個機構並監視其行動。另外還配有一支實力雄厚的六十多人武裝突擊隊，配置了手槍和快慢機等輕武器裝備，以便更有效地施展其“剿撫兼施”的策略。

“招撫公署”進駐修水後，就派出孔波雲、黎向盛、林楚才、賴莊、陳建築、吳訓民、熊式平等大批有影響的叛徒深入到游擊區內做瓦解工作，這些人到達游擊區內大造反革命輿論，以便從意志上動搖我軍心、民心。

他們在游擊區的關卡、路口附近到處貼布告、發傳單，散發印有孔荷寵相片的小冊子，在戰鬥的過程中向我前沿陣地喊話，進行反共宣傳，說共產黨如何快被剿滅了，沒有出路了；說國民黨如何寬大爲懷，保障投誠人員的生命安全，實行“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

這期間，湘鄂贛邊區第二作戰分區司令員方浩然在1934年的“六•七月事變”期間，因貪生怕死，工作消極，不主動援救省委從修銅宜奉邊轉移到黃金洞的幹部曾受到批評，一直心懷不滿。

孔荷寵得到消息後，知道此人正在平修銅游擊區三溪坳一帶活動，於是便派黎向盛和孔波雲這兩個方浩然同鄉，帶着孔的親筆信去勸說方叛變。方浩然很快被勸降，爲了想國民黨表忠心，他打算殺害平修銅游擊隊長吳春滿，拉走這支隊伍作爲投向主子的見面禮。最後幸虧被識破，陰謀才未得逞。方浩然投孔後，又反過來在游擊區內先後煽動一百餘人叛變。

“公署”駐永修期間，派招撫員在修水之小流，將東南特區蘇主席汪敦福、紅獨立三師軍需主任陳迪光截留檢查。通過多方勸說，使其攜帶手槍、步槍各一支叛變。汪、陳到達永修後，孔荷寵對其大力嘉獎，汪、陳帶人又將埋於龍港的四挺機槍取出，並煽動游擊隊多人拖槍叛變。

1934年7月，省委進駐修銅宜奉邊期間，因環境惡劣，有一批機關工作人員、游擊隊員、醫院傷病兵、後方家屬六七百人之多，來不及轉移，就分散住在龍門大山的老百姓家中。孔荷寵聞訊，便命駐在宜豐潭山的熊式平和上石橋的吳訓民夥同突擊隊長潘克成，帶着手槍、快慢機，穿着便衣，採用極其卑鄙的手段，冒稱我方失散人員尋找組織，或化裝成我方糧食食物採購人員，哄騙羣衆吐露真情，將他們立即捕捉；或日夜挨家挨戶搜查，待捕到一批人後，由短槍隊押解修水，再由招撫公署遣返原籍。這些遣回原籍的人員，大多都被當地民團殺害，沒有幾個生還的。在他們盤踞潭山的十個月時間裏，省委留下的人員幾乎被他們捕捉殆盡。

孔荷寵派去鄂東南的招撫員林楚才和賴莊，於1934年10月間配合國民黨獨立37旅進行圍剿時，潛入我獨立一團團部進行策反活動，先後煽動該團參謀長柯新、營長李相國、董國柱，機槍連長江海林等數十人攜帶手槍三支，步槍六十支，機槍二挺叛變，使我方遭受重大損失。我龍湖瑞中心縣委書記兼湘鄂贛第一作戰分區政委朱桂生，贛北司令員劉永寬等堅決與這夥叛徒展開鬥爭，並計劃把部隊轉移到大冶殷祖一帶活動。孔對他們恨之入骨，便及時向蔣介石寫了“擬以特種方法、非常手段，予以積極處置”的報告來對付這些同志。此報告受到蔣介石的重視，並於1934年11月21日以“治字第16941號”手令批覆，指令孔荷寵“根據招撫經過及處置情形，尚無不合，仍仰積極進行，爲要！此令”。下面署名：委員長蔣中正。

招撫公署從成立到撤銷僅一年時間，而被孔荷寵招撫叛變的人卻不少。他們分別是：曾任紅16軍7師政委、湘鄂贛軍區紅軍第五分校政委、湘鄂贛軍區第一作戰分區司令員鄒之謨；紅16師政委溫景惠；有紅16軍9師某團團長吳源；紅16軍軍需主任何光輝；湘鄂贛邊區第二作戰分區司令員方浩然；修銅宜奉邊獨立團政委潘克成；修武通縣委書記陳建築；紅獨立三師軍需主任陳迪光；平瀏長南區區委書記兼獨立營長孔蒼生。還有團營以下的幹部如孔波雲、孔杭州等一大批叛徒。據《民國江西日報》1935年8月16日記載：招撫公署從1934年9月至1935年6月的十個月中，“招撫來歸的匪軍官880餘人，匪兵8600餘人，步槍500餘支……”

孔荷寵對湘鄂贛邊區的危害，罄竹難書。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傅秋濤於十年之後的1945年在延安的一次報告會上，對招撫公署的破壞和危害還深有感觸，說：“孔荷寵叛變以後，派他駐在湘鄂贛的修水進行招撫。以修水爲中心。當時叛徒有很大的力量，有一兩千人……我們跑到哪個地方，他就招撫到哪個地方……”

堅持反共立場

“湘鄂贛邊區招撫公署”撤銷後，孔荷寵仍然積極堅持反共立場。1938年，孔荷寵在安徽任19路軍總指揮時，將在新四軍中抓來的十幾個共產黨員全部予以槍殺。更令人髮指的是，孔荷寵和楊森等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

1938年1月，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開赴江南前線，辦事處、通訊處隨即撤銷。爲掩護特委工作，黨在嘉義設立新四軍一團平江留守處，中共湘鄂贛特委塗正坤爲書記以新四軍參議身份任留守處主任，繼續推進湘鄂贛邊區國共合作，處理部隊開拔後的遺留問題。安置傷病員和紅軍家屬等等。

1939年初，日寇步步向平江縣境逼近。平江的地方政府四處抓丁派款，打着“抗日救國”幌子募捐，行斂財之實。更爲不幸的是，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的部隊，此時也從四川到達平江，不久，便開到了嘉義鎮上，開始大肆搜刮民財，還常以抗捐不繳，貽誤抗日軍餉爲名，恣意敲詐勒索。

楊森部隊和平江地方政府相互勾結，爲所欲爲，像二座大山壓得當地的百姓喘不過氣來。鄉親們把希望全都寄託在共產黨身上，紛紛派代表來新四軍一團平江留守處，反映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的蹂躪，述說自己的擔憂，表示抗日的決心。

塗正坤曉以大義，耐心地向大家解釋說：“打鬼子是目前的頭等大事。楊森部隊雖壞，只要他們不公開投敵，我們還是要耐心爭取他，萬一日本鬼子佔領了平江，共產黨決不離開平江縣的人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組織起來打游擊，抗日保家。”塗正坤還鼓勵大家積極深入到羣衆中去，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教育工作。而這一系列的愛國行動，卻爲國民黨所不容。他們爲了鎮壓羣衆的抗日活動，屠殺領導抗日的共產黨人，使盡了卑鄙無恥的手段。1939年6月12日，孔荷寵、楊森等奉蔣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圍襲擊新四軍平江一團留守處，主任塗正坤，祕書長吳淵當場被槍殺，工作人員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祿瑩（女）等人亦被槍殺和活埋。造成駭人聽聞，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新四軍一團留守處遭破壞。

不僅如此，兩年之後的1941年，孔荷寵繼續反共行爲，他在重慶僞中央訓練團受訓時，受國民黨中央軍委會政治部主任何應欽的召見後盜用前中共中央委員名義發表《告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書》，緊密配合國民黨“皖南事變”的反共高潮，在書中提出“取消邊區政府組織，十八集團軍不應視爲共產黨一黨軍隊”，“共同站在三民主義旗幟下，絕對服從領袖蔣委員長”的謬論。並稱“過去演出種種慘劇，惹起民衆厭惡，乞今思之猶痛”。“中共故態復萌，今又有破壞抗戰行動……”，仍不惜對我黨我軍加以誣衊。

叛徒的下場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瘋狂過後，孔荷寵這個叛徒也迎來了人生的叛變。

1943年，孔荷寵部去四川接兵擴充部隊，接兵官多爲平江人，他們利用接兵之機，販賣私鹽着新兵挑回，對新兵十分克剝，少給喫，病了不給治，沿途死了不少，新兵家屬向九戰區副司令長官楊森告狀。

楊森在平江甲山做六十壽誕時，孔荷寵送四支手槍作爲禮物。楊森知道，孔荷寵在北山造武器，每天能造兩枝槍。受禮後，他讓孔荷寵將所造武器交出來，對半分成，被孔荷寵拒絕。自此，孔荷寵與楊森結下了樑子。

隨後，楊森以孔荷寵在平江私造武器等罪名向國民政府起訴。不久，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調孔荷寵部駐長沙三岔磯，宣佈免去孔荷寵的職務，並將他當場扣押，判徒刑三年。

直到1945年日軍無條件投降後，孔荷寵才獲得自由。

出獄後，孔荷寵改名易姓，先後遷居武昌、南京、昆明等地經商謀生。

建國後，我公安系統加緊了對叛徒的偵查工作。1955年2月1日，潛逃十年之久的孔荷寵被平江縣公安局抓獲歸案。

1955年6月6日，時任國家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以“公發王字第五號”發給周恩來總理並轉黨中央的《關於捕獲大叛徒孔荷寵的情況報告》中批示：“1934年春，孔荷寵叛變投敵後，蔣介石、賀國光二匪都先後接見了他。他把我蘇區紅軍組織情況、黨的組織情況，一一向敵人報告……並大肆誣衊我黨。”報告並抄送給毛主席、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及中央軍委。

公安部長如此重視叛徒孔荷寵的案子，且親自過問，掌握審訊情況，並及時向黨中央及黨和國家領導人報告，足以看出孔荷寵的叛變給我黨帶來的巨大損失。然而，叛徒自然有叛徒的下場，被捕一年後，也就是1956年8月13日，孔荷寵因患癌症，病死於北京公安部醫院，結束了可恥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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