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土土绒

当我们说起保护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据媒体报道，在广东茂名信宜市，一名12岁智障女孩被性侵并怀孕，这是她八个月内再遭性侵、第二次怀孕。简单的事实，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但是当事人和当事家庭的痛苦，却难以用语言描述。

这场悲剧的中心，是一名 12岁的小女孩。孩子的认知能力本来就比较弱，智力障碍更是让她的自我保护能力雪上加霜。面对侵害，她几乎没有能力反抗，甚至在事后连施暴者都指认不出来。也正因为此，那些藏在阴暗处的猥琐之徒敢于一次又一次地施暴。

对于这样的孩子，家庭本来应该是保护她的第一道关卡。问题在于，这个特殊的家庭，包括受害女孩的爸爸、妈妈、哥哥等一家四口均为残障人士，全家靠低保为生，同样难以对抗恶意侵害。在女孩第一次怀孕报警后，还有人踢门报复，可见完全没把这一家人放在眼里。

这样的家庭可以说是社会底层最弱势的那一部分人了，家长的监护能力，实际上是缺失的。我们不能把自我保护的责任，全都推到这个家庭的头上。同样的，一些网友声称这样的家庭就不该养育孩子的论调，也过于冷血。

越是极端的案例，越能考验社会保护弱势群体的诚意和成色。而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遗憾地看到，各个可能为女孩提供帮助的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职能失守”。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预防和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女孩第一次怀孕后，家属也向社区书记求助了。但是，社区书记觉得派出所介入调查就足够了，并“告诉她的父母要管好她”。

这样的回应，实际上等于是把皮球踢回了女孩家庭。即使社区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也可以主动与妇联等部门沟通，或向上级汇报。假如社区能多给一点关注，与各个部门一起商讨出一个保护或援助的方案，相信那些施暴者也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

性侵未成年人是触犯《刑法》的严重违法行为，性侵有智力障碍的未成年人更是于法不容。但是，从女孩第一次怀孕并报警至今8个多月了，到底谁是作案者，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并且，在家属报警之后，还有人踢门报复，家属联系派出所民警却未立案。

对此，当事警官称，女孩家属拨打的是其私人手机，不能视为报警。假如真是如此，那么，这位民警为何不告知正确的报警方式？当然了，根据当地派出所的补充说明，警方事后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事实就是，多名作案者仍然躲在黑暗之中，不但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反而胆敢报复女孩一家。这些作案者是哪里来的胆量？

2018年10月，最高检首次发出“一号检察建议”，针对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提出建议。教育部办公厅随后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强调要不断完善预防性侵协同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共青团、妇联、家庭、社会构建一体化的保护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工作机制”。

但是，在受害女孩第一次怀孕休学之后，学校并没有了解情况，更没有进一步的措施。学校老师本该是除了家人之外，最了解女孩的人，但在关键时候对学生的去向不闻不问，是否也有疏忽？

实际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居民区，不管是社区，还是妇联、派出所等基层机关，对当地居民一般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像受害女孩这样的极端弱势家庭，有关部门本应早就有所了解，并在平时就给予更多的关注，让那些心怀不轨者知道，这些家庭也是有人“撑腰”的，不是任人鱼肉的。如果各个基层部门都表现得漠不关心，那他们就很容易沦为被欺凌的对象。

女孩多次被性侵，很大可能是嫌犯有目标、有预谋的行为。到底哪些人存在作案的嫌疑？在提取了胚胎DNA样本对比之后，仍未准确找到嫌疑人，是否应该扩大调查取证的范围？目前，警方已经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希望能尽快将罪犯绳之以法。这是对残暴的不法分子最好的威慑，是对弱势家庭最好的保护。

但是，就算这个案子能结案，也并不能终结它带来的疑问。在保护儿童、保护弱势群体方面，由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各个方面织成的篱笆是否存在大大小小的“缺口”？如何堵上这些缺口？规定要从纸面落到地面，保护弱势群体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它还关系到一个庞大人群的生存和人身安全，它需要更细致、更实在、更长效的措施去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