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先行奉咸丰皇帝灵柩回京的两宫皇太后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为由，下旨剥夺“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载桓、端华、肃顺官职；夺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军机处行走权力。在时任恭亲王奕訢的绝对支持下，“辛酉政变”正式爆发。

随后，两宫皇太后调回时任九门提督、正黄旗汉军都统、监管善扑营事的醇郡王奕譞，杀死肃顺；载桓、端华令自尽；景寿等五大臣被罢职、流放等等；彻底推翻了咸丰皇帝临终费心打造的政治格局。而后，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议政”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开始了对晚清政权的统治。

上述对咸丰皇帝的评价，出自《清史稿·文宗本纪》。不可否认，以赵尔巽为代表的满清遗老们，对于咸丰皇帝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客观的！就咸丰皇帝在位期间的内外交困、风雨飘摇来看，咸丰皇帝在执政前期依然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依然能大力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有着年轻帝王锐意进取的可取之处。

其中，重用“敢任事”的爱新觉罗·肃顺，绝对是咸丰皇帝积极、正确的做法。

爱新觉罗·肃顺，郑亲王济尔哈朗一脉，这个自清朝建立之初就属远支皇室宗亲的世系，到晚清时期更是远到不能再远的皇室宗亲。如果没有“世袭罔替”的亲王爵位，济尔哈朗一脉恐怕早就没落。肃顺，作为第七代郑亲王爱新觉罗·乌尔恭阿的第六子，绝缘于亲王爵位的世袭，只得三等辅国将军的爵位。但肃顺的嚣张之处并不在爵位的高低，而在于朝廷官职的晋升。

在咸丰皇帝逃亡热河承德避暑山庄之前，肃顺在咸丰皇帝的绝对信任之下，已经身兼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等数项实权官职。按照《爱新觉罗家族全史》的说法，此时的肃顺“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权倾朝野、一时无两。

咸丰皇帝逃往避暑山庄以后，肃顺又被委以协办大学士兼领侍卫内大臣，统领行在一切事务。

除了肃顺，《清史稿·穆宗本纪》还记载了其余七位赞襄政务大臣：

从咸丰皇帝临终安排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来看，包括了皇室宗亲——肃顺、载垣、端华；满洲勋贵——景寿、穆荫；知名汉臣——匡源、杜翰、焦佑瀛。

除了肃顺，载垣和端华也属皇室宗亲，而且在皇室中拥有更为显赫的身份和影响。

爱新觉罗·端华，肃顺的三哥，道光二十年承袭郑亲王王爵。早在道光咸丰两朝皇权更迭过程中，端华就被道光皇帝委以顾命大臣身份；咸丰皇帝临终，再次将其委以赞襄政务大臣之首，总摄政务。就咸丰一朝，端华于皇室、于朝廷的影响和地位绝对盛于恭亲王奕訢。

爱新觉罗·载垣，另一位“铁帽子王”世袭的代表人物，康熙帝皇十三子胤祥一脉。和端华一样，载垣也曾受道光皇帝临终顾命，于咸丰朝颇受信任和重用。载垣在咸丰朝晚期担任的宗人府“一把手”——宗令一职，就足以证明其在皇室宗亲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另外，此时的载垣还担任领侍卫内大臣一职，握有实权。

富察·景寿，来自满洲勋贵代表家族——富察氏，其曾祖父乃系乾隆朝权臣富察·傅恒的侄子。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和硕额驸的身份，乃系恭亲王奕訢的亲姐夫。咸丰皇帝驾崩之前，授领侍卫内大臣。

托和络·穆荫，出身满洲正白旗，从内阁中书一步步升迁至兵部尚书。虽然曾在咸丰十年因与英法联军和谈失败，导致联军兵逼北京而被撤职，但对其倍加信任的咸丰皇帝依然对其委以赞襄政务重任。

匡源、杜翰、焦佑瀛，正儿八经的科甲出身，因“文笔敏捷，才干超群，颇有见识”而被“重汉轻满”的咸丰皇帝委以重任。同时，此三人作为天下读书人的领袖，乃系汉臣的代表性人物，于天下臣民中的影响、地位可想而知。

就“赞襄政务王大臣”的组成来看，咸丰皇帝的临终安排可谓是用心良苦、机关算尽。首先，这个辅助年幼君主——同治皇帝的政治集团，抛开了更有资格的恭亲王奕訢，而且以三位强有力的皇室宗亲予以制衡，有效的规避了奕訢篡夺朝政大权的可能。

另外，满洲勋贵和汉臣代表的有机组成，在保证有效控制朝政大权的同时，还能短时间内有效控制大战以后的混乱朝局。

同时，为有效防止顺治朝多尔衮、康熙朝鳌拜的擅权情况，咸丰皇帝对于“赞襄政务八大臣”委以重任的同时，还予以了绝对有效的预防和制衡。

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代表母仪天下的权力，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代表统一天下的权力（由其生母叶赫那拉氏代管），并且明确规定，顾命大臣发出的所有朝廷决议必须同时加盖两枚印章，方能生效。

另外，咸丰皇帝为防止母后擅权而对叶赫那拉氏进行的有效制约，虽然未在清朝官方文献中出现，但在诸多时人笔记和坊间野史中，均有过相关说明。

《清代野史大观》有载：

由此来看，咸丰皇帝在病危之际想到了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并针对这些状况进行了完美、有效的预防措施。不可否认，单就咸丰皇帝的临终安排而言，堪称完美。

可就在咸丰皇帝驾崩仅两个半月以后，这个用尽了咸丰皇帝几乎所有帝王心术的临终安排，就被恭亲王奕訢绝对支持下的两宫皇太后一举推翻。

那么，这个堪称完美的临终安排，到底哪里出现了差错？

在咸丰皇帝费心安排的“赞襄政务八大臣”组成中，除了领侍卫内大臣这一仅仅能够支配行在戍卫的实权派官职外，也仅仅是肃顺担任了镶黄旗汉军都统这一可以掌握部分武装力量的官职。

也就是说，咸丰皇帝在安排顾命大臣的同时，几乎完全忽略了对武装力量的有效安排。

而两宫皇太后在肃顺等人逐渐表现出“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以后，稳、准、狠的抓住了这一漏洞，开始了对晚清武装力量的逐步掌握。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皇帝驾崩于避暑山庄。两宫皇太后再加上一个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对于除京畿地区以外的武装力量的掌握程度，绝对比不上“赞襄政务八大臣”，毕竟人家手中掌握着朝政大权，掌握着武装力量的调用权力。

有鉴于此，想要逼迫顾命大臣们就范，两宫皇太后需要征得京中实力派皇室宗亲的绝对支持外，还必须保证地方武装力量不会被调动，然后通过对京畿地区武装力量的绝对掌握作为政变的有效支撑。

《清实录·穆宗实录》记载了咸丰皇帝驾崩第二天，发出的一道谕旨：

啥意思？

地方武装力量被有效控制了！

而后，在和恭亲王奕訢取得有效联系后，两宫皇太后针对端华兼职太多的问题，提出了异议。在端华主动请辞九门提督，仅担任行在九门提督后，两宫皇太后立即任命时任正黄旗汉军都统的醇郡王奕譞，接任九门提督，掌握了京城九门的武装力量。不久，奕譞又在两宫皇太后的坚持下，监管善扑营事，实权在握。

当月，在两宫皇太后的坚持下，另一道人事任命谕旨下发：

事实证明，这三位坚决站位于两宫皇太后的武职官员，虽都是副都统官职，但其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顾命大臣们的想象。

而此时，坐镇京城的恭亲王奕訢身边早已经形成了包括文祥、桂良、宝鋆、胜保等实权派官员的新权力中枢，足以和“赞襄政务八大臣”相对抗。

注意，此时的胜保，虽然仅为兵部侍郎衔，但其作为对抗英法联军的清军主帅之一，手中握有绝对实力的武装力量，他的站位对于政变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切准备妥当以后，两宫皇太后带着小皇帝找借口先行返回京城，并肃顺等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顾命大臣们早到京城了4天。到京后的两宫皇太后，立即召见恭亲王奕訢，布置好了一张大网，等待着肃顺等人。

咸丰十一年九月，两宫皇太后以皇帝名义发布谕旨：

总的来说，两宫皇太后为“赞襄政务八大臣”找到了两项罪名：擅改谕旨，力阻垂帘，宣告了“赞襄政务”政治集团的破灭。而后，两宫皇太后在下谕旨，将肃顺予以抄家、斩杀；命端华、载垣自尽；景寿革职，但仍保留爵位和额驸品秩；穆荫，被撤职流放；匡源，撤职返乡；杜翰，流放新疆；焦佑瀛，免职返乡。

就“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强大组成和两宫皇太后对赞襄政务大臣的有效制约来看，咸丰皇帝临终对政局的安排，堪称完美。但是，咸丰皇帝对武装力量这一决定权力归属之关键因素的忽略，必然导致了咸丰皇帝政治夙愿的落空。除了咸丰皇帝临终安排的巨大忽略，肃顺等人“以宗室懿亲，不务安邦，但思擅政，何其跋扈不臣若此”的具体表现，未有效阻止两宫皇太后对恭亲王奕訢的拉拢和联合，未及时掌握武装力量，才导致了“卒之弄巧成拙，反受制于妇人之手”的必然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