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尋找英雄:抗日戰爭之民間調查》， 作者:田川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僞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梁鴻志（前左）與華北漢奸首領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會上

《申報》關於毒酒案的報道

2004年10月在南京，我們從抗戰史專家口中知道了這件事。這起發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僞要員中毒事件，曾在大後方造成轟動，陪都重慶的報紙對這一事件進行了連續報道。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戰的第三年，之前中國軍事上節節受挫（全國幾無可戰之軍），政治上投降俱樂部（以汪精衛爲首）鼓譟活躍，國際上孤立無援（英美奉行綏靖政策，蘇聯的軍援實爲坐視中日苦鬥，以免除日人對其遠東的威脅），抗戰似乎走入了死角。

人在走背字的時候，往往需要一劑強心劑來抖擻精神，人如此，國家亦如此。投毒事件如一石投入死水，在當時社會心理上的作用要遠遠大於實際殺敵的功效。江蘇省委宣傳部曾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羣英譜》的文史資料集。2004年12月，我們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個普通的街道幹部。他說他是多年前聽小區裏的一位老人說起這件事的。 在南京一個肅殺的冬日裏，我們隨着街道幹部在一個鬱悶的小區裏穿行。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樓。我們走進這位九十三歲老人的家，他向後退了幾步，連連擺手，說:“不行不行，不能報道，日本領事館要是知道了不得了，他們要報復我的。”他的兒子說，老爺子現在有些老年病，有時神智不清。這就是一位刺殺行動的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雖然事情過去了這麼長時間，記憶仍然刻骨銘心。平靜下來後，這位辛亥革命後兩年出生的老人開始了回憶:“我叫詹長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長麟1934年加入藍衣社，在日本領事館潛伏五年後，得到了上級投毒的指示。從此一生坎坷。

黃昏將至，屋裏慢慢暗淡地看不清表情，詹長麟屋裏的光線很差，到處擺放着上下鋪的牀，如同廢棄的火車硬臥車廂。詹長麟的兒女兩家人剛從青海回到南京不久，與他同住一室。三天以後，我們在下榻的賓館對詹長麟進行了正式採訪。讓我們意外的是，他的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和一個孫子隨老人一同來了，他們似乎有很多話要說。我們的採訪進行得很喫力，老人的記憶時常出現短路，幸好他的二子文斌在南京總統府博物館從事文史研究，對父親經歷如數家珍，經他提醒和補充，我們才完整地接觸到了這段歷史。採訪中，有兩個細節我記憶猶新:1、老人談了兩個小時，幾乎沒有喝水，當我讓他喝口水時，文斌阻攔住了，他說:“我父親投毒以後，從來不在外面喝水。”2、詹長麟曾談到被他毒死的日本書記官平時和他私交還可以，我問他後悔不後悔，他用柺杖使勁剁着地說:“我是誠心誠意殺他們的，我是中國人啊，我要報仇呀！我要我的祖國呀！”當時在場的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血直往上湧。“誠心誠意地殺人”，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

詹長麟投毒後，全家亡命天涯，備嘗離散之苦付出巨大代價。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這個心理準備的，而在抗戰後所付出的代價，他肯定沒有準備。世事沉浮，他只能以沉默應對。詹長麟內向沉穩、信念堅定，有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豁達，這也許是他歷經磨難得以長壽的原因吧。 當我們離開南京時，他讓二子文斌送給我們一個禮物，打開一層層細心包紮的草紙，竟是一個小銅塑:關公。文斌解釋，這是我父親的守護神。

片子播出後，文斌打來電話，說全家是在一起看的，看的時候家裏有人失聲痛哭；當然不是爲了片子，而是片子之外的很多東西。當地政府在片子播出後前來關心了詹家，各種媒體也紛至沓來，我相信詹老會很泰然的，人生如戲，寬寬窄窄的舞臺他走了那麼多。“問春何苦匆匆，帶風伴雨如馳驟”。他身上早已練就了適度、協調、溫和的本領。

正文:

我小時候家裏很貧苦。那時候，我家靠織緞子爲生。南京有句話把織緞子的人叫做“飢花子”，喫了上頓無下頓，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處在這樣一個家庭裏。

1934年，我二十一歲，我爸爸詹士良喜歡到南京鼓樓黃泥崗“何家茶館”去喝茶。有一次，遇見一個叫王明和的織緞子的同行，喝茶間，王明和對我爸爸說，日本總領事館差一個僕人，我想叫我的兒子王高科給你家兒子介紹進去幹，你看如何。

我爸爸從茶館回到家後，就將這件事告訴了我和哥哥，並問誰去幹這個差事好。我讓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誰也不想去，因爲聽說給日本人做事，心裏總有些不舒服。雖然我們沒什麼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負中國人。後來還是我爹作出決定，他說讓老二去，因爲老二長得有模有樣，比較能走得出去。 當時我已經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織緞子維持生計很困難，想想就去了。過了幾天，王高科就把我帶到了日本領事館書記官宮下的辦公室。宮下書記官四十來歲，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財務，見了我後，感到滿意。日本領事館對僕人的要求很高，要符合以下四個條件:第一，不會說日本話，不識日本字，防止你做間諜；第二，要有至親家人在南京做人質，便於控制；第三，誠實老實，手腳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隨後宮下又把我帶到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辦公室，須磨彌吉郎目測後，說了句日語:“要西（很好）”。從此，我就成爲了日本領事館的一名僕役。 我在日本領事館的主要工作是打掃房間，端茶送水，分發信件報刊，有時還接聽電話。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早晨五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沒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還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塊銀元。

當時我們家住在南京黃泥崗下面的薛家巷十四號，這是一座四進的老南京民宅。我在日本領事館幹了十天半個月之後，有一天晚上，一輛黃包車停在我家門口，一個頭戴禮帽、眼架墨鏡、身着藍布長衫的年輕人來到家中，說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帶上黃包車，然後來到了鼓樓旅社二樓四號房間。 走進後，我見房間空無一人，便有些納悶，即問這個年輕人。話音未落，又見另一個頭戴禮帽、眼架墨鏡、身上也穿藍布長衫的中年人走進房間來。他隨手關好門，便滿面笑容地說，你叫詹長麟吧！在日本領事館幹得怎麼樣？酬勞還多麼？我一一作答。隨後這個人又對我說，你曾經參加過“一二八” 淞滬抗戰，在停戰期間，因你母親生病，八十八師黃永淮團長讓你回家探母，這件事你還記得嗎。我當時聽了這番話後，感到非常驚訝，因爲他爲什麼對我這番經歷如此瞭解。之後這個人又對我講了許多國家形勢和愛國道理，並又問我，爲什麼有人介紹你到日本領事館當僕人？我說不知道。他對我鄭重地說，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報，爲國家效勞。

他後來說，自己叫趙世瑞，是首都警察廳特警科外事組組長。說完他撩起長衫，從口袋裏掏出一支手槍，他說他把特殊行動祕密告訴了我，問我何去何從，自己要好好選擇。並對我說，要麼當一名抗日的中國人，參加我們的組織藍衣社（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國民黨祕密組織中華復興社，蔣介石爲名譽社長。

“藍衣社”被視爲復興社中的“法西斯派”。“藍衣社”初期主幹由黃埔骨幹構成，他們身着藍制服，以區別普通黨員，在戴笠領導下，逐漸發展成爲特務組織。——編者注）收集日本人的情報，監視日本人的行動，爲國家爲民族效勞；要麼用這把手槍在這間房子裏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到這個時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當時認爲有這樣報國的機會，沒有理由拒絕。就立誓加入。從此成了“藍衣社”一名潛伏在日本領事館內的臥底。我化名袁露，代號65。每月組織給我十塊銀元，當時一百斤一袋的洋麪粉只賣三塊銀元。

自從加入了組織，我每時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報，監視領事館內日本要人的行蹤。表面上，我在日本領事館每天就是掃掃地，抹抹桌子，給總領事端早餐，其實是在蒐集情報。把他們辦公室、文書科、總務科等房間丟棄的廢紙蒐集起來，將有價值的廢紙留下來，向組織彙報。有時候，還在這些辦公室裏抄錄文件，交給聯繫人員。每日把日本領事館內進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開，抄寫重要情報。將拆開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蓋上用骨頭做的郵戳，或者交還給日本領事館，或者寄發出去。用這樣的手段來獲取情報。這些事情可以說都是提着腦袋在乾的。

我先後有過四個聯繫人:第一個聯繫人叫楊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樓二條巷，門牌號碼記不清了；第二個聯繫人叫黃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營土地祠；第三個聯繫人叫潘崇聲，浙江溫州人，家住丹鳳街二十三號；第四個聯繫人是卜玉琳，東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

這四位聯繫人先後是我的上司，他們性格脾氣雖各異，但工作態度十分嚴謹認真，從有絲毫馬虎，執行任務則雷厲風行，爭分奪秒，遵行戴老闆（戴笠——編者注）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種“當日事，當日畢”的作風。如果工作做不好，聯繫人就會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覺悟，反省行爲。主要讓你從三個方面去反省:一、忠誠，有沒有背叛組織的思想和行爲，是不是忠於組織；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沒有創新進取的精神，有沒有突破自己的成績；三、廉恥，是否操守廉潔，是否肥私損公，是否墮落腐化。在這種嚴謹的教訓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誠國家民族的利益。我講，聯繫人對他自己要求也非常嚴格，經常重複“信條”，其大意是:我們是領袖的耳目，我們乾的事業是無名英雄的事業，是偉大崇高的事業，不爲升官，不爲發財，而爲效忠黨國，實現三民主義。 初做特務工作時，聯繫人黃泗清常諄教說，當特務不圖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時候都裝扮成無所作爲之人的模樣，無論何時何地在人前受氣捱打都要笑臉相迎，不以“低三下四”爲恥，爲國家之利必當臥薪嚐膽，要牢記保密古訓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話不對妻兒言”。我在爲特務組織工作期間，守口如瓶，嚴守祕密。即使家裏的親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有一天下午，我給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湯”。他用完後，即到室外花園裏耍大刀去了。此時其他日本官員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見機會來了，就佯裝整理辦公室衛生，走到總領事辦公桌前，拉開抽屜尋找密件。正在此時，樓梯響起腳步聲，我急忙推好抽屜，收拾桌上餐具。進來的人是日本總領事館警察署副署長悌澤，他用懷疑的目光盯着我，並走到我跟前，舉手抽了我一個耳光。我裝出十分委屈的樣子，望着他，沒作任何解釋。數分鐘後，悌澤轉身取下牆上掛着的球拍離去。事後，我不斷提醒自己，今後要更加謹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領事館的吉野對我說，介紹我進來的僕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廳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說:“聽不懂，我不明白。”一個“不明白”讓我在日本領事館幹了五六年。

後來，經過組織同意，我將身份告訴了妻子。在日本領事館蒐集的一些情報，或者是抄寫的一些東西有時候就交給她。她把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牆壁的關公畫像後，每天都有特工人員來取。這些特工人員戴着一頂禮帽和一副大墨眼鏡，穿着長衫，從我家前門進來，取了東西后，又從後門離去。 組織還教我怎麼去用明礬寫字抄寫東西。這一張白紙，如果你用明礬去寫，表面看不出來，如果把它放在水裏頭，就會印出來。 這個工作幹了好幾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實，便要把我調到領事館的公館去。這樣公務樓就差個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長炳也介紹了進去。他也加入了組織。 旁白:戴笠非常鼓勵下屬特務介紹新人進組織，如某人長期不介紹新人，甚至會被認爲是對工作的不積極。不僅如此，戴笠還特別鼓勵成員介紹他們的家人進組織，家族式的組織一方面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以血緣爲紐帶便於管理，後來有人形容戴笠好像是一個大家長。

我進日本領事館時間不長，發生了一件事。 1934年的6月7號，日本領事館向中國外交部傳出副領事藏本昨晚失蹤的消息，並要求中國方面在儘快的時間內找到藏本副領事。日本方面認爲“我們一個副領事就這樣沒有了，在你們國家沒有了，是不是你們給暗殺了？我們應該向你們國家要人”。如果找不到的話，就要對中國動武。 藏本失蹤的那幾天，南京沸沸揚揚，有傳言藏本在南京被暗殺了，當時的局勢非常緊張，日本國的兵艦都開到了下關海面，戰爭一觸即發。日本人歷來是用假禍於人的方法挑起事端的，這次他們是不是想通過一個副領事的失蹤，來挑起兩國的戰事呢？ 6月6號晚11時，我正好在館內值班，副領事藏本從總領事辦公室出來，找到我，對我說，他現在要出去有事，讓我找司機小劉（名字記不清了）把小轎車開出來送他出去。我找到司機，讓他把車開到領事館大門口，並拉開轎車門，讓藏本上了車。我看到車直往北極閣方向駛去。我趕緊把藏本的去向寫在一張紙上，告訴了組織。 事後才知道，是日本軍部指示藏本到南京紫金山自殺，企圖製造他被中國人暗殺的假象。但是這個藏本到了紫金山之後，想起自己的妻子兒女，想起自己家鄉，不想死。他在那兒餓了兩三天，實在是撐不住了，從紫金山山上一個洞裏面鑽出來，拿自己的金戒指去換喫的，結果被當地人發現了。因爲得到我的情報，首都警察廳已在紫金山方向搜尋藏本，村民發現他後告訴了首都警察廳的警察，大批警員上山去搜捕，在一個山洞裏把他找到了。

首都警察廳就把藏本交給了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領事館去領人。當時的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去了以後，跟當時外交部部長汪精衛是這樣解釋的:“他（藏本）腦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經不清楚。”過了幾天，藏本就被遣送回國了，走的時候帶了一大批文物，我幫他裝箱的。我爲搜索藏本提供了這麼一點依據，否則中日的事端有可能早就發生了。

1937年，日本人在盧溝橋還是藉口士兵失蹤挑起了戰爭，戰事很快發展到上海和南京。在日軍佔領南京前，爲了避免戰爭傷害，日本總領事館的全體官佐已經奉命撤離回國，日本領事館停止辦公。宮下出於對我和我哥哥的信任，吩咐我們倆在這段時間內繼續留在領事館，看管房子。

1937年12月13號南京淪陷後，我和我哥哥同時接受組織的指示，不能離開南京，繼續潛伏，瞭解蒐集日軍內部的情況和情報。儘管南京淪陷了，但我和我哥哥的自由沒有受到限制。因爲日本領事館給我們一人發了一個白色袖章，袖章上面寫着幾個黑字，叫“日本領事館使用人”。我們帶着袖章騎着自行車滿南京城看，尤其是我哥哥，他騎着自行車整天就是城南城北，城東城西地轉，甚至郊區也去看，他看了以後把這些都記下來:哪裏發生大屠殺，哪裏在殺人，哪裏在放火，他都知道。並把看到的情況向特務組織彙報。

南京淪陷的那個時候，我們在南京兩個地方住過，一個是鼓樓二條巷，一個是廣州路。二條巷是我們家最早住的地方，靠近二條巷不遠的大方巷曾經發生過日軍集體屠殺中國人的事件。當時中國人老實，一個日本人用草繩把幾十個被抓到的中國人拴起來，押着去屠殺，中國人都不知道掙脫草繩去反抗一下，老實到這種程度。我有時候在想，是不是日本人太殘忍了，你稍微動一點兒他就要打死你，實際上他把你拴住了，早晚還是用機槍掃，爲什麼不反抗呢，反正都是死。我永遠不能忘掉的是:在廣州路住的時候，日本兵到我們家來搜，找女人。我說:我們是領事館的僕役，並給他們看了日本領事館使用人的袖章，日本兵沒有下手。但在廣州路，有個女人出來倒水，一個日本兵要強姦這個女人，這個女人反抗，日本兵就用刺刀把她捅死了。我親眼看到的。在上海路、在難民區，日本兵經常去那裏抓女人強姦，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的殘暴罪行。在大屠殺之後，南京稍微恢復了平靜，而佔領南京的日軍還經常晚上到金陵女子大學裏強姦女學生。看到這些日軍殘忍的暴行，我義憤填膺，曾經在心裏默默發誓:終有一天，要爲死難同胞和受迫害的人報仇雪恨。

對日軍的暴行，真是一個字:恨。真是恨！我們講這是民族恨，國家恨，還有家族恨。我的表弟，叫徐萬興，他有個兒子，就是在日本轟炸的時候，死了。日軍飛機轟炸南京城，從1937年8月15日到1937年11月15日，九十天裏，轟炸了一百多次，死了五百多人。日本飛機每丟一粒炸彈下來，只要是落到居民區，總是房倒屋塌，血肉橫飛的景象。

所以我要報這個仇，就是給中國人報仇。爲什麼要下毒呢？下毒就是爲了替中國人爭口氣。

日軍在南京進行了兩個月的大屠殺之後，日本大使館的官員又從日本國回到南京日本總領事館辦公。我和我哥哥詹長炳又繼續在日本領事館當僕人爲他們服務。

曾經打過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領事館見到我時，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說，你們現在是真正的亡國奴了。我聽到這話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但心裏早已翻江倒海。我在這個時候是不會跟吉野爭論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來，我時刻記着自己的任務。我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什麼叫忍辱負重，這就是忍辱負重。對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爲今後復仇暗地裏創造條件。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領事館“公館”內打掃衛生，在船三書記官的房間裏，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錄下來。

後經翻譯才知道是:6月9日，日本外務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隨行要員，來南京視察日方工作。日本總領事堀公一決定於6月10日晚，舉行大型宴會，招待清水次長及其隨行人員。堀公一還決定邀請侵華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部首腦及僞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系抗戰初期在南京成立的漢奸傀儡政權。1937年12月，日軍佔領南僞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梁鴻志（前左）與華北漢奸首領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會上。

京後，指使漢奸梁鴻志組織“治安維持會”。1938年3月取消維持會，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管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淪陷區和南京、上海兩個特別市。1940年3月，汪僞政權成立後，維新政府宣告解散，併入汪僞政權。——編者注）漢奸要員。

我及時把這一重要情報向特務組織聯繫人卜玉琳做了彙報，在我送出的情報中，還詳細的列出了參加酒會人員名單。名單中，囊括了當時駐南京日本華中派遣軍的首腦以及僞政府的骨幹分子，包括梁鴻志。軍統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簡稱。國民黨的特務情報組織——編者注）得知這一消息後，決定製造一起大事件，想通過藥酒把他們全部毒死，來烘托抗日的氣氛、反日寇的氣氛，激發羣衆的抗日熱情，同時也給漢奸走狗一個沉重的打擊。6月6日晚10時，軍統局南京區區長錢新民決定，在丹鳳街二十二號軍統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長潘崇聲家召開祕密會議。研究策劃“毒酒案”行動計劃。

我哥哥去參加了會，會上當即成立了行動小組，由軍統局南京區副區長尚振武負責籌劃領導。政治助理書記卜玉琳負責與我們兄弟倆聯繫。情報助理書記劉玉卿、李再生負責我們全家的撤退事宜。會計主任安少如負責選定毒藥。我負責在酒席上投毒。

爲了保證投毒行動的成功，會議決定讓我投毒後，也喝上毒酒，與日軍、漢奸同歸於盡。這樣子日本人就不會再有什麼大的動作，這個案子好像就到此結束了。我哥哥把上面的精神向我傳達了。

我接受了最關鍵的任務——酒中投毒。但是，我也說出了自己的想法，當時我跟我哥哥這樣講，一要保證毒藥的藥效:毒性如何？能否毒死人？如果毒不死人，把我賠進去也是白搭。二是，完成任務後，儘量安全撤離。我還年輕，我不是不願意死，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兒，我不能去死，我說我活着也是保存力量嘛，也是一個抗日力量嘛，還可以繼續殺敵，繼續爲國家工作。

結果我的哥哥把我的意見又向上級反映，軍統局後來認爲還是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你可以不死，但是事情必須要做。”

軍統局爲了使我把這件事情幹得更好，還做了這樣的安排，就是在1939年6月10日這天早上，請我們全家，包括我的父母，在南京魚市街中華菜館，喫了一頓團圓飯，然後由軍統局把家人全部送過江，到八掛洲隱蔽起來。毒藥是軍統局給了我姑父潘崇聲姑父後來把藥交給了我哥，我哥晚上帶回家的。過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講，說“你看，藥已經拿來”，我看到是一個很小的，小針頭這麼粗的瓶子，藥不多。上面有USA三個字母。這個藥是由軍統局提供的。我手上有一把鑰匙，這把鑰匙足有半斤重，領事館裏大大小小的櫃子都歸我管，所有喫的喝的也由我來管。酒是有專門的人採購來的。這次宴會的酒是從南京中華路老萬泉酒店買的，這是一個老字號的酒店，全國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名酒都有。日本人最愛喝中國黃酒，黃酒稱爲老酒。喝黃酒的時候要溫熱。黃酒越熱越好，人喝了不會醉，喝了以後不上頭。我藥拿到手以後，在當天下午四點鐘就倒在一個溫桶裏，就是一個溫黃酒的瓶子裏面，然後倒了一點點黃酒搖了搖，晃勻了以後，放好，放在了一個過道的櫃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臨開席之前，我把這瓶毒酒倒在一個大瓶子裏面，爲了防止那些傭人們隨手亂拿。我最怕下人們自己去拿酒，這些酒喫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須把酒藏好，放在櫃子的最裏面。開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時還是有些擔心，因爲是好幾桌嘛，怕不勻，不能讓他們自己倒，我一個一個給他們倒好。宴會開始以後，我佯裝肚子疼，正好碰上一個叫劉玉山的僕人，我說我肚子疼，看一下醫生拿點藥就回來。我跟他打了個招呼就從後門溜走了。我在放完藥之後，總認爲這個藥藥量太少，這個藥叫氰化鉀，氰化鉀雖是劇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虧他們死了兩個，如果要不死兩個。說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會懷疑你，懷疑你沒有真幹。你小子玩弄我們，死的這兩個保了我們全家的命。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是當時歷史的情況。

我哥哥一直在傅厚崗叫高原嶺的巷子等我，我從後門遛出後，騎着自行車去和他會合。他還在傅厚崗買了兩個枇杷。我們騎車穿過了玄武門，過城門時下車向日本兵鞠了個躬。江邊有一隻小船事先已經藏好等着我們。要上船時，我哥哥捨不得扔那兩輛自行車，因爲那兩輛車非常好騎，當時中國還沒有自己的自行車，是日本貨。燕子磯有個地方叫八斗山，這個地方是一個江面比較直的地方，選擇這個地方過江。當我正要上船的時候，日本前後兩艘小火輪，架着槍，前後有一二百米吧，就開過來了，我和哥就把船劃到江上的蘆葦蕩裏。先避避風頭，到了凌晨三四點才過了江，在一個叫徐家窪的地方上了岸。

王高科一直在岸邊等我們。他一見我們就說:“這麼晚纔到，你們再不來我就走了。”我哥哥非常生氣，說:“安排好的，等到天明你也要等啊。”一氣之下兩個人吵了起來。我素來對他們倆人都沒有好印象，因爲兩人平時有錢了，喜歡玩女人。

徐家窪這個地方呢，是一個小集鎮，這個集鎮有一個小茶館。我們和接應人員早上鑽到這個茶館裏面去。準備喫一點茶，好好休息一下。正在這個時候，日軍一卡車，漢奸帶着，就搜過來了，我看到這個情況，就問他們該怎麼辦。王高科說後面有個空房子，於是我們幾個人都鑽進去了。一看有一張牀，我哥就說他想躺躺，他說他很累，我一看，要躺的話，房門如果關着，人家會起疑，我就把門打開，演了一個空城計。我們站在門後面，門開着，牀上是空的，日軍以及漢奸就從房子的這個門邊一個一個走過去，沒進那個房子。我說這是老天在保佑我們，他們要是進來的話，就必死無疑了。

據當時還在領事館裏工作的人講，在我離開十多分鐘以後，酒宴上就有人喊:“酒裏有毒！”第二天，大後方的報紙報道了這件震驚中外的南京毒酒事件，參加宴會的日僞要員全部中毒，毒死了兩個日本人，船山是領事館裏講中國話最好的，這個人對人很客氣。官宮，是日本領事館的會計，發錢的，這兩個人喫了酒，被毒死了。其他人喫得少，沒死掉。那個梁鴻志沒死掉，日本人都中毒了，但聽說，外頭走廊上倒的倒，吐的吐。我聽了心裏很痛快，我一直等着這一天呢！我親眼看見他們強姦過婦女再捅死，這個仇恨記在我心裏，我爲中國人報仇了！下毒就是要爲中國人爭口氣。後來國民政府還獎給我一面刻有“忠勇殺敵 ”四個字的銀盾。

得知領事館的兩個僕人不見後。日軍開始在南京城內大肆搜捕。那天晚上，據說是大小城門，外十三內十八，全部關掉了。結果他們都沒搜着。他們抓了一千多中國人嚴刑拷打，還牽扯了我們很多親戚。我有個二姨，他丈夫受罪了，給日本鬼子打壞了，我老婆的姐姐被灌辣椒水。尤其是我的婆婆，給日本鬼子抓到了以後，用燒紅的烙鐵在胸口上燙。直到她去世，這個燙傷的傷口都沒有癒合。這就是日本人乾的事兒。甚至連老萬泉酒家的掌櫃也遭遇了逼供。

徐家窪是軍統局設在江北的一個據點。這是個祕密據點，主人叫毛藍田。軍統局是這樣安排的。叫我們先潛伏下來，不要驚動，因爲拖兒帶女目標太大，一路上盤查也很多，半年以後再行動。大約過了半年，用毛驢馱着我們到上海去了，從揚州、泰州這一帶慢慢去的。到上海以後就住在華北公寓。爲了使無辜的人不至於生活得這麼痛苦，上級就搞了一個假信，讓別人寫的，原文是這樣的:

我們兄弟兩人在日本領事館幾年的服務期間，非常忠於職守，沒有一次做過違揹你們的事。這你們也是相信的吧。說實話，不幸的是，發生了中日戰爭，我們目睹了日本對中國的無理侵略，對日本人確實感到失望。然而我們只是從新聞報道中看到你們日本人的兇殘，但還不是親眼看到，因此還沒有改變我們在領事館內服務的忠心。後來南京被你們日本兵佔領，我們親眼看見日本兵在南京燒殺姦淫的一切獸行，甚至連我們的家也被你們燒了，我們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強姦了，家裏的東西也被日本兵搶劫一空。我們兄弟雖如此忠實地在領事館內服務，而我們的家被燒，妻子被姦污，財產被掠奪，可憐勞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們破壞盡淨。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麼希望？我們決心要爲國報仇，爲國雪恥，我們已經和日本人誓不兩立。只是我們既無兵，又無力量，加之總領事對我們又很好，因此至今我們都下不了手。十日總領事招待客人，我們知道總領事不能出席，才決定下手，生死難料定，這就要看他們的運氣了。

我們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爲了滿足報仇雪恨的心願。我們事先對誰也沒有講，事後更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們不想再說假話。我們已經來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們有本事就請來捉我們吧！但不要懷疑其他的人。我們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們捉住，願爲多數被你們蹂躪的人報仇雪恥，死而無憾。像我們這樣的勞動者，除以這樣的死作爲代價外，沒有比這更光榮的。我們在領事館進行了這次行動，惟恐牽連總領事，但想不出其他報仇雪恥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館宴會的時間下手了，這樣做對不起總領事，感到遺憾。

半年以後，我們全家坐上一隻海船離開了上海，上面讓我們全家獨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纔有同志接應。我們先到了浙江，有一個叫宜陽（浙江現無此地——編者注）的縣城。在那兒上岸，用牛拖車子上岸。我們路過戴老闆（戴笠——編者注）的家鄉，他母親迎接了我們，還請我們喫了飯，對我父母也很好，很親切。但在溫州住店的時候，一天半夜，店主僱了幾個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裏有全部的盤纏，還有我的一支槍。我睜着眼睛看着他們拿走的，我想，他們也知道我看見了，但我不能說話，否則全家就沒命了。

因爲沒有錢，我們就落難了，那實在是受苦受難。我得了黃疸型肝炎，喫不下飯，病得很厲害。有一天走在街上，一個人從我身邊走過，突然拉住我，說:“你病得很重呀。”他說我眼睛看上去是黃的。此人是個中醫。我們素不相識，他硬把我拉到店裏開了幾副藥。喫下去一個月以後，病就好了。至今我還記得那個人，他救了我一命。

在浙江，我本想靠賣稀飯、油條、燒餅、山芋維持全家繼續逃亡，不過，只賣過一天，因爲沒有人喫。我們換換衣服又坐船到了福建莆田。好在家裏人一直在一起。在莆田，我終於做起了賣油條、稀飯、紅糖的生意。但全家的口糧仍難維持。我的大兒子腰上得小癤子，孩子們也瘦了。在浙江溫州的時候，妻子生了一個女兒，小名叫圓蘭子。因爲營養不良，又得經常跑路，圓蘭子最後死在莆田，埋在那裏了。老伴後來經常想起這件事，一想起就哭。

從福建我們慢慢走，1944年，根據軍統局的安排，我輾轉來到了湖南衡陽幹部培訓班，這是軍統局照顧我，讓我當個拿工資的學員。

在培訓班裏，我學打算盤，練毛筆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靜庵。畢業的時候，還發給了我一張八級財政稽查員的證書。抗戰勝利以後，我帶全家回到了南京，1946年，國民政府在勵志社（創立於1929年左右，是蔣介石效仿日、美軍隊建立的一個軍官俱樂部性質組織。——編者注）獎勵抗戰有功人員，給了我五萬萬元的獎金。其他的人都多少拿了一點，我拿得最多。

我提出，日本人打走了，我也完成了我的任務，可不可以退出軍統。上面同意了，但給我在蘇州中央軍官訓練隊，安排了一個職務，是一份不用上班白拿薪水的工作。軍銜是上尉，我每個月都要坐火車去蘇州領一次錢。

1946年，我哥哥仍然留在軍統局，主要是搞肅奸，把抗戰時當漢奸的人揪出來。他當時紅極一時啊。我拿獎金在中央門外的神策門庫倫路，買了一塊地，蓋起了三層的旅館。後來這附近的路也是我開發的，我還架上了電線杆。當時生意非常好，家裏人口多，也就沒有僱外人。旅館裏有電燈，有電話，在當時是不得了的事。但我做生意很本分，該交的稅都交，也時常接濟附近的鄰居。所以在後來我倒黴的時候，周圍的人對我很好。唯一不順心的是，我哥哥回來後，時常爲財產的事在家裏爭吵。有一次，我老婆頂了他幾句，他拔出槍架在我老婆頭上，我在旁邊吭都沒吭一聲。我老婆爲這件事一直怨恨我。我們逃亡以後，原來家裏的房子被日本人一把火燒了，我哥哥列了一份財產清單（見附件）交給了國民政府。政府如數補償給了我們。

1949年，解放前夕，我過去的上級趙世瑞找到我，要我和他們一起去臺灣，我當時很堅定不想去，因爲旅館的生意很好，我捨不得。

……

我並沒有覺得自己虧呀，雖然沒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聰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沒有病。我天天鍛鍊，打太極拳，在牀上做俯臥撐，現在還能做二十幾下，我天天鍛鍊呢。

有時，我會夢見被我殺死的日本人船山來找我，因爲他人很和氣，中文說得好，平時和我關係很好。但我不後悔。你問我後悔嗎，還後悔呢，我是誠心誠意要殺他們的，我是中國人啊！中國是我的祖國啊！我要我的國家！還後悔呢，我從不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