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男性对自我地位的抬高及对女性地位的贬损，他们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大力宣传“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男人掌控着文化、宣传、政治等资源，当社会普遍接受儒家思想时，“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也不可避免地确定，在这种环境下，女性的心理与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贞节观、妇德观渐渐被妇女接受，非但如此，妇女们还以身作则，加入到宣传妇德的行列中，此时，《女诫》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元代起，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急剧下降，明清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女性权力最低微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时代”，女性们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足不出户”、“女子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歪理邪说层出不穷。

东汉时期，有人写了一本书，名曰《女诫》，它出自女性之手，并且对“女性”群体进行自我贬低。

这本书作者为东汉的班昭，著名的女文学家。全书共分七篇，分别是：《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和叔妹》。

七篇文章从七个方面，限制与约束女性的言谈举止，品德行为。

原文太长，我们在这里摘录部分内容来看一下：

第一篇《卑弱》：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古时，女孩子出生多日后，就让她躺在床下，将织布用的纺锤作为玩具，并将生女之事斋告宗庙。睡在床下，以表明她的卑弱，地位低下。给她瓦砖，以表明女子应当亲自劳作不辞辛苦。

第二篇《夫妇》：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丈夫如果品行不贤德，就不能驾驭妻子，妻子如果不贤惠，就不能事奉丈夫。丈夫如果不能驾驭妻子，就失去了威严，妻子如果不能事奉丈夫，就失去了基本道义。

原文中“御”、“事”两字，充分表明，男性应该凌驾于女性之上。

第三篇《敬慎》：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女子必须要懂得尊敬、顺从丈夫的道理，这是女子需要遵守的基本大礼。“敬”是一种持久恭敬的态度与做法，“顺”是对待丈夫及其家人要宽和。

女子必须无条件顺从丈夫。

第四篇《妇行》：妇言、妇德、妇容、妇功，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所谓的“妇德”，是说女子不要太过于聪明；“妇言”，是说女子不要灵牙利齿，能言善辩；“妇容”，是说女子不要刻意打扮自己，不能太过招摇；“妇功”，是说女子要懂得基本的女红技艺。

娴静贞节，能谨守节操，有羞耻之心，举止言行都有规矩。

第五篇《专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作为男性，他有再娶的道理，而作为女性却不能再嫁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天。天是无法逃离的，女性也就不能离开丈夫。女性的行为要是违背上天旨意，上天就会惩罚你。女性的礼节道义如果没有做到，丈夫就会怠慢你。

女性要想得到丈夫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赖，就要专心正色。守礼义，保纯洁，耳朵不听不该听到的言语，目不邪视，出门不能打扮得太妖艳，在家不能穿得太随便。不和品行不好的人来往，不要只看重门第。

第六篇《曲从》：夫“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女性必须要保持内心安定，谨守夫家，专一不二。要注重公婆的心意。

丈夫宠爱妻子，可公婆却不一定喜欢儿媳，公婆的心意如此，儿媳是无可奈何的，所以只能选择逆来顺受。

第七篇《叔妹》：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已也；舅姑之爱已，由叔妹之誉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女性得到丈夫的恩爱，是因为公婆喜爱你，公婆喜爱你，是因为小叔子小姑子喜爱你。由此推论，对妻子来说，想获得夫家肯定或否定，全在于小叔子小姑子。要与他们和睦相处，即使是相处不好也没有其他办法，作为妻子只能忍受。

这样一部通篇宣传“男尊女卑”、“贞节思想”、“困守家务”的书籍，竟然出于女性之手，令今天的人难以理解，那么，《女诫》的成书背景是什么呢？

《女诫》成书的历史背景

西汉时代的女性地位尽管早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开始降低，但直到西汉代中期前，妇女的社会地位还算比较高，受到礼教的影响也较小，表现之一，就是可以自由婚嫁，多次婚姻。

汉高祖刘邦娶寡妇：1.曹氏，生大儿子刘肥。刘邦对儿子刘肥比较优待，封其为齐王，属国共有73个城市，成为西汉时代最大的诸侯国。

2.薄氏，生汉文帝刘恒。薄氏原本是魏王曹豹的妃子，曹豹死后，刘邦将其纳入后宫，后来薄氏产下一子，取名刘恒，刘邦将北方边境重地代郡等地封给刘恒，建立代国。

汉景帝娶二婚女。汉景帝皇后王娡，原本嫁与普通人金王孙为妻，后来王娡母亲请人给女儿相面，相士说此女有大富大贵之相，当为国母，王母便强行令女儿与金王孙断绝夫妻关系，并托人将女儿送入太子刘启东宫。王娡颇受刘启喜爱，生下一子，就是汉武帝刘彻，在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王娡被册封为皇后。

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一生嫁了三个男人： 曹寿、夏侯颇、卫青。各诸侯王也有迎娶二婚女性的记录。由此可见西汉初期，汉朝女性在婚姻上还能够自主一些。

但，事情很快向坏的方向发展。

对妇女地位的降低，产生严重影响的就是儒家学说。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腐儒们，便着力在社会构建“男尊女卑”的礼教氛围。他在《春秋繁露》中提出“阳尊阴卑”观念：

“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也就是说，无论出身多么高贵的女人，她在生活中还是要依附于男人，服从于男人。

进而董仲舒提出“三纲”之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西汉末年，文学家刘向在《列女传》中，通过收集的105篇故事，大力宣扬所谓合规的封建社会“妇女言行举止”，成为压迫女性的又一部道德参考书。

随着男性对自我地位的抬高及对女性地位的贬损，他们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大力宣传“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男人掌控着文化、宣传、政治等资源，当社会普遍接受儒家思想时，“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也不可避免地确定，在这种环境下，女性的心理与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贞节观、妇德观渐渐被妇女接受，非但如此，妇女们还以身作则，加入到宣传妇德的行列中，此时，《女诫》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后世的女性地位变化

《女诫》的出现，是女性自我贬低的现象，也是女性无法改变社会现状的表现。

东汉时期东汉的皇亲贵戚们，都从少女中选择妻子，再无西汉时期那种“寡妇入门”的现象，平民百姓也渐渐受到这种影响。

不仅仅是婚姻方面，发生了重要改变，女性的活动也渐渐受到禁锢。

秦代与西汉时期，女性抛头露面，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较多，如秦始皇时代的巴寡妇清，汉高祖刘邦时王媪、武负，汉武帝时期卓文君。东汉时，这类记载几乎没有。相反，《列女》故事越来越多，以至于从《后汉书》起，历朝史籍几乎都有专门的目类:《列女传》，更有甚者，后来《列女传》变成了《烈女传》，女性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重，越来越紧。

唐代唐代李氏皇族有鲜卑血统，因此王朝充满着大气、开放、包容的气象，女性地位再次有所上升，李唐皇帝中，有的娶继母，有的娶儿媳，还出现了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但这些现象并不意味着“男女平等”，更多的唐代女性依然受到了男权的压迫。

白居易《太行路》：“何况如今鸾镜里，妾颜未改君心改”，“人生莫做妇女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李白《寒女吟》：“昔君布衣时，与妾同辛苦。一拜五官郎，便索邯郸女”，“忆昔嫁君时，曾无一天乐。不是妾无堪，君家妇难做。起来强歌舞，纵好君嫌恶”。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鱼玄机《赠邻女》：“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这些唐诗，反映的是女性被抛弃，男性在外寻欢作乐的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字里行间充满着女性的哀怨。

宋代及以后朝代我们常认为，中国女性从宋代时，坠入到了深渊，其实不然，宋代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期：一方面，相比后世，宋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地位还算不错，另一方面，此时程朱理学兴起，针对女性再次炮制枷锁，即“三从四德”：“三从”者，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三从四德”的基本雏形，在上古时代就已出现，东汉的《女诫》等书籍再次提及，统治者、文人都大力宣扬，真正变异并深刻影响社会的时代，是从南宋中后期，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接受，并以官方身份进行宣传。元代起，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急剧下降，明清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女性权力最低微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时代”，女性们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足不出户”、“女子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歪理邪说层出不穷。

结语

一部《女诫》的出现，并不足以遽然改变社会风气，然而从中国女性地位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越发僵化。

一方面，统治者们强化皇权，使专制制度走向死胡同，另一方面，统治者与腐儒文人极力疆化民众思想，使国人不再关注开拓创新，只愿意守着一堆故纸堆转圈子，翻来覆去地考究过去的书籍，寻章摘句，往偏处解释，向歪处理解。无形之中，中国被世界潮流抛在后面。

物极必返，当封建社会崩溃后，新文化运动倡导“男女平等”，中国女性的春天才慢慢到来，只是对于这一天，中国的女性等待的时间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