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浙江各地公安民警，根據當地特色，建立了爲羣衆有效解決矛盾的機制，效果斐然。老楊調解室、鄉警迴歸、老兵驛站、平安大姐、治保110等各類調解組織百花齊放。 上世紀60年代，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幹部羣衆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羣衆，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少捕人、治安好”的“楓橋經驗”。1963年11月，毛澤東曾親筆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2003年11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指出，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55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楓橋經驗”在實踐中不斷被賦予了新的科學內涵和時代特徵，成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典範。 如今，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浙江有了新氣象，而發動和依靠羣衆，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則是“楓橋經驗”的核心要義。 全文2953字，閱讀約需5分鐘

　　▲今年9月，諸暨楓橋，老楊調解室。在楊光照的調解下，當事人握手言和。資料圖片/受訪者提供

　　諸暨楓橋:民警打造“調解室” 上門化解糾紛

　　今年已經69歲的楊光照被楓橋當地人親切地稱爲“老楊”，他在諸暨市楓橋派出所當了20多年民警。作爲社區民警，老楊每個月至少走訪25位幫教對象，光名片都發出去了四五千張，“有困難找老楊”，成了當地羣衆的一句口頭禪。 2008年初，楓橋派出所爲他量身打造了“老楊調解工作室”，專門從事矛盾糾紛化解工作。2010年，楊光照退休後又被楓橋派出所返聘，工作室升級爲以專業調解人員爲主，社區民警參與，特邀調解員輔助的“老楊調解中心”。2013年全省警調銜接機制啓動後，又重新規劃爲楓橋鎮調委會駐派出所人民調解工作室，掛牌“老楊調解室”。 爲了方便羣衆，老楊調解室還配置了一輛流動警務調解車，爲特殊羣體實行四個上門服務，“老弱病殘對象上門服務、家庭問題引發的治安糾紛上門服務、未成年人及中小學生矛盾糾紛上門服務、隱私案件糾紛上門服務”。 “公安部門牽頭的調解和民間傳統‘老孃舅’調解不一樣，‘老孃舅’是以家長式調解，我們是以三調融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結合。”楊光照說，“現在人們的矛盾也發生了變化，經濟糾紛比較多，這個時候要以法律爲依據，再以當事人實際情況進行調解。” 2018年老楊被評爲全國人民調解專家。近五年來，老楊調解室共調處各類矛盾糾紛1070餘起，調解結案1050餘起，調處率98％以上，糾紛結案率100％，兌現各類經濟損失賠償（補償）5000餘萬元，羣衆對“老楊調解室”的滿意率達到100％。

　　▲老楊的筆記。新京報記者 趙朋樂 攝

　　紹興上虞:“鄉警迴歸” 678名民警回原籍

　　紹興市上虞區是中國鄉賢文化之鄉，上虞區公安分局在全國首創“鄉警迴歸”基層治理模式，以鄉警爲鄉賢，以制度形式組織民警“常回老家看看”，協助基層組織和駐村民警做好鄉村警務工作。 上虞區公安分局政治處主任單建權介紹，目前，上虞區公安分局678名民警回到原籍地擔任“鄉警”，主要承擔起宣傳員、調解員、情報員、治理員、服務員等“五大員”職責。“鄉警在回家的時候順便做些宣傳工作、調解工作，輔助駐村民警和村幹部，並不做行政決定，也沒有硬性考覈。”單建權說。 上虞區公安分局章鎮派出所所長阮維軍告訴記者，鄉警在調解家鄉糾紛時比其他民警更有優勢。小越街道馮柯山村在一處道路改造中，兩戶人家因徵地利益不肯讓步。村幹部找到了“鄉警”章鎮派出所教導員王全江，由於兩戶人家都是王全江的同學，在他的溝通下，村裏再進行協調，最終順利推進村道路改造工程。 實施“鄉警迴歸”以來，上虞全區110矛盾糾紛同比下降21.8%，同一糾紛重複報警數同比下降49.5%，治安糾紛處罰率同比下降27.7%。 2017年以來，上虞區公安分局章鎮派出所積極探索警務工作新模式，在原有辦理戶籍業務“不用跑”模式的基礎上，推出“揹包警務”新模式，極大方便了山區羣衆辦事。 “我們轄區很多村在山區，出行不方便，揹包警務主要服務留守老人、兒童等特殊羣體。”章鎮派出所民警陳洪江告訴記者，警務揹包裏主要放着辦理戶籍的資料、急救用品、宣傳資料、相機等設備，羣衆要辦理戶籍、證照等業務，可以提前打電話給他們預約。 陳洪江回憶，今年年初，轄區楓樹坪村一位語言障礙者因上社保需要辦理身份證。這位女士來自貴州，20歲左右嫁到上虞，很少外出，生活中沒有使用過身份證。由於無法用語言交流，陳洪江還找了聾啞學校老師幫忙，歷時三個月，往返五六次，並聯繫了貴州警方確認這位女士的地址、年齡等信息，最終爲她辦好了身份證。

　　▲上虞民警展示警務揹包。新京報記者 趙朋樂 攝

　　湖州織裏:爲外來人口“以鄉音解鄉愁”

　　湖州市織裏鎮是中國最大的童裝產業市場，本地人口10萬，流動人口35萬，是全省人口倒掛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織裏的安全和穩定始終是湖州市黨委政府的一塊“心病”。爲徹底消除織里社會秩序亂象，湖州市公安局深入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以防爲主、防爲上的理念和決心實現織裏的由亂到治。 除了實行網格化基礎管理、區域化警務協作，治理也實行專業化糾紛調解。全面深化“警調銜接”機制，在派出所建立公安、司法、公益律師、勞動保障四部門常態入駐，“家園+”衛隊按需入駐的“4+N”矛盾糾紛調解中心，形成多方力量參與、網上網下結合、法理情相融合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中心成立以來，月均化解矛盾糾紛113起、勞資糾紛67起，接待諮詢羣衆226人次。 “以鄉音解鄉愁”，湖州織裏外來人口較多，調解中心在工作時往往安排矛盾當事人的老鄉進行調解。“平安大姐”就是調解中心中的一支隊伍，由24名“老闆娘”組成。負責人徐維麗是東北人，來織裏鎮做生意多年。 “我做過租客也做過房東，打過工也做過老闆，也是兒媳、媳婦、母親，鎮裏很多工人經歷的事情我們以前都經歷過，能站在對方的立場考慮問題，他們自然也願意聽我們的調解。”徐維麗說。 類似的社會組織還有湖州市公安局織裏分局織東派出所軋村警務站站長陳建如牽頭成立的“老兵驛站”。 作爲一名“老班長”，陳建如將轄區裏面的“退伍轉業軍人”都聯繫起來，在警務站組建了“老兵驛站”，組織老兵宣傳隊、巡邏隊、調解隊，打出“老兵不老，服務周到”的口號。目前，“老兵驛站”共有58名老兵，輪流在驛站值班，接待羣衆。 “老百姓對軍人比較信任，我們說話也更讓人信服。”老兵餘勤徵說，“有時候值班，遇到本村的居民，我們更瞭解情況，更容易進行調解。”

　　▲10月9日下午，平安大姐正在調解一個糾紛。新京報記者 趙朋樂 攝

　　嘉興港區：治保主任和110一起處置糾紛

　　嘉興港區作爲經濟開發區，矛盾糾紛多發多樣，一些較大規模的羣體性事件在當地許多幹部腦海裏仍然記憶猶新。從2013年開始，港區黨工委、管委會下決心，通過三年治理，矛盾糾紛調處化解實現大改觀。 “根據港區矛盾糾紛的特徵和變化，我們想到把各村、社區治保主任組織起來，同我們一起處置糾紛類警情。”港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大隊長陳龍談起2015年時探索這項工作的情形，他說，這也有爲應對治保主任新成份多以及一些村、社區治保工作流於形式的考慮。 先是試點，而後推廣，港區綜治辦、公安分局於2016年10月聯合下發了文件，規定治保110工作機制處警的類型、工作標準以及到崗到位、成果應用等內容，在機制規範的引領下，這項工作效應逐步顯現。 治保110在調處矛盾糾紛中，發揮了治保主任人熟地熟情況熟的優勢，提高調處的有效性。不僅如此，由於治保主任的羣衆自治組織負責人的屬性，在處警處理即時糾紛中可以起到第三方效果。 今年，治保110處警的家庭、鄰里、婚戀、商貿的糾紛報警無一起民轉刑案件，無升級釀成重大矛盾糾紛事件，轉化爲治安案件的只有2起。

　　新京報記者 趙朋樂

　　編輯 陳康 張太凌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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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爲重案組37號(微信ID:zhonganzu37)原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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